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击言论：怎样应对网络中的仇恨言论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互联网已成为人们交流和获取信息的重要平台。然而，随着社交媒体和在线论坛的普及，网络仇恨言论也日益猖獗。这些言论不仅对特定群体造成心理伤害，还可能煽动现实中的暴力行为。瑞士一些民间组织倡导用反击言论来应对仇恨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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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恨言论被视为对社会和民主的威胁。当今社会在Facebook和Instagram这样的社交媒体上可以发表任何言论，因此能有一些志愿者用所谓的“反击言论”来回应这些仇恨言论，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传播仇恨言论的人非常好地组织在一起，“安妮-塞琳·马切特(Anne-Céline Machet)说。他们私下联络，集中力量。
作为日内瓦一个女权主义基金会的负责人，马切特对此深感担忧。女性从小就被告知要谨慎行事，不要过分张扬，现在这种影响在互联网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人对仇恨言论的看法是多样的。一些人认为仇恨言论是不可接受的，并担心它们可能煽动现实中的暴力行为。
例如，近年来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出现的仇外言论引发了对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人的攻击事件。
然而，也有一些人对特定国家的仇恨言论持容忍态度，甚至认为这是表达民族主义情绪的一种方式。
在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特别是在涉及历史问题或国际争端时。
总体而言，尽管中国政府对某些仇恨言论持容忍态度，但也有许多中国人呼吁减少仇恨言论，促进社会和谐。
资料来源：纽约时报及风闻网
针对女政治家或女记者的直接网暴-以及因阅读到这些仇恨言论的所有女性受到的间接影响-在威胁着民主。原因之一是，女性不再愿意参与讨论。马切特遗憾地说：”一些抛头露面的女性退出了公共领域。”这种情况必须制止，她认为加强宣传和讲解工作非常重要，马切特说：”我们必须告诉人们，行动起来反对仇恨言论是完全可能的。”
什么是仇恨言论？
仇恨言论包括针对某一社会群体的人进行侮辱和贬低。
2022年瑞士社会与政治调查机构Sotomo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86%的瑞士人认为网暴现象非常或比较普遍。然而这一现象是全球性的，民众对这一现象的认知也是全球性的。欧洲委员会反种族主义委员会认为，仇恨言论是对“民主社会凝聚力”的“严重威胁”。该委员会指出，如果仇恨言论被忽视，会导致人身暴力和社会冲突的出现。
202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6个国家进行了一项调查，得出的结果显示，67%的人表示他们经常要面对仇恨言论。当然各国之间存在差异： 比利时、奥地利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这一比例较低；而在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和印度，这一比例则明显较高。
所有国家的受访者都感受到：同性恋者、少数民族、移民和妇女会更经常地受到仇恨言论的影响。
提前做好准备
马切特说：”我们希望为女性和性别少数群体重新营造一个安全的互联网空间，至少在我们发起的项目中能够这样”。距离3月8日国际妇女节开展公开活动还有一段时间，性别平等基金会(Fondation pour l’égalité de genre)就已经提前制定了应对仇恨言论的策略。
基金会主席马切特和她的同事们得到了瑞士“停止仇恨言论”组织的支持。马切特说：“许多人愿意在我们开展网络活动时，做出正面的评论；而我们保证，会把仇恨言论记录下来，并上报给相关机构。”
网络仇恨言论问题在2025年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1月中旬，就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任前不久，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出人意料地宣布，Facebook和Instagram今后将更加注重言论自由，也希望对仇恨言论采取更宽松的态度；今后将不再设置专业审核人员而是让志愿者，对潜在的有害内容予以提醒并做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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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前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表示，Meta停止事实核查并减少对Facebook和Instagram上的言论审查是为了支持言论自由，并恢复平台上的开放讨论环境。
他提到，Meta将引入类似于X(前身为Twitter)的社区留言系统，允许用户自行决定是否需要更正或补充信息。
这一决定引发了广泛讨论，有人认为这将有助于促进自由表达，而另一些人则担心这可能会增加虚假信息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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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还很难预测这会对社交媒体产生什么具体影响；但许多人都会想：互联网会不会变得比以前更“凶险”？
1%的人发布三分之二的仇恨言论
Tiktok(抖音国际版)、Facebook和Instagram等大型平台主导着网络，针对仇恨言论目前最有效方法可能是从小规模做起： 在网络和聊天群中，集中在一起，用反击言论来回应仇恨言论。
根据瑞士停止”仇恨言论”(Stop Hate Speech)项目的统计数字，约1%的网络账户发放的网络仇恨言论占65%，这个数字也带来了希望，“停止仇恨言论”组织经过研讨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只有少数人传播仇恨言论，那么也只需要少数人站出来反击。但是，反击并不意味着以攻击性的语言做出反驳，而更多的是要指出仇恨言论。
苏菲·阿克曼(Sophie Achermann)是“停止仇恨言论”组织的创始人。2015年，她作为瑞士青年代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组织了一次关于网络性别歧视的研讨会。“那是在Metoo运动之前，”阿克曼回忆道，“房间里坐满了人，大家都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当时我们觉得自己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一些人认为这个问题无足轻重，他们建议受网暴影响的人不要把那些恶意评论者当回事，或者干脆关掉手机。而在当今的网络工作环境中这是无法想象的。
