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童工: 不可遗忘的历史
在整个19世纪及20世纪的头几十年里，孩童是普通家庭的重要劳动力。随着工业化的到来，童工更是作为廉价的劳动力遭到剥削。通过一场展览，这段瑞士历史上鲜为人知的悲伤过往终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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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数码产品过度依赖的当今社会，孩子们往往将注意力时刻锁定在智能手机的屏幕上，从而忽略了玩耍的真正意义。根据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的一项研究，众多青少年每日花费在互联网上的时间超过5个小时。这种现象对他们的认知和社交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无独有偶，大多生活在19和20世纪初的孩童既没有机会也没有时间玩耍，自然也未曾体会过其中的乐趣。与之相反，历史上的他们因肩负着为家庭减轻经济负担的重任而被迫成为了劳动力。
被历史忽略的真相
由施维茨瑞士历史论坛 (Forum Schweizer Geschichte Schwyz) 举办的“19至20世纪童工现象”展览将焦点放在了瑞士的未成年劳动者问题上。历史学家兼展览策划人皮娅·舒比格(Pia Schubiger)解释道：“通过本次展览，我们得以首次将瑞士童工这段被遗忘的历史全方位地展示在大众面前，而展出的所有信息则是对现有史料进行深入研究后的成果。换句话说，这次的展览将在对该议题的进一步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历史上，无论是在农业和手工业环境中，还是在小型家庭作坊里，作为劳动力来源，子女的经济贡献至关重要。因此，童工并不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出现的特有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模式：孩童在成人的世界中长大，通过玩耍学习必要的技能，从而成为贫困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
“在那段历史时期里，孩童会根据年龄的不同而承担起照顾牲畜、割草、运送牛奶以及家务活等工作，”舒比格表示，“通过使用量身定制的劳动工具，孩子们渐渐融入到了日常的工作流程之中。这种现象折射出的现实是，在维持家庭生计方面，这些尚未成熟的儿童肩负起的责任显然日益加重。”
额外的收入来源
根据地区的不同，农民家庭往往依靠伐木或清扫积雪等季节性工作来增加收入。在施维茨州的罗腾图姆市(Rothenthurm)，天然冰的生产或泥炭的开采工作是当地人在冬季重要的额外收入来源。不难想象的是，孩童们也参与其中。直到1987年，随着当地的沼泽区域被划分为保护区，这些工作才得以禁止。对此，作为历史专家的舒比格描述道：“自1850年起，泥炭便成为一种需求量巨大的燃料。在其加工过程中，当地的男童会把被机器压缩后的方形泥炭移到一块木板上，然后将它们切块并晾干。”
随着旅游业的兴起，19世纪的瑞士人迎来了新的赚钱机会。例如，在劳特布伦嫩山谷(Lauterbrunnen)等山区的农场里，当地的山民会直接向游客出售手工制作的编织品。舒比格说：“那里的孩童也加入到了这项产业中来。他们从6岁开始工作，每天可生产出半米左右的编织品”。
施瓦本童工
历史上的施瓦本童工现象(Schwabenkinder)起源于第二次反法同盟期间(1799-1801)。时值欧洲君主国联盟与拿破仑法国之间发生冲突，而这一历史事件也对瑞士的格劳宾登州(Graubünden)产生了影响。由于战争，当地数百名成年男性丧生，贫困日益加剧。为了生存，在经历了7到10天的跋山涉水后，瑞士东部那些失去了父亲的孩子们最终来到了上施瓦本地区(今天隶属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和巴伐利亚州)，并在那里的农场找到了工作。舒比格诉说道：“这些孩子们在学期末的4月离开，回来时，已是10月。迫使这些儿童迁徙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饥饿与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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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曾经走私婴儿
当时，大多数施瓦本童工来自于格劳宾登州的上苏塞尔瓦 (Obere Surselva)或卢姆内齐亚山谷(Val Lumnezia)等罗曼什语地区。这些孩童的年纪在6岁到14岁之间，且要面对语言障碍。在一名成年人(通常为女性)的陪同下，他们结伴而行，人数大约在10到20人之间。他们随身携带的物品很少，食物也仅能满足旅途最初几天(150-200公里)的需要。为了填饱肚子，他们不得不向沿路遇到的农民和修道院乞讨或请求施舍。舒比格介绍道：“在一幅19世纪中叶的石版画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在拉文斯堡(Ravensburger)奴隶交易市场上那些格劳宾登州的孩子们被施瓦本农民家庭带走的画面。”历史上，这些辛苦谋生的儿童和提供工作的农民通常在城市或重要居民区的市场上碰头，而交易谈判则往往由陪同这些孩子的成年人来完成。
