全程陪同一名日本人在瑞士安樂死
一名日本男子來瑞士就是為了借助安樂死結束自己的生命，瑞士資訊swissinfo.ch陪同他走完了生命的最後旅途，在這裡我們寫下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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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週三的下午，天空中飄著小雨，完全不像往日的初夏。 Yoshi(化名)坐著輪椅和他的父母抵達蘇黎世機場。在兩根拐杖的幫助下，他吃力地把身體從輪椅上抬起來，上了一輛計程車，他要去巴塞爾。 “我很欣慰，我們做到了，” 他看著車窗外的風景喃喃地說。
這次赴瑞的行程來得非常突然，兩週前他才決定搭乘這趟航班。 3年前他從巴塞爾安樂死機構“生命週期”(lifecircle)那裡獲得了實施協助自殺的許可，而其實他的計劃是2022年以後才付諸行動，但是從6月份開始，他的病情忽然惡化了，而且惡化的速度，就像一個球從山坡上往下滾，一發不可收拾。 “喉嚨和舌頭變得越來越麻木，我不再能吞嚥固體食物，我的手指也很難再動，我意識到，這次到了生死關頭。”
協助自殺在日本是禁止的。他必須在自己的身體不能再動之前登上飛機，否則就為時太晚了。他還需說服他的父母，陪同他前往。起初，他的父母完全不接受他的計劃。
在整整12個小時的航程中，他一直在忍受著腹部的劇痛，這是他最後一次搭乘飛機的旅行。
到了巴塞爾的酒店，他平躺在一張帶靠枕和輪子的躺椅上，除了上廁所和睡覺，在這座陌生的城市的這個酒店裡的所有時光他都是在這張躺椅上度過的。
安眠藥、止疼藥和一種治療麻痺的藥，這些都是他隨身攜帶的必需品，“我的的軀幹肌肉已經明顯萎縮，內臟器官得不到肌肉的支撐，就會觸碰到神經，所以才會造成劇烈的疼痛，”他說。最近一段時間他沒有睡過超過3小時的覺，就算服用了安眠藥，但藥勁一過，他就會被痛醒。
他只能喝營養飲料、優酪乳或粥。他不喜歡這種感覺，靠著這些液體來獲得身體所需要的熱量和營養，以維持生命正常運轉。
“我不想沒有尊嚴地活著”
日本。 Yoshi是一名40歲出頭的辦公室職員，單身。他與父母住在日本東部。五年前他首次注意到身體的異常跡象。他經常感到膝蓋疼，後來不再能踮腳尖。在年度健檢中，他的肝臟也顯示出不正常的指標。經過檢查，醫生告訴他，他的肌肉“壞了”，初步診斷為 “疑似運動神經元病”。
運動神經元疾病是運動神經元功能惡化的一個總稱。其中最常見的是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LS)。運動神經元受損，大腦的指令不再被傳遞，身體逐漸失去了隨心所欲的運動機能。最終，會影響到呼吸而導致死亡。至今為止針對這種病沒有治療方法。 Yoshi最終也並未被確診為ALS，但ALS的類似症狀逐漸出現在他的四肢、雙手、腹部，甚至喉嚨和舌頭。
網上有關ALS患者的影片和部落格讓他想到自己的未來。 “我不想勸說那些帶著呼吸機的人放棄掙扎，”Yoshi說，“但我不想沒有尊嚴地活著。” 兩年後，在2018年4月，他與lifecircle取得了聯繫並很快就得到了“批准”。
直到今年5月底，他還能拄著拐杖走上約200米。他繼續在家裡為他工作了13年的公司工作；也還能在餐桌旁享受媽媽做的飯菜，但突然他的病情就惡化了。
不再對社會有益
巴塞爾。Yoshi心理壓力很大，儘管他已經得到了安樂死的許可，但他還必須與lifecircle的兩位醫生見面。如果醫生確定病人缺乏判斷力或受第三人的影響，也可能撤銷許可。
現在是上午9:30，Yoshi靠在輪椅上，眼睛靜靜地盯著門口。不久，第一位醫生進來了。她的名字是Erika Preisig，她問Yoshi關於他目前的狀況和為什麼想要安樂死，Yoshi在回答問題的時候，緩慢、平靜地選擇著自己的用詞。
第二位醫生提到了Yoshi的工作。 “直到臨行前您還在工作？”醫生一臉驚訝地問。 Yoshi說：“對我來說，還能為社會做出一點貢獻，很重要，但我的病不再允許我這樣做了，所以我覺得自己不再有任何價值。”
