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资金透明化：台湾与瑞士的平衡之道
谁在资助哪些政治家和政党？通过严格规定和监测工具，台湾成功地增进了公众对政治的信任。该做法是否可以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然而，新实施的公开制度也有其阴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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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智强(Chih-chiang Lo)与谢佩芬(Peifen Hsieh)利用每一刻与潜在选民进行着交流。罗智强54岁，为国民党候选人，谢佩芬37岁，为民进党议员候选人，他们多年来一直在台北市中心的大安区竞选地方和国家职务。
若在选举前夕于繁华街道上遇见他们，将会收到小礼物：口罩、纸巾、徽章、饼干和水瓶，这如今已成为这座西太平洋岛国上每位政治家的“标配”。
台湾民主初期的贿选现象
然而，在东亚大部分地区仍大行其道的塞红包现象早已不见踪影。在台湾，红包这一传统仍见于婚礼、毕业或生辰等特别场合，但在选举中已然消失。
在1996年开始自由选举之后, 贿选行为曾笼罩了初期的台湾民主，正如公民监督国会联盟(Citizens Congress Watch, CCW) 副执行长甘順基对瑞士资讯swissinfo.ch所言。
自从在国家一级首次权力更迭后，重要政党对政治资金透明化的态度在2000年代中期发生了改变，” 甘順基说道。自2007年成立以来，他的组织一直充当着台湾民主的守护者。
“我们收集所有重要政治人物的信息，并向公众揭露财务不一致和未兑现的选举承诺，” 甘順基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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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政治捐款上限
在与其他公民社会组织和独立媒体的共同努力之下，甘順基与公民监督国会联盟在过去二十年中督促台湾逐步强化了政治资金公开法。“我们现行的政治资金立法几乎没有给非法捐款留有任何可乘之机，”主管机关的资金监管专员陈美燕(Chen Mei-Yen)强调。
台湾现行的政治资金公开法不仅规定了必须公开的捐款金额，还规定了捐款的上限。10’000台币(约300瑞郎)以上的捐款必须申报。相比之下，瑞士的申报起点金额高出50倍，为15’000瑞郎。
在台湾，个人对候选人的最高捐款额为100’000台币(约3000瑞郎)，而瑞士无上限。
瑞士记者、政治透明度专家巴尔茨·厄尔特利(Balz Oertli)说道：“上限有其优缺点。其优点可能是允许所有参与者能够公平竞争。”特别是在瑞士的公投中，小型利益集团常常需要与财力雄厚的老牌政党和协会对抗。
在瑞士，无法仅靠金钱赢得公投
“然而，仅靠金钱无法赢得公投，”巴尔兹·厄尔特利补充道，“例如，三月的养老金提案，支持方的预算是反对方的七倍，但提案仍被否决。”
厄尔特利是Lobbywatch组织的董事会成员，并在调查组织WAV担任记者。WAV通过运营在线工具“金钱与政治”，整理相关数据。
此外，捐款上限在实际执行中困难重重，需要排除掉各种各样的规避途径。厄尔特利指出：“透明度至关重要，倘若没有透明度，我们只能被迫相信所有人都能够遵守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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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透明度为台湾塑造信任？
更高的透明度可能有助于增强对民主和政治的信任。“近年来，支持我们民主制度的人数有所增加，”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副执行长甘順基强调。
据《世界价值观调查》显示，目前有超过90%的台湾人(比2008年增加了10%)支持民主；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科学民调数据显示，84%的台湾人(比2008年增加了5%)支持多党制。
然而，甘順基也指出了公开制度的缺陷：“不仅是台湾致力民主的公民关注我们和政府发布的信息，我们中国的邻居也在密切关注。”
中国对台湾总统候选人施压
甘順基指出：“尤其是那些在中国有业务往来的捐赠者和候选人，明显感受到了压力。一个知名的例子就是企业家郭台铭，他在选举前几周在中国税务部门的压力下退出了总统选举。”
2023年底，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顾立雄(Wellington Koo)向媒体指出，在台湾的财务监控部门公布了富士康创始人在台湾政治中的财务参与数据之后，富士康中国公司便收到了税务审查通知，该审查“并非常规、并显然带有政治动机”。
因此，在台湾，公开制度对于像公民监督国会联盟这样的组织来说仍需寻求平衡。甘順基承认：“鉴于中国对于有关数据另有企图，我们不能简单地与大众分享我们的数据和分析结果，但我们与当局和本地政党有良好的沟通渠道。”
最多百元台币的选举礼物
这种互信产生了效果：不久前，像公民监督国会联盟这样的民间组织无法访问财务监督部门收集的数据。陈美燕指出：“这一点已经改变。目前，例如公民监督国会联盟这样通过认证的组织可在数据公开之前查看有关数据，选举结束半年之后有关数据则将全面公开。”
在日常政治活动中，一些小细节也处处体现出了对现行规定的尊重：政党和候选人在选举期间只能向潜在选民分发价值不超过100台币(不到3瑞郎)的礼物，如纸巾或雨披。
在当地民进党候选人谢佩芬的竞选总部，捐款箱上明确标示单笔捐款上限为1000台币，并且无论捐款多少，最多只能领取两张印有候选人肖像的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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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Mark Livingston，译自德语：瑞士资讯中文部/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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