刑法和内容审核
从那时起，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变得越来越难。最初的想法是使用算法来搜索社交网络中的仇恨言论。然而，自2017年特朗普首次当选后，有关Facebook所扮演角色的负面报道越来越多，使用算法进行搜索已不再可能。如今，在各大社交媒体已无法进行自由搜索。
一些仇恨言论触犯了刑法，例如，一些个人诽谤形式的言论，或在欧盟国家违反《数字服务法》(Digital Services Act)的言论。阿克曼认为，仅靠刑法无法根除仇恨言论问题。
2021年，“停止仇恨言论”组织和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的第一份研究报告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尽管“网络仇恨言论增加的同时遏制仇恨言论的努力也在增多”，但“政府和社交媒体公司对内容的管制措施”也压制了一些有价值的言论。仇恨言论“被分散而非被减少”。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将‘反击言论’作为对抗仇恨言论的策略。”
从那时起，集权以及专制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X/Twitter的所有者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自称是印度总统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粉丝，后者被政治对手和观察家指责发表过反穆斯林的仇恨言论。在印度，新闻自由在衰退，而内容管控则可能成为一种镇压工具。
“共情疗法”
“在一个社交媒体亲身体验中，科研人员得出这样的结论“带有共情色彩的反驳言论可以减少种族主义仇恨言论”，这是2021年联邦理工学院一项调查结果的标题。 这份公开发表的研究报告被阅读了30’000次以上-这对一份科学出版物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数字。科研人员对1000多个英语推特个人主页进行了观察，这些主页看起来非常人性化，却发布了包含仇恨言论的推文。
科研人员将其中一部分个人主页作为对照组进行观察，然后他们自己创建了比较中立、非政治性的账户，用幽默、提醒或共情的口气，对发表仇恨言论的账户做出了回应。
这个亲身体验实验证明，以动物为主题的搞笑帖子制止仇恨言论的效果不大，这些帖子让人感觉是发给所有人看的推文(包括家人和雇主都可以看的推文)，这种推文不起作用。然而，那些能引起共情的评论却产生了效果，例如在回应仇恨言论时，用这样的口吻：“对于非裔美国人来说，看到这样的语言真的很伤人。”
这样的话语，产生了“持续性的效果，尽管效果相对较小”。那些产生“共情”的人，后来发送仇外推文的次数变少了，而且他们也更有可能会删除最初的仇恨言论。
反对内容管控的人支持反击言论
田纳西州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dt Universität)“言论自由的未来”研究所在他们的‘反击言论’工具程序包中推荐了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这项研究。
有趣的是，就算是反对内容管控的人，尽管他们非常重视言论自由，也拥护这种“反击言论”策略。2023年该研究所的雅各布·姆昌加马(Jacob Mchangama)和娜塔莉·阿尔基维阿杜(Natalie Alkiviadou)在《反击言论集锦》中指出，“内容管制审查”往往会限制那些叙利亚和阿富汗的持不同政见者发表言论，因为后者抵制官方宣传。
据姆昌伽马和阿尔基维阿杜表示，YouTube利用自动内容审核机制删除了数千条叙利亚反对派成员记录内战的视频。如果按照欧盟一刀切的规定-“线下非法的东西在网上也是非法的”，那么匈牙利的同性恋者(那里有反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法律)或西班牙的宗教批评者(那里亵渎神明是应受惩罚的罪行)都会被禁言。
对姆昌伽马和阿尔基维亚杜来说，目前利用反击言论抵制互联网上的仇恨言论是唯一方法。
一个月内30’000条评论
苏菲·阿克曼与“停止仇恨言论”组织以及该组织衍生出的一个公共言论基金会现在经常与瑞士各大媒体合作，对这些媒体的在线评论进行监测和科学分析。有一次，他们发现一个账户在一个月内发表了3万条评论。阿克曼说：”我们都认为这不是一个人，而是机器，但后来发现确实是一个人。”
阿克曼和她的团队随后将这些分析得出的经验传授给了可能受影响的各机构，比如日内瓦性别平等组织。他们希望能产生连锁效应。阿克曼说：”我们鼓励那些不是政客，却拥有10万粉丝的人，成为志愿者，打击仇恨言论。”
她坚信：”我们不需要那么多人来覆盖那1%发放65%的仇恨言论的人。”
受影响者不应使用反驳言论
“制止仇恨言论”组织的工作还包括辅导受影响者，让他们尽量少地受到仇恨言论造成的负面影响。用“反击言论”回应仇恨言论的人不应该是受到仇恨言论影响的人本人。因为对于受影响者来说，在消化仇恨言论的同时还要面对发起这种言论的人，带来的精神负担太大了。
在“停止仇恨言论”组织的启发下，卡斯帕尔·魏曼(Caspar Weimann)从德国北部在聊天群中将那些针对仇恨言论做出回应的人联合起来。魏曼说：”如果有人发布了一个含有需要反击言论的链接，就会有一大批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在评论栏中发布各种他们创作的带有反击言论的动画或贴纸。魏曼与其他人一起经常为艺术家和文化专业人士举办研讨会，现在这支队伍也在不断壮大。
魏曼说：“我会回应厌恶女性的仇恨言论，但如果是仇视变性者的言论，我就会在群里号召其他人一起反击。”魏曼在接受采访时戴着一顶上面写着“上帝是变性人”的帽子。
巨型企业和团结空间
最近，魏曼参与了Tiktok上的一个项目，有人发布了一个带有训练男性气概内容的视频，针对对象是那些有可能厌恶女性的年轻男性，潜在的危险是有可能带来激进的反应。该视频被观看了数百万次，并被分享了数千次。对魏曼来说，重要的是群里的艺术家们不要因为视频而离开这些平台，而是要利用它占领平台。
魏曼认为，社交媒体的背后往往是“巨大的公司，它们可能非常危险”，但同时社交媒体也是 “我们互动的空间，我们的民主在这里活跃。”
当被问及有多少人加入了“反击言论”聊天群时，魏曼说：“让我看看。”然后拿出了他的手机。“Whatsapp上有250人，Signal上有95人”。所以，反击仇恨言论，需要的人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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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Mark Livingston，编译自德文：杨煦冬/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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