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殺倖存者:她的故事感動了成千上萬的學生
妮娜·韋爾(Nina Weil)是居住在瑞士的最後一批大屠殺倖存者之一,她於2023年11月初去世。來自加馬拉爾(Gamaraal)基金會的安妮塔·溫特(Anita Winter)回顧了這位女性的一生。韋爾認為,與年輕一代分享自己的故事是她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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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韋爾以91歲高齡去世前,她的人生目睹包括歐洲如何面對一次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事件,或倖存歡呼,或保持沉默。
在集中營裡的發展一定非常令她十分震驚。多年來,韋爾向數以千計的中小學生講述了國家社會主義的恐怖。 她的生平故事甚至被納入蘇黎世國家博物館常態展的一部分。
11月9日,也就是「碎玻璃之夜」(Night of Broken Glass)85週年紀念日當天,韋爾在蘇黎世州去世。
長久的緘默
很長一段時間,韋爾都沒有說出她所經歷的難以想像的痛苦。直到30歲時,她才第一次告訴丈夫,德國坦克是如何開進布拉格的-她1932年出生於今屬捷克的克拉托維,而當時她就住在布拉格。
她講述了針對猶太人的隔離是如何開始的,以及1942年她如何與母親一起被驅逐到集中營。在奧斯維辛集中營,韋爾的手臂上被紋上了數字71978,那時她才12歲。
幾年後,她在一次採訪中談到了這段痛苦的經歷。她說:「我哭了很多次,不是因為疼痛。而是因為我已經沒有名字了,我只有一個號碼。我母親承諾,等我們重獲自由,我就會得到一個厚厚的臂章,這樣就不會再有人看到這個號碼了。她還說之後我還可以上舞蹈課。但我既沒有得到臂章,也沒有上舞蹈課。直到今天這個號碼也還在我身上。」
講述就是銘記
在過去的幾年裡,韋爾一次又一次地講述她的人生故事。 她打破了多年的緘默,因為她相信自己必須見證曾經發生的一切。對於中小學生和老師來說,她不僅講述了自己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她帶給了他們深深的感動。
她談到了自己的母親如何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中因精疲力盡而去世,以及在那一刻韋爾如何意識到從那時起她只能靠自己了。她試圖解釋焚化爐升起的煙霧的特殊顏色。
她憤怒地描述了看守的殘忍行為,他們如何激怒自己的狗來攻擊囚犯,以及如何射殺他們。她描述了她如何受到羞辱和被剝奪權利。她講述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她如何成功通過集中營醫生約瑟夫·門格勒(Josef Mengele)的篩選,如何在奧斯威辛和死亡行軍中倖存下來。
「我們一直走啊走,」韋爾談到獲得自由前的日子時說道,「那是在一月份。我們沒有食物。如果運氣好的話,你會在路邊發現一些草。積雪就是我們的水。我們來到了一個大農場,可以睡在馬厩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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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仇恨的地方
韋爾始終指出,反猶太主義和任何形式的仇恨都不應存在。仇恨和冷漠決定了歐洲數百萬猶太人的命運 – 這種反人類罪至今仍幾乎令人難以置信。
戰爭結束時,韋爾13歲-這與後來聽她講述故事的瑞士和世界各地的孩子的年齡大致相同。奧斯維辛集中營結束後,她在孤兒院長大,在那裡她也遇到了她未來的丈夫,在接受實驗室技術員培訓後,她去了布拉格的一家醫院工作。
1968年,當俄羅斯士兵進入布拉格時,妮娜·韋爾和她的丈夫碰巧去蘇黎世附近的烏斯特(Uster)拜訪朋友。「布拉格之春」遭到鎮壓後,他們在瑞士獲得庇護,她開始在蘇黎世大學醫院擔任實驗室技術員。
韋爾熱愛她的工作。但到課堂上和教育機構講述自己的經歷,仍然是她的人生使命和熱情所在。每次她當眾講話時,她都會感到壓力很大,但她認為談論大屠殺是她的責任,透過這些敘述才能讓類似的事情永遠不會再發生。
幾年前她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年輕人應該了解歐洲的歷史,他們應該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她總是說,我們有義務從大屠殺中吸取教訓,並將其代代相傳。 我們不應該忘記,我們不應該變得冷漠。永遠都不應該。
在我們上次談話中,韋爾表示她是「最後的大屠殺倖存者之一」。 課堂上的學生和老師都會懷念她和聽她講故事的時刻。
本文原刊於《新蘇黎世報》(Neue Zürcher Zeitung)。 作者是加馬拉爾基金會的創辦人兼主席。
(譯自英語:樊樺/dh;繁體校對:方常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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