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曾是世界“反共之都”
100年前，国际反共产主义联盟(l’Entente internationale anticommuniste)在日内瓦成立。该组织由日内瓦人Théodore Aubert创建，旨在对抗共产国际的行动。该联盟与法西斯和纳粹政权的妥协加速了自身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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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6月2日，在巴黎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为国际反共产主义联盟(EIA)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几乎全欧洲的代表都来到了位于塞迪洛街(rue Sédillot)的国际地产联盟(Un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Propriété Bâtie)沙龙。与会者包括英国将军Prescott-Decie、法国律师兼作家Jean Larmeroux以及俄国临时政府(1917年被布尔什维克推翻)部长Alexandre Goutchkov。而主持会议的正是瑞士人Théodore Aubert。
当时时局严峻-至少在与会者看来是如此。共产国际-由莫斯科领导的第三国际-被他们视为死敌。他们怀疑第三国际要让布尔什维主义主导整个欧洲。与会者认为，必须对共产主义-甚至是社会主义-的任何蛛丝马迹都予以打击，比如，刚刚在英国上台执政的工党。
日内瓦历史学家Michel Caillat的博士论文专门以国际反共联盟(EIA)为题，他在论文中指出，国际反共联盟”有计划地反对任何’政治生活民主化‘或’经济机构社会化‘的尝试，并将这些改革视为对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让步”。
谁是反共联盟背后的”智囊”？当然还是Théodore Aubert。他是日内瓦市的知名人物，也是日内瓦律师委员会的成员。1924年，作为一名保守主义者，Aubert已深感社会主义-乃至激进主义威胁的困扰。这位律师在瑞士保守主义的各个圈子里都拓展了人脉：比如，Gonzague de Reynold创立的新海尔维第协会、民主党和瑞士公民联盟。他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阿尔卑斯俱乐部、佐芬根学生会和《日内瓦日报》等机构招募了未来反共联盟的瑞士成员。
恰逢其时的暗杀
接着，Théodore Aubert的辉煌时刻到来了。1923年5月10日，苏联外交官Vatzlav Vorovsky在洛桑塞西尔酒店(Hotel Cécil)餐厅被人近距离射杀。凶手是瑞士人Maurice Conradi。此人的家族在19世纪移民俄国，被布尔什维克革命“打得遍体鳞伤”。案件调查很快发现，Conradi的行动得到了俄罗斯驻日内瓦红十字会秘书Arcadius Polounine的帮助。而该红十字会负责人George Lodygensky拒绝向苏联红十字会让步。为了给Polounine辩护，Lodygensky请来了他的朋友Théodore Aubert。
Aubert警告说：”这不是对Polounine和Conradi的审判，而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审判。”他成功让法官信服，Polounine和Conradi只是站出来反对罪恶的政权。两人最终被无罪释放。而Aubert的辩护词也成为反共宣言。
由Aubert及其副手Lodygensky领导的国际反共联盟试图团结世界精英。他们行事谨慎。深谙保密之术。日内瓦银行家Gustave Hentsch同意加入联盟，但条件是不公开他的成员身份。Michel Caillat写道：”从一开始，国际反共联盟创始人的商议活动就是秘密进行。而联盟25年的工作一直保持着保密低调的基本行事风格。“
是因为害怕被共产国际人身攻击吗？还是想渗透进欧洲政治体制中去？Auber声称自己曾在1926年受到袭击，但是攻击未遂。Michel Caillat对此表示怀疑。这位历史学家说：”对共产国际来说，追捕托洛茨基主义者比打击反共联盟更重要。“
这种保密作风令历史学家的工作变得异常艰难。20世纪50年代，年迈的Aubert将国际反共联盟的档案委托给日内瓦公共及大学图书馆，条件是不能将其转交给哲学共产主义者，哪怕是无神论者也不行。这些文件在日内瓦公共及大学图书馆的书柜里存放了大约40年后，才向历史学家们开放，以供自由查阅。
危险的医生
20世纪20年代，反共联盟编织出一张反对”红色危险”的网络。这张网络也是共产国际的折射，其架构方式以敌人的结构为蓝本，包括妇女委员会和文化活动等等。除此以外，联盟也在瑞士追缉共产党人。
1925年6月，Aubert向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联合国前身)举报了一个名叫阿宏·斯塔罗宾斯基(Aaron Starobinsky)的可疑人物。Aubert谴责说，这位医生据称受布尔什维克的委托，”可以自由出入国际联盟和国际劳工局的所有办公室。与此同时，斯塔罗宾斯基还与共济会保持着联系。他的入会介绍人是布鲁塞尔大拉比Ginsburger。”
而这位斯塔罗宾斯基医生正是伟大的思想史学者让·斯塔罗宾斯基的父亲。当他申请加入瑞士国籍时，反共联盟向日内瓦入籍办公室寄去了一份罪证文件，称这位俄罗斯移民是苏联红十字会副会长。事实上，他只是副会长的翻译。尽管如此，他的入籍申请依然两次被拒。
联盟档案中存在许多空白，在1933年至1945年期间尤其之多。这表明并非所有文件都适宜保留。1933年，国际反共联盟对希特勒上台表示支持。联盟驻巴黎特派员曾这样写道：”严格地讲，我们应该为纳粹政府目前的稳固感到高兴，因为它将倾入同样多的精力来消除共产主义的危险。但纳粹主义者有多明智？如果他们不够聪明，从政治角度来看，任何战争无疑都会引发革命，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最终都会成为输家。”换句话说，如果纳粹政府能够让我们远离共产主义威胁，我们就支持他们。
丘吉尔的退出
面对法西斯纳粹政权，国际反共联盟表示了妥协和支持。Michel Caillat认为，这很合逻辑。”反共联盟从未试图吸引社会民主党人甚至激进派人士。作为保守势力，联盟只与民族主义者为伍。但在20世纪30年代初，民族主义者们都各自回国，为自己的国家奋斗去了。温斯顿·丘吉尔退出了反共联盟；1936年，苏格兰政治家Atholl公爵夫人也因为不满联盟对纳粹危险的无视而离开了联盟主席团。反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与欧洲的民族主义发生了冲突。”
至少在瑞士，反共联盟在同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中并非毫无成果。在讨论苏联加入国际联盟的议题时，瑞士联邦委员Giuseppe Motta便认同反共联盟的论点，继而投了反对票。Michel Caillat写道：”直到1943年，联邦当局一直拒绝接受任何与苏联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建议，而国际反共联盟在其中也发挥了作用。“
战后，Aubert前往美国，梦想在那里建立他的国际反共联盟总部。但美国并不需要这个组织来接管世界反共事业。
(编辑：Samuel Jaberg，编译自法语：郭倢/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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