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看毛澤東去世45週年
毛澤東的去世預示著一個地緣政治的轉折點,瑞士也不希望被排除在外。但曾經的瑞士大使Heinz Langenbacher對中國人固有的那種”優越感“卻有些不以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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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他的遺體被隆重地安放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裡。數十萬中國人前來瞻仰遺容,外國使團也紛紛前來向毛澤東致以最後的敬意。瑞士大使Heinz Langenbacher在9月14日的日記中,記下了和他一起前往人民大會堂的兒子的話。 “他的面容看起來很年輕,幾乎帶著一種女性的柔美,”這是外交官兒子對這位死去的領導人的描述。
也讓他想起“水晶棺材中的白雪公主”。
“淺棕色的肌膚,濃密的黑髮,當然可能是染過的;平靜和近乎神聖的神情令人肅然起敬” 這個年輕人在棺材前感覺自己“像受驚的魚一樣”為自己腦子裡浮現的這些稀奇古怪的想法而慚愧:“一尊臥佛,躺在那裡,完全超越了時間和感知,沒有膜拜、沒有觀眾。”他還想起了“水晶棺材裡的白雪公主。”
地緣政治的轉折點
Langenbacher大使和他的兒子經歷的這個時間轉折點,也標誌著中國延續至今經濟神話的開端。毛澤東的辭世,為違反社會常態的大規模群眾運動、農業集體化、強制工業和令數百萬人喪生的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畫上了句號,並鋪平了經濟改革開放的道路。
然而,毛澤東去世後,一切都還尚不明朗,就在Langenbacher大使1977年3月離開北京時,仍有許多事情懸而未決。即使在審判了“四人幫”之後,內部權力機構依然不穩定,當時的大使館分析道:“造成10年動亂的那些陰謀詭計似乎尚未肅清。”
儘管如此,Langenbacher大使在告別時強調,“經過1976年的戲劇性變故之後”,中國的未來在他看來 “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光明、更清晰”。 “這種樂觀情緒也將對雙邊關係產生影響,並開闢出新的可能性,”在1978年底,鄧小平的領導地位通過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得到鞏固時,Langenbacher大使預言,與中國之間會有新的交涉空間。
降半旗
在當時被反共主義思潮所影響的瑞士,對於這位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的逝世,人們的反應各不相同,險些在升旗儀式上犯下錯誤。
1976年9月14日,瑞士外交部長、聯邦委員Pierre Graber驚訝地發現,聯邦大廈上的瑞士國旗沒有像往日外國元首去世時那樣降半旗。當時的禮賓司司長認為毛澤東逝世不必採用這一禮儀-因為他不是中國的正式主席,而只是共產黨的負責人並主持了中央軍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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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ber嚴厲地斥責了他的下屬對“禮賓條例的教條理解”,這種失禮的做法與來自世界各地的治喪禮儀背道而馳,並可能對與中國的雙邊關係造成嚴重的政治後果。 “所以,請務必採取必要的措施,”Graber指示禮賓司司長:“9月18日正式舉行葬禮的那天,一定要降半旗,並通知外交使團。”
瑞士-中國的親密盟友?
早在1971年秋天,聯邦委員Graber在對外交使團的一次講話時-在亨利·基辛格訪問北京和美國總統尼克森即將訪華的背景下-就提到:“世界政治的重心正在從歐洲轉移到亞洲”。未來,中國將再次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發揮“與其地理和人口相應”的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瑞士對外貿易官員希望與中國的關係正常化,並對“擁有8億潛在客戶的中國未來市場充滿渴望”。
瑞士對外貿易官員希望與中國的關係正常化,並對“擁有8億潛在客戶的中國未來市場充滿渴望”。
1974年8月,Graber前往中國參加在北京舉辦的 “瑞士工業技術展覽會”,他也是有史以來第一位去中國的聯邦委員。 1974年12月,瑞士聯邦和人民共和國就簽署了貿易協定。
1975年4月,聯邦委員Willi Ritschard陪同瑞士航空Swissair從蘇黎世飛往北京的首航前往中國。 “我們幾乎享受了阿爾巴尼亞人的待遇,”Langenbacher的前任駐中國大使Albert Natural寫道。新華社也對瑞士讚美不已,中國一般只會對歐洲唯一盟友-共產主義政權阿爾巴尼亞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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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与中国关系特殊
而另一方面,Heinz Langenbacher在北京的短暫任職期間感覺到,中國對瑞士的中立、防禦政策及瑞士在1950年就早於他國對新中國的承認和所謂“老朋友”般友誼的讚美,都是些現實、追求質量和完美的“表面功夫”。
因為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瑞士仍然是走向資本主義世界深淵的一部分。除了經濟利益、吸取科技技能和對日內瓦國際中心的利用之外,瑞士“對於中國沒有很大意義”。
按照這位外交官的說法,中國政治領導人對西方的了解少得可怕。中國人有著“毫不掩飾的、存在了幾百年的優越感”,所以對外國一般都不屑一顧。
友好的款待也不能掩蓋這樣的事實:中國人至今也不比100年前或500年前更待見我們這些外國”圓眼睛、大鼻子的洋鬼子“。 Langenbacher在職期間一直在努力去除中國人對外國人的不信任感,也一直經受著挫敗感和是否辭去工作的矛盾心理的折磨。
隨著毛澤東逝世後中國的經濟開放,瑞中交往的數量有了成倍的增長,出現了更多為爭取相互理解而努力的人。例如,1980年,瑞士電梯製造商Schindler成為第一家與中國公司建立合資企業的外國公司。
作者Thomas Bürgisser是瑞士外交文件研究機構的歷史學家。這篇摘錄的原文可在網上查閱。
(譯自德文:楊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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