当时，男孩们的主要任务是照顾牧场里的牲畜。在规模较大的农场里，他们还必须在那里的磨坊或酒馆里帮忙。与此同时，女孩们则负责家务活并帮助农民照看他们的孩子。这些童工用劳动换来了食物、住所和微薄的工资。由于被要求从头到脚穿戴整齐，衣服和鞋子便成了酬劳的主要内容。1850年至1860年间，伴随着赴美移民潮的出现、瑞士人在赚钱方面作出的努力以及旅游业的兴起，前往施瓦本地区的儿童数量迅速下降。舒比格补充道：“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施瓦本童工’现象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充斥着剥削的童工工厂
随着工业化在19世纪的高速发展，对童工的剥削也逐渐盛行。作为廉价的劳动力，当时的孩子们被安排到了纺织厂等各大工厂里。和成年人一样，这些童工每日的工作时间长达16个小时，有时甚至被迫通宵达旦。不仅如此，为了一份极其微薄的薪水，他们还必须忍受工厂里尘土飞扬、炎热和令人窒息的恶劣环境。
阿诺德·施托伯 (Arnold Stauber)曾经也是一名这样的童工。1883年，年仅14岁的他来到了阿尔高州温迪施 (Windisch) Kunz公司的棉纺厂里工作。据他回忆，分配给孩子们的通常是简单、机械重复式的工作。但同时，这些工作却又充满了风险。施托伯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工厂里，我们的工作简直可以用‘令人作呕’来形容。更可怕的是，它对健康的危害也是致命的。每天下午，当纺车停下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必须完成气缸、转轴和纱锭的清洁及上油工作。此外，我们必须钻到那些大型机器的下方，保持仰卧的姿势来进行清洗的工作，任凭机油和油脂不断滴在我们的脸上和衣服上。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我们的身体很难移动，头和鼻子却常常因为撞到金属而受伤。”
那时，有些孩子8岁的时候就开始工作。这样的经历一方面对他们的身心发展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严重伤害了他们受教育的权利。作为曾经的一名童工，阿诺德·施托伯在他所著的《纺织工回忆录》一书中讲述了他的日常：早晨6点进工厂，8点到11点去上学，午餐前半小时回到纺纱厂上班，下午2点到4点回学校上课，之后回到工厂继续工作两个小时。
1877年，不顾众多工厂企业主反对的声音，瑞士人批准了一项和工厂工作相关的划时代法案。这意味着，在国际层面上，有国家首次通过立法规范了工作时间，给予了妇女和儿童特别的保障并确定了合同自由原则与企业主的经济自主权。在此基础上，瑞士成为了致力于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先驱国家之一。
这项专门为工厂类工作制定的法案将工作日时长限制在了11个小时以内，不允许人们在夜间和周日工作，并禁止雇用14岁以下的儿童、孕妇或产后妇女。然而，这些规定仅适用于工厂，不适用于小型作坊或农业领域。
资料来源：瑞士社会保障史
1874年，瑞士正式开始在联邦层面上实行义务教育；1877 年，《联邦工厂法》出台，明确禁止了14岁以下儿童的童工行为，并对夜间及周日的工作行为进行了规范。自此，儿童们的生活条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然而，“孩子们并未因此获得最佳保障。特别是在当时最为贫困和偏远的地区，儿童仍被当作维持家庭生计的重要劳动力。这和曾经在意大利谋生的提契诺烟囱清扫工或是施瓦本童工所遭遇的如出一辙，”舒比格总结道，“即使到了20世纪，在如何对待儿童的问题上，政府的表现依旧备受质疑。不论是持续到1981年的强行安置手段，还是以‘照料’的名义施加的强迫劳动，在今天看来，无疑都是瑞士的历史污点。”
随着1874年联邦宪法的修订，瑞士开始实行免费且世俗化的小学义务教育。然而，当时的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读写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反之，在许多人看来，学校的教育毫无用处，因为那并不能为他们带来更好的工作和职业机会。保守派反对免费的义务教育，担心过度教育会分走农民子女用在农活上的精力。
当义务教育在联邦层面上得以实施后，不仅入学人数有所增加，教学内容也在纳入了宗教、阅读、写作和歌唱等科目后变得更为丰富。同时，人们可选择在公立学校、私立学校或家庭里接受教育，而市级和州级的政府部门则负责对义务教育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编辑：Daniele Mariani，编译自意大利语：Jun Aikens/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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