兩個談話持續了三個多小時。 “從醫學角度來講，沒有任何理由能駁回您的安樂死決定。”當醫生在第二個談話中這樣說時，Yoshi緊張的神色稍稍有所放鬆。他的安樂死日期定於星期六進行，今天是星期四，他想和父母一起度過剩餘的時間。
他的父母在另一房間等待，他把定好的日子告訴了他們，他的媽媽再次問道：“你確定不改變主意嗎？”
太多的痛苦
然而病魔不再允許Yoshi擁有更多的時間。傍晚時分，他感到腹部有一種隱隱的不適，這是一個熟悉的信號，巨疼要來了。但是這一次，疼痛的強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是一陣一陣的。他吃了比平時更多分量的安眠藥來助眠，但三小時後，他在地獄般的痛苦中醒來。 “我無法再忍受了”。他給Erika Preisig醫生打了電話。
星期五。早上，他向他的父母道歉，因為不得不把日期提前，而他們也不再堅決地反對。
Yoshi已經無法再坐在輪椅上了，“我必須保存能量。”他上半身平躺在床板上，腰放在床棱上，腳著地，“這樣我會舒服些。” 他在等待新的安排。
“我沒有B計劃也沒有C計劃”。
為什麼選擇瑞士？
“因為我想死得有人的尊嚴。呼吸、吃飯、排便和交流，這些都是生命的基本元素。而現在這些我都做不好了，所以我決定結束生命。”
而家人卻不這麼看，他的母親懇求道：“無論怎樣，我都想讓你活著”。但這樣的要求忽視了痛苦和尊嚴，Yoshi說。 “像我這樣的病人，我們不想聽任自己深陷在痛苦的深淵中，不能自拔。我們也不希望家人如此殘忍。”
他認為輔助自殺也對社會有好處。 “一個身患絕症的病人應該能夠選擇放棄自己的生命，這樣能將巨大的醫療資源留給別人。對我來說，這是一種非常道德的做法。”
但在許多國家禁止安樂死，他質疑道：“為什麼決定給別人用呼吸機被認為是合法的？而協助性自殺卻不是？”
他希望有一天，輔助自殺能夠合法化。 “這樣像我這樣的病人就可以平靜地在家裡過世了，”Yoshi說。
這時距離實施安樂死還有三小時，他態度堅定他說：“如果我得的是一種可治癒的病，也許我會嘗試堅持。但現在，我決心已定，既沒有B計劃，也沒有C計劃。”
最後一句話
現在是星期五下午1點45分，這是他抵達瑞士的兩天後。太陽出來了，Yoshi和他的父母搭乘計程車前往lifecircle在酒店附近的地點，Erika Preisig醫生已經在那裡等待他們的到來。她把他們帶到一個寬敞的房間中，裡面有一張單人床、一張大桌子、一張沙發和滿屋初夏的陽光。
Yochi坐在輪椅上，在桌旁簽了一張又一張的文件：死亡證明申請書、安樂死同意書和一張火化同意書。之後，他面帶微笑地說：“謝謝，我準備好了。”
14:45，Yoshi脫下鞋子，躺在床上。 Erika Preisig醫生將針頭插入Yoshi的右手背裡。他的母親站在他的左側，溫柔地一次又一次撫摸兒子的肩膀。
現在是道別的時候了，他的父親說：“謝謝你這麼多年來對我們的陪伴，你一直是我們的財富。祝你在天堂過得快樂。我們很快也會來找你。”他說的時候，臉上帶著笑容，Yoshi也回以微笑，“我會等著你們的。”
輸液袋裡裝的是致命劑量的戊巴比妥鈉，一切都已就緒。
下午3點整，Yoshi說：“好吧，那我走了！” 說完他毫不猶豫地用手指搬開了輸液的開關。
藥物通過插管慢慢流入他的身體。 Yoshi笑著說：“起作用了嗎，我沒什麼感覺。”他的聲音有些尖，或許是為了掩飾自己的緊張。
30秒後，聽到了四聲微弱的鼾聲，這是他最後的聲音。
Erika Preisig說，他陷入了昏迷。三分鐘後，她把聽診器放在Yoshi的胸口上，並檢查了他的瞳孔，然後平靜地說：“他已經走了。”
“沒有痛苦嗎？”父親問。 Erika Preisig醫生輕輕地把她的手放在Yoshi的手上輕輕地說：“是的，不再痛苦了”。
那隻手仍然是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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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自德文：楊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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