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只是男人的事吗？
目前世界上共发生着27场武装冲突，与以往人类历史上的情况相似，战争的发起者都是男人。战争是这个较“强势”性别的产物吗？女性能对安全政策产生影响吗？政治学家Leandra Bias主要研究的课题是专制主义和反女权主义，她在此对这些问题做出了明确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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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ssinfo.ch：Bias女士，战争是男人的发起的，这是一种老生常谈的说法吗？
Leandra Bias：战争中男性总是起着主导作用，这是因为男性在政治机构中所占的比例过高，因此他们更有可能做出开战的决定；世界各地的军队中也主要以男性为主。但尽管如此，从生物学的角度，也不能说，战争就是男人的事。我们在教育中，把男孩子培养得更具攻击性，而女孩子则被告知要远离攻击性，在瑞士也是这种情况。
一旦女性大权在握，她们同样会发动战争-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福克兰群岛；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在伊拉克；希拉里·克林顿在利比亚；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阿富汗问题上，都动用了武力，这些例子不都是对这种性别论的反驳吗？
不是，因为上面所提到的这些女性中没有一人奉行的是女权主义外交政策。这里的关键不是男女在数量上的平等，而是要克服固有权力结构的禁锢，女权主义的外交政策会顾及到这一点，并会废除由男性、尤其是那些比较特殊的男性组成的委员会；还会设法铺设渠道和创造途径将几个世纪以来被忽略的问题纳入进来，也会在安全政策中增添其他的内容，比如杀害女性。
而现实情况是，我们现在的所有机制都是以父权制的形式存在，这也是我们这个遵循父权制的社会系统所带来的结果。如果在全球外交政策中-从各国外交官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能实现至少30%的女性比例，那么这一切就有可能改变，包括安全政策。
那么奉行女权主义外交政策的女性会在哪些方面有所不同？
目前我们的安全政策是由男性主导的，这不仅是因为权力掌握在大部分男性手中，还因为男性思维占了上风，也就是说，我们普遍认为当一个人对他人拥有权力时，会有十足的安全感。这种男性化的思维也导致了社会对女性的压抑。
因此我们需要从总体上重新定义安全政策，用所谓的女性思维方式思考。这是一种调和也是共情，比如当我们说到武器时，不是用抽象的数字来佐证，而是要想到数百万人的死亡。
在过去的20年里，女性平均在13%的重要和平进程中担任了谈判者；在6%的和平进程中担当了调解人和协议签字者的角色；在10个和平进程中，有7个没有女性的身影。历史上是否有这样的经验，表明女性参与的和平进程对解决冲突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有一项研究证明，当女性作为调解人或签字人参与和平谈判时，再次陷入僵局的情况会大大降低，和平局势持续的时间也会平均延长15年，对于我来说，这似乎是最具说服力的证明。另一项研究能证明，同样，当许多女性参与和平谈判时，会将其他被边缘化的群体也纳入其中，哥伦比亚的和平进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女性的坚持下，她们被允许参与和平谈判，甚至也能代表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一方。在她们的努力下，谈判达成的和平协议被公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具包容性的协议。这份协议还让政府认识到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对确保长期和平的重要性、农村女性的权利必须得到保障、女性的普遍政治参与权必须得到改善以及性暴力受害者的权利必须受到保护。
你提出了这样的论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也与民主和性别平等有关。你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普京从2009年开始，就经常在演讲中提及俄罗斯的传统价值观，这些由俄罗斯东正教会提倡的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完全背道而驰，必须加以防范。同时，俄罗斯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国家学说，女权主义被视为一种危险，到了2013年，俄罗斯的安全政策最高机关-安全委员会宣布，俄罗斯必须针对女权主义和西方道德观念的宣传，设立一个道德防御战略。
后果就是，女权主义和性别平等被定位为异类和危险思想。
本着这种国家学说，普京将矛头指向乌克兰，并将乌克兰战场说成是与西方文化作战的舞台，因为在他眼里，乌克兰已经被变态的西方思想所污染。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不出几年，性别平等的狂热思潮就会出现在俄罗斯。因此，一场侵略战争被演绎成一场防护战，军事攻击也被说得轻描淡写，这简直太荒谬了。
在这场所谓的“价值观之战” 中，普京还得到了全世界众多国家以及欧洲一些保守党派的支持。你认为欧洲能赢得这场意识形态上的竞赛吗？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对我来说也是关键所在。的确，欧洲某些右翼政党和一些相关运动正追随这股潮流，还有一些国家主义的保守党派，将这种被普京妖魔化的性别平等意识形态当作巨大的威胁来抵制。然而现在最重要的是，那些作为我们民主制度中流砥柱的国家主义政客们要意识到，他们跟风这种思潮，实际上威胁到的不是那些性别平等和反种族主义运动，而是削弱了我们的民主体制。而为了民主的安危，我们应该做的是加强人权。
民主、平等与和平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是因，什么是果？
过去，我们总认为首先要实现民主化才能实现性别平等，所以在许多场革命中，女性都被排除在外。而今天我们认识到，推翻专制制度的革命，要是有女性的参与会更见成效。一项即将出版的研究结果表明，一项改革运动的包容性越强，民主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也是普京为什么明确反对女权主义的原因。
能否在不干涉内政、不行驶文化帝国主义特权的情况下，在其他国家支持民主和性别平等？
首先，我们要摆脱这样的想法-女权主义和人权是西方的概念。公正和女权主义有着普世价值。如果我们陷入了文化相对主义，就是件极其危险的事了。而对帝国主义思想提高警惕也非常重要。毕竟，对我们的指责正是来自那些我们所压抑的文化社会。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向专制让步。所以，我们必须支持那些为平等而抗争的当地维权人士，因为他们最知道如何在他们所在的社会中实现平等。他们应该在运动中起主导作用-我们只需支持他们。国际合作伙伴还要反复强调女性参与其中的重要性；支持民间社会中的女权主义运动；并将民众的要求转达给政治精英阶层。
加强性别平等是瑞士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石之一。瑞士从2023年起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占有一席之地，在这方面瑞士能并应该做些什么？
瑞士应该允许来自乌克兰的女性活动家在安全理事会拥有发言权，并且将性别平等事宜列入安全理事会的议程。外交部还应该招募更多女性外交官。但这并不全是表面功夫，德国女权主义者Kristina Lunz曾经说得很好：这并不是把女性问题放在桌面上来这么简单的事，而是要重做一张桌子。当然这是一项重大挑战。
另一个需要采取行动的领域涉及到国际法：在国际刑事法院或检察院推行女权主义行事方法：例如，对暴力的定义或强奸案中如何举证或冲突后的赔偿等方面需要改进，这里的一个关键词是妇女法庭-性暴力的受害者可以在此讲述她们的经历，让她们被倾听，从而唤起正义感。在这里，遭遇得到相信，犯罪事实也会被认可。虽然没有惩罚，但这种所谓的治愈性司法措施能有效地促成赔偿。这将是安全政策中的一个彻底转变-至少在战后的恢复阶段是这样。
(编辑Marc Leutenegger，译自德文：杨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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