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曾有一段不民主的歷史
那時候，二戰已然結束，可瑞士聯邦委員會卻依然死抓著獨裁的管制不想放手。 70年前，也就是1949年，瑞士選民終於憑藉“回歸直接民主”的全民動議，把高高在上的聯邦委員拉了下來，其實很懸，當時的投票通過率僅有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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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機時代，民主顯得太慢了。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瑞士議會賦予了政府緊急狀態處理權。聯邦委員會可以馬上自主作出反應，而不必受議會的約束，這樣瑞士在戰爭中便有了更大的行動能力。
對議會來說毫無影響
本文是親愛的民主#DearDemocracy的一部分, 瑞士資訊swissinfo.ch直接民主特刊。
同樣地，議會可以經常啟動緊急條款。然而民眾作為民主體系中除政府與議會之外的第三大力量，卻被大幅度地排除在外了。因為緊急條款剝奪了選民通過-發起公投這一民主的矯正措施-拒絕立法通過的權利。
這樣公民對政治程序就幾乎沒有什麼影響了，政府和議會令瑞士的直接民主“陷入昏迷”。依照緊急管治法而展開的執政方式，在1945年戰爭結束後仍保留了下來。即使瑞士已做出讓民主回歸的決定，其回歸之路依然走得跌跌撞撞。
“君主式國家警察的口吻”
如果沒有1946年所遞交的2項全民動議，要求重新實施直接民主，那麼專制還要持續更長的時間。這兩項人民提案直指7位聯邦委員毫無限制的權力擴張(見信息專欄)。然而委員們把這樣的提案扔到了冷板凳上。 “聯邦委員會不願讓直接民主馬上回歸，”當時某報紙的標題這樣寫到。
對戰時緊急政府批評最猛烈的是憲法專家Zaccaria Giacometti。他在政府的回絕中聽出了“君主式國家警察的口吻”，這種表達體現出瑞士民主已陷入更大的危機。該教授直白地稱當時的政府為“非法”。
這樣的批評在1943年出自從德國逃亡而來的國家法教授HansNawiasky之口。蘇黎世的國家法教授Andreas Kley也頗為贊同。 “聯邦委員會是憲法、法律和法規的製訂者，卻不為聯邦憲法所製約。它可以在各州的權限範圍內依然宣布實施緊急條例，而不必注意自由的權利”。
為了重新引入直接民主發起了2項全民公投議案
1949年多數州和選民通過了第一條動議，這震驚了政府和議會。第二條動議被撤回。按照間接反動議的要求，自1952年起取消了緊急管制制度。
(資料來源：Thomas Kley發表於《新蘇黎世報》2015年5月4日的文章)
藐視議會制的人
早在1930年代，瑞士的領導者們就開創了“精神國防”(Geistige Landesverteidigung)這一概念。這是瑞士對維護本國角色認定的推崇，也是為了抵制希特勒所倡導的以血緣和土地為主導意識形態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威脅。
“精神國防”的高潮是塑造了正直勇敢、驍勇善戰的瑞士公民形象(德)外部链接，他們揮舞著中世紀瑞士僱傭軍的兩大絕活-晨星錘和長柄斧。然而民主在這一過程中也遭到了削弱。
事實上，瑞士和其他地方的民主危機在德國進行武力威嚇之前就已經開始了。 1929年股市崩盤(法)後，瑞士和所有歐洲國家一樣，反民主的聲音越來越大。他們想要製約民主的影響，因為據說它要抵制徵收急需的戰時稅。
瑞士納粹和中間派政客
這種表現在瑞士最激進的就是親納粹和法西斯分子。他們對民選的議會持嘲諷態度，認為其毫無行動力，而且民主會削弱在組織上強有力的領袖國家。
然而對民主模式弱點的確認卻大大鼓舞了極右翼份子。在兩次世界大戰的間隔期，大罷工(德)讓政治遊說團體增添了新的市場策略。他們的目標是在瑞士人的腦海中樹立起一個政治敵人，而民主的方式已不足以應對：這就是猶太-布爾什維克世界陰謀的策劃者。
還有許多人認為具有協作性質的政府形式是種不錯的解決方式。這種與等級分明的職業組織、行會、同業公會相似的聯合會可以取代議會。國家應該由強有力的領導團隊或強有力的領袖來治理。而這種聯邦政府委任的聯合體僅應為專權的領導機構提供諮詢。
民主岌岌可危
在戰爭年代，人們越來越傾向於接受擁有絕對權威的政府模式。即使戰爭已經過去3年，聯邦委員會和議會也依然反對回歸到全民公投的民主制度當中。
正如同基督教保守派、國民院議員Karl Wick在1948年所表示的：“一個國家也可以民主致死”：“民主是很重要，但國內外的安全更重要”。
僅有少數議員對這兩項類似的全民議案持肯定態度，支持直接民主的回歸。這其中就有工會幹部、國民院議員Max Weber。 “如果對民主加以限制，我們就不能擺脫陷入獨裁和專制的危險，”他說。
出錯招的聯盟：沃州陣線
然而直接民主的呼聲還是有的。名為“回歸直接民主”的全民動議就是最主要的推動力。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樣的政治願望並非出自地道的民主黨人之手；恰恰相反，其核心發起人竟來自一個名為“沃州陣線”的組織。
該組織最初只是要在法語區的沃州舉行一場跨黨派的抗議活動。 1933年他們的初衷是反對向本地紅酒徵收州稅。這一陣線反對中央化、國家化。而其創辦者兼合作倡議人是Marcel Re-gamey，他恰恰最看不上民主。 1944年時，他還為第三帝國的衰落而遺憾。他認為“將經濟從猶太人的國際資本手中解放出來”和將歐洲所有國家統一於一面旗幟之下是“值得為之奮鬥的”。
也就是說，該議案的發起人替他的反對者呈上了其政治意願。故事的結局也有些讓人哭笑不得，正是反民主的力量給予了民主最有力的托舉，才讓瑞士拖著奄奄一息的直接民主重新康復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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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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