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曾是世界「反共之都」
![1920年的日內瓦。 幾年後,國際反共產主義聯盟在這座城市成立。](https://www.swissinfo.ch/content/wp-content/uploads/sites/13/2024/03/74874693_highres-data-49181300.webp)
100年前,國際反共產主義聯盟(l’Entente internationale anticommuniste)在日內瓦成立。該組織由日內瓦人Théodore Aubert創建,旨在對抗共產國際的行動。 該聯盟與法西斯和納粹政權的妥協加速了自身的消亡。
阅读本文简体字版本请 点击这里
訂閱我們的時事通訊電子報(Newsletter),每週您會在您註冊的信箱中收到一封免費電子郵件,內容是瑞士資訊繁體中文版報導。請擊點這裡,現在就訂閱。
1924年6月2日,在巴黎召開的國際會議為國際反共產主義聯盟(EIA)的成立奠定了基礎。幾乎全歐洲的代表都來到了位於塞迪洛街(rue Sédillot)的國際地產聯盟(Un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Propriété Bâtie)沙龍。與會者包括英國將軍Prescott-Decie、法國律師兼作家Jean Larmeroux以及俄國臨時政府(1917年被布爾什維克推翻)部長Alexandre Goutchkov。 而主持會議的正是瑞士人Théodore Aubert。
當時時局嚴峻-至少在與會者看來是如此。共產國際-由莫斯科領導的第三國際-被他們視為死敵。他們懷疑第三國際要讓布爾什維主義主導整個歐洲。與會者認為,必須對共產主義-甚至是社會主義-的任何蛛絲馬跡都予以打擊,例如,剛剛在英國上台執政的工黨。
日內瓦歷史學家Michel Caillat的博士論文專門以國際反共聯盟(EIA)為題,他在論文中指出,「國際反共聯盟」有計畫地反對任何「政治生活民主化」或「經濟機構社會化」的嘗試 ,並將這些改革視為對共產主義或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讓步」。
誰是反共聯盟背後的「智囊」?當然還是Théodore Aubert。他是日內瓦市的知名人物,也是日內瓦律師委員會的成員。1924年,身為保守主義者,Aubert已深感社會主義-乃至激進主義威脅的困擾。這位律師在瑞士保守主義的各個圈子都拓展了人脈:例如,由Gonzague de Reynold創立的新海爾維第協會、民主黨和瑞士公民聯盟。他從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CRC)、阿爾卑斯俱樂部、佐芬根學生會和《日內瓦日報》等機構招募了未來反共聯盟的瑞士成員。
恰逢其時的暗殺
接著,Théodore Aubert的輝煌時刻到來了。 1923年5月10日,蘇聯外交官Vatzlav Vorovsky在洛桑塞西爾酒店(Hotel Cécil)餐廳被近距離射殺。兇手是瑞士人Maurice Conradi。 此人的家族在19世紀移民俄國,被布爾什維克革命「打得遍體鱗傷」。案件調查很快就發現,Conradi的行動得到了俄羅斯駐日內瓦紅十字會秘書Arcadius Polounine的幫助。 而該紅十字會負責人George Lodygensky拒絕向蘇聯紅十字會讓步。為了Polounine辯護,Lodygensky請來了他的朋友Théodore Aubert。 Aubert警告:「這不是對Polounine和Conradi的審判,而是對布爾什維主義的審判。」他成功地讓法官信服,Polounine和Conradi只是站出來反對罪惡的政權。兩人最終被無罪釋放。而Aubert的辯護詞也成為反共宣言。
![Théodore Aubert 1939年留影。](https://www.swissinfo.ch/content/wp-content/uploads/sites/13/2024/02/the-odore_aubert_en_1939-data-49180540.jpg)
