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选举观察员的“王牌”
玛格丽特·基诺·内伦(Margret Kiener Nellen)具有双重身份：她既是老练娴熟的国际选举观察员，同时也是瑞士本土政治家。在她看来，根深蒂固的宪法是保障公民和少数派基本权利的根基。但瑞士模式的直接民主能否“移植”到其他国家开花结果，她心存怀疑。
“这种体制也许在现代社会和弹丸小国里才能如鱼得水，发挥它的最大功效，”基诺·内伦说：“但代价也如影随形。”
历史已然证明，直接民主伴随着瑞士走过了无数的顺境与逆境，帮助少数派实现了在语言、宗教或社会层面上的融合，她介绍道。
“显然，要亲眼见证直接民主自身优越性的充分发挥需要历史的变迁。这种体制保持了足够的灵活度，能够很好地应对不断涌现的诸多新挑战，并与它们形成连理之木，共生共荣。”
基诺·内伦可谓是“多面手”：她的本职工作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律师和翻译，多年以来也致力于在本地及国家层面积极参与政事，成为业余从政者。此外，她还成为旗下拥有57个成员国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又名：欧洲安全与合作机构)的选举观察员，主要任务就是作为旁观者监督各国选举程序，促进政坛公平竞争。
作为左翼社会民主党在瑞士联邦议院中的代表，3年前基诺·内伦加入了瑞士观察团，随后参与了7次代表团任务，尤为突出的是身赴前苏联解体后的国家及土耳其，观察监督选举进程。笔笔业绩让她脱颖而出，成为8人瑞士观察团中最活跃的成员。
这位现年62岁的政治家已入花甲，迄今仍然如陀螺般，终日转战于职场、议会活动和海外出差之间。她说，面对这叠日益厚重的日程表，亲身参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委托的使命已经让自己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了。
瑞士并不是“零差评”
与国际观察团里其他国家的议员们相比，基诺·内伦的瑞士国籍并没有让她显得高人一等。
“观察员的使命并不是临时兴起、走马观花一番，也不是拿瑞士作为公民参与政治事务的表率，在他国面前大加吹嘘，”她说。
尽管如此，瑞士仍然在这方面享有盛誉，她补充道。
选举观察员是怎么产生的？
由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执行机构之一-民主制度与人权办公室组建的国际观察团，诞生于1996年。
每个选举观察团有从100到数千名规模不一的可供随时随地调配的短期观察员。
一般情况下，观察员们会在一个国家选举投票开始前几天抵达当地，并收到一份详细描述各自身份和职责的简报。拆分为数个小组后，他们会根据各自分配的地区巡回拜访20个以内的投票站。
在过去的20年间，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共计部署了逾300个观察团，监督地域遍及欧洲、前苏联和美国。
根据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公布的数据，大约780名来自该组织成员国以及合作伙伴国的议员，亲身参与了2013年至2015年间的22次行动。
瑞士联邦议院的观察员代表团共包含8名成员。他们参与了10项观察监督任务。
“(瑞士模式的直接民主)并不是‘零差评’。就拿土耳其来说，曾屡屡提及瑞士的人权和言论自由这种关键问题，尤其是多乌·裴林契克(Doğu Perinçek)事件发酵以后。”
作为颇具争议的土耳其政治家，裴林契克因在瑞士公开否认鄂图曼土耳其在1915年到1919年期间大肆屠杀亚美尼亚种族是种族灭绝行为，被瑞士法庭依照“否认大屠杀言论”的刑法规定，裁定犯有种族歧视罪。然而欧洲人权法院于去年否定了瑞士的这一判决，认为瑞士法院侵犯了裴林契克的言论自由。
以基诺·内伦的经验来看，各国参与选举的官员通常会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投票站点，不敢有丝毫懈怠。国际观察者的现身对他们而言无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我们观察员的日常工作就是保持密切关注，查看是否存在任何不正当行为，并且及时把这些异常或违规报告给总部，”她说。
从选举窥视一国政治
2013年离开土耳其之后，基诺·内伦开始投身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在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摩尔多瓦和匈牙利的观察任务。
放眼将来，她更希望在该组织委托的任务中扮演一名中间协调者的角色，从宏观角度俯瞰整个选举程序。
“长期以来，我一直为人权工作而奔走。每项任务都是了解一个国家政治体制，以及发现该国选举的相关法律法规是如何应用到具体实践中-直至每一个投票站点的绝佳机会。”
谁在观察瑞士？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不是唯一派遣观察员监督各国选举进程的组织。欧洲委员会、欧盟、美洲国家组织、非洲联盟以及遍布世界各地的人权组织和专家同样以不同身份活跃于该领域。
去年10月巴西东南部米纳斯吉拉斯州的议会选举前期，一名当地的高级官员Diogo Cruvinel以私人访问的名义来到瑞士，收集第一手材料。
Cruvinel发现，瑞士选举机制简直就是该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个体系建立在公民信任基础之上，”Cruvinel在接受瑞士资讯swissinfo.ch葡萄牙语部的采访中说。
让他诧异的是，在不少投票站点，计票方式仍然采取着最原始的人工手动数票。
这位同时在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天主教大学(the Belo Horizonte University)担任法学教授的政治家，同时也提到了来自国际社会各界针对瑞士选举财务体系和选举宣传资金缺乏透明性外部链接的广泛批评。
瑞士模式的直接民主能否移植到泱泱大国-譬如巴西？这位法学教授透露出怀疑与隐忧。
对他而言，公民对于全民公投中涉及利益攸关的议题是否具备足够的认知，大众媒体能否向公民提供全面翔实且不偏不倚的信息，还是个未知数。
(翻译：张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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