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来客：马可·穆勒为电影业的未来辛勤播种
前洛迦诺电影节总监马可·穆勒(Marco Müller)，在培养全球电影制片人数十年之后，现在正潜心培养中国新一代电影人——这一代人或许很快将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产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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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迦诺电影节期间，要找到穆勒并不难，他是一位具有瑞士和巴西血统的意大利人。他日以继夜地观看他在任之前(1992-2000年)一直很火的“回顾展”的作品。今年的回顾展呈现了哥伦比亚影业辉煌时期的40部经典佳作。
现年71岁的穆勒作为一名来自中国的访客来到洛迦诺，他已在中国生活了五年多。正如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在2014年所说的那样，他在那里的使命是打造世界上最大的电影节。
穆勒在影片放映间隙告诉瑞士资讯swissinfo.ch：“他们说，如果多伦多电影节能展映300部影片，那我们就在九天里放映400部。但我心中有个念头，即因果循环，除了回顾展之外，最多也只应该放映60到70部影片，否则贪多嚼不烂。”
这种审慎的放映规模听起来似乎与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的宏大抱负格格不入。去年，中国电影票房总收入为77.3亿美元(人民币554.2亿元)，观影人次达到13亿。相比之下，美国同期的票房高达90亿美元，观影人次为2.4亿。中国国产电影票房占总票房的比例为84%，外国电影的观影人次自2022年以来一直没有变化。
但穆勒并不关心票房数字或中国观众不断变化的口味。他的职业是教练兼制片人，其地位在电影界堪比世界顶级足球教练佩普·瓜迪奥拉(Pep Guardiola)，而非同行中的其他人。他的电影作品在戛纳、威尼斯、柏林屡获殊荣，甚至在2001年凭借《无主之地》(No Man’s Land)摘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他说：“我在那里真的很开心，因为我学会了如何利用在中国可以找到的资金，重新成为一名制片人。”
当代马可·波罗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意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穆勒是第一批到中国学习的意大利学者之一，当时中国的“文革”刚刚结束。作为一名人类学专业学生，穆勒开始和同学们一起观看中国电影，许多同学后来在全球影坛大放异彩，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穆勒的努力。
20世纪80年代，穆勒策划了西方首次也是最全面的一次中国电影展览，到20世纪90年代，张艺谋、陈凯歌和吴天明等穆勒的老朋友已经为西方电影观众所熟知。
他从2014年开始将工作中心逐渐转回到中国，并于2021年正式在中国定居，开始在上海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担任艺术总监职务，并被上海电影学院聘为名誉教授。他曾担任中国平遥国际电影展总监。最近，他还在澳门创建了亚欧青年电影节。
今年，穆勒还被任命为意大利西西里岛陶尔米纳电影节的艺术总监。虽然在2019年他辞去了瑞士意大利语区大学门德里西奥建筑学院的教职，结束了在欧洲的最后一份正式职务，但此番任命使他在欧洲仍坐拥一席之地。
穆勒所积累的广泛人脉网络不仅是为了自己能担任各种有名气的职位，更是为了将全球东西南北的电影专业人士联系在一起。电影节首先是一个行业生态系统，制片人、发行商、销售代理和买家汇聚于此，而这位“教练”非常了解如何在其中做到游刃有余。
支持年轻电影人
中国的电影产业受到国家的严格管控，但穆勒似乎对大环境中的各种限制并不在意。他表示：“你必须想办法与他们合作。我的方法是，我始终支持中国新兴的独立电影制作人和制片人，这是可行的。”
今年1月，他在澳门举办了首届亚欧青年电影节。他解释说，“亚欧”这一标签具有微妙的地缘政治意义，“并非我不想取悦政府，而是如果我使用‘一带一路’或‘金砖国家’等官方标签，(国外)会有很多人抵制。在某种意义上，当我说亚欧时，我是在颠覆俄罗斯传统的欧亚大陆概念。而这个方法奏效了。”
1999年葡萄牙殖民者离开澳门后，这个前葡萄牙殖民地享有的特区制度正式生效，相较于中国内地，澳门特区显得更为开放。他说：“在澳门，我专门为中国的新锐电影制片人创建了一个项目，无论他们是否是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员，都能有机会与国外的电影人交流，观看那些无法通过官方渠道看到的影片。”
“通过澳门，就像过去通过香港一样，你还可以为新导演创作的精品项目找到中国的私人投资。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当属我们的‘在制作品实验室’(WIP Lab)项目，16部在制作品将在世界各大电影节上放映。随着这些影片完成拍摄，它们将参加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柏林电影节，希望也能亮相戛纳电影节。”
一把瑞郎
在洛迦诺的一家咖啡馆里谈论中国，突然感觉像是在讨论科幻电影。中国和瑞士电影业的现实情况截然不同。在中国，私人资金源源不断，政府的投入也有目共睹。而本届电影节期间，洛迦诺城内的热门话题却是瑞士联邦政府大幅削减国际文化合作资金。
这些资金由瑞士外交部下属的瑞士发展与合作署管理，并按照穆勒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瑞士建立的模式进行分配。其目的是扶持文化(和电影)产业相对落后国家的青年人才开发和制作艺术作品。
在电影节开幕的头几天，瑞士发展与合作署框架内的12个瑞士文化合作伙伴发表了一份声明，谴责削减资金的行为。
从绝对数字来看，考虑到联邦预算的总体规模，这听起来像是小钱：区区170万瑞郎(人民币1400万元)。但这意味着支持文化作品创作的联邦预算削减了45%，并影响到一些成功提升瑞士知名度的项目，如洛迦诺的“门户开放”项目(Open Doors)和苏黎世的“剧院奇观”项目(Theater Spektakel)。
穆勒回忆起他提出的构想及其演变过程时说：“这里的情况肯定发生了变化。”
“事实上，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如果我们能从私人投资者那里筹到300美元，瑞士发展与合作署就会给我们300美元，以此类推。这确实让我在使用这些资金时变得更加慎重。”于是，他成立了Monte Cinema Verità基金会，并设立了一个专家委员会，成员包括影片制作和资金筹集方面专家，此外还包括一位瑞士公共电视台的人员。
误砍摇钱树？
瑞士制片人随后开始联合制作全球南方国家和东方国家的电影。“瑞士发展与合作署迫使我们寻求私人合作伙伴，这实际上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因为它确实激励我们继续对每一个项目负责。”
后来，这一模式开始被其他机构效仿，不仅涉及电影，还涉及戏剧、美术和文学。
当穆勒的基金会在2004年停止运作后，“东南视角”基金会(Vision Sud Est)继承了其运作方式。它也是最近因瑞士发展与合作署削减资金而生存受到威胁的文化机构之一。
即使是该机构筹集的小额资金(2万至5万瑞郎)，也会因瑞士发展与合作署的捐助而翻倍，这意味着会有一笔可观的种子资金来启动电影项目，尤其是那些用穆勒的话来说“无人敢投资的项目，或是在原产国无法获得投资的项目，因为制片人想表达某些令当局不适的真相”。
看着自己创造的模式逐渐解体，穆勒只能在远处感叹。“但我认为，私营部门应该表明立场。20多年来，私人投资者一直参与出资，因此他们也应该对削减经费的决定表达不满。”
他看了看手表，回顾展的下一场放映即将开始。这位教练尝试总结自己的想法。“我分享的故事与个人努力有关，也与时代背景有关，当时瑞士有能力为国际电影工作室提供成长空间。但即使时代变了，我也实在想不出任何理由去终止这一成功的模式。”
(编辑：Mark Livingston/ts，编译自英文：瑞士资讯中文部/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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