由Aubert及其副手Lodygensky領導的國際反共聯盟試圖團結世界精英。他們行事謹慎,深諳保密之術。日內瓦銀行家Gustave Hentsch同意加入聯盟,但條件是不公開他的成員資格。Michel Caillat寫道:從一開始,國際反共聯盟創始人的商議活動就是秘密進行。而聯盟25年的工作一直保持著保密低調的基本行事風格。
是因為害怕被共產國際人身攻擊嗎?還是想滲透進歐洲政治體制中去? Auber聲稱自己曾在1926年受到攻擊,但攻擊未遂。 Michel Caillat對此表示懷疑。 這位歷史學家說:對共產國際來說,追捕托洛茨基主義者比打擊反共聯盟更重要。
這種保密作風令歷史學家的工作變得異常艱難。1950年代,年邁的Aubert將國際反共聯盟的檔案委託給日內瓦公共及大學圖書館,條件是不能將其轉交給哲學共產主義者,即使是無神論者也不行。這些文件在日內瓦公共及大學圖書館的書櫃裡存放了大約40年後,才向歷史學家們開放,以便自由查閱。
危險的醫生
1920年代,反共聯盟編織出一張反對「紅色危險」的網。這張網路也是共產國際的行動表現,其架構方式以敵人的結構為藍本,包括婦女委員會和文化活動等等。除此之外,聯盟也在瑞士追緝共產黨人。
1925年6月,Aubert向總部設在日內瓦的國際聯盟(聯合國前身)舉報了一個名叫阿宏·斯塔羅賓斯基(Aaron Starobinsky)的可疑人物。Aubert譴責說,這位醫生據稱受布爾什維克的委託,可以自由出入國際聯盟和國際勞工局的所有辦公室。同時,斯塔羅賓斯基也與共濟會保持聯繫。他的入會 介紹人是布魯塞爾大拉比Ginsburger。”
而這位史塔羅賓斯基醫師正是偉大的思想史學者強‧斯塔羅賓斯基的父親。當他申請加入瑞士國籍時,反共聯盟向日內瓦入籍辦公室寄去了一份罪證文件,稱這位俄羅斯移民是蘇聯紅十字會副會長。事實上,他只是副會長的翻譯。儘管如此,他的入籍申請仍兩度被拒。
聯盟檔案中存在許多空白,在1933年至1945年期間尤其之多。這表示並非所有文件都適宜保留。1933年,國際反共聯盟對希特勒上台表示支持。聯盟駐巴黎特派員曾這樣寫道:「嚴格地講,我們應該為納粹政府目前的穩固感到高興,因為它將傾入同樣多的精力來消除共產主義的危險。但納粹主義者有多明智? 如果他們不夠聰明,從政治角度來看,任何戰爭無疑都會引發革命,如果真是這樣,我們最終都會成為輸家。」換句話說,如果納粹政府能夠讓我們遠離共產主義威脅,我們就支持他們。
邱吉爾的退出
面對法西斯納粹政權,國際反共聯盟表示了妥協和支持。Michel Caillat認為,這很合邏輯。「反共聯盟從未試圖吸引社會民主黨人甚至激進派人士。作為保守勢力,聯盟只與民族主義者為伍。但在20世紀30年代初,民族主義者們都各自回國,為自己的國家奮鬥去了。溫斯頓·邱吉爾退出了反共聯盟;1936年,蘇格蘭政治家Atholl公爵夫人也因為不滿聯盟對納粹危險的無視而離開了聯盟主席團。反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與歐洲的民族主義發生了衝突。 」
至少在瑞士,反共聯盟在同布爾什維主義的鬥爭中並非毫無成果。在討論蘇聯加入國際聯盟的議題時,瑞士聯邦委員Giuseppe Motta便認同反共聯盟的論點,繼而投了反對票。Michel Caillat寫道:直到1943年,聯邦當局一直拒絕接受任何與蘇聯建立正常外交關係的建議,而國際反共聯盟在其中也發揮了作用。
戰後,Aubert前往美國,夢想在那裡建立他的國際反共聯盟總部。但美國並不需要這個組織來接手世界反共事業。
(編輯:Samuel Jaberg;編譯自法文:郭倢/xy;繁體校對:方常均)
![符合JTI标准](https://www.swissinfo.ch/chi/wp-content/themes/swissinfo-theme/assets/jti-certification.png)
符合JTI标准
您可以在这里找到读者与我们记者团队正在讨论交流的话题。
请加入我们!如果您想就本文涉及的话题展开新的讨论,或者想向我们反映您发现的事实错误,请发邮件给我们:chinese@swissinfo.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