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黎世也能闻到红色恐怖的味道
警察局前传出枪声-四位不明身份男子逃脱。但青年警察Beck认出了其中一位，线索指向了无政府主义者。这起1907年的袭警事件，完全就是一出侦探剧。
对新上任的警察Beck来说，1907年的6月3日是个大日子。他终于可以穿上警服到苏黎世的警局上班了，今天是他首次值夜班。午夜刚过，大门旁的门铃就响起来，有4名男子要进来。他礼貌地问有什么事。就在这时，其中一名陌生男子掏出手枪，威胁着挤进了大厅。
Beck企图找个藏身之所，他无望地猛摇着警卫室的门。无奈他的同事把房间当作堡垒，没想让他进去。他只得大声呼救，可惜回答他的是一声声枪响。
“毫无疑问是俄国人”
第一枪打碎了窗玻璃，第二枪穿过了办公室的门，还有一枪打进了墙里。这时警报响了，闯入者们开始四处逃窜。
整个过程持续了不到5分钟。虽然全体警察马上展开追捕，但逃犯似乎人间蒸发了。
浑身战栗的Beck向上司报告说，一定是俄国人干的，他们戴的鸭舌帽下面露出了长长的头发。局长立刻下令大搜捕，把近50名俄罗斯人从床上叫起来带到了警察局。但苦于没有有力证据，当天下午就把他们都放了。
居民区里的炸弹专家？
与此同时，在位于Aussersihl工人居住区Rinnstein的下水道里，3个孩子发现了一个彩色的金属盒子。他们好奇地尝试打开，但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他们被炸伤了脸和腿。
“俄罗斯的风也吹到了瑞士！”《新苏黎世报》愤慨地写到。
这引发了众怒。“苏黎世处于红色恐怖之下”，《苏黎世人民报》(Zürcher Volksblatt)报道说；社会党《人民的权利》(Volksrecht)谴责这是“疯子”作出的“具有犯罪性质的恶作剧”，竟然将炸弹放在苏黎世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记者们的意见一致：组装炸弹的人一定是俄罗斯移民。这已不是生活在苏黎世的俄国人第一次试制致命炸药了。自去年一位俄罗斯女学生试图在瑞士的大酒店里枪杀俄国前内政部长后，瑞士民众对俄国流亡群体便产生了普遍怀疑。
豁免刺客
媒体猜测，俄国革命者应该是想营救被关押在警察局的Georg Kilaschitzki。这个年轻的波兰人曾介入一起俄国高官的谋杀案，并在刺杀后逃亡国外。
沙俄的密探在苏黎世发现了他，俄国政府要求引渡，但Kilaschitzki提出，他的谋杀实际上有政治原因，因此有权要求政治避难。
然而联邦法院却并不这么认为，他们对此的判决是：其谋杀动机出于“对繁重工作的报复”，是“恐怖主义灵魂”作祟的结果，要求驱逐出境并无不妥。
瑞士向俄国献媚
左翼对该判决很是不满。《伯尔尼起床号角》报(Berner Tagwacht)抗议这是在向俄国政府献媚，并宣称：“我们朴实、有骨气的祖先会对今日的‘官员’和‘政治家们’啐上一口”。整个欧洲都是抗议声一片。
位于布鲁塞尔的社会党国际局更是将瑞士法官骂作是“沙皇的刽子手”，并且质问道：“瑞士人如此卑躬屈膝，要成为暴君的奴仆了吗？”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Kilaschitzki被收监并等待被遣送。
警惕来自俄国的危险
媒体很快猜到在袭警和炸弹爆炸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俄国人大概是出于对抄家的恐惧，将所有可疑物都“扔出了家门”。“俄罗斯的风也吹到了瑞士！”《新苏黎世报》愤慨地写到。
“这股风是有毒的、具毁灭性的；它裹挟着甘油炸药，炸药既可以摧毁身体，也可以毁灭精神”，他们要求瑞士不再收留“危害治安的恶棍”，并呼吁为受伤儿童的医疗费捐款。
线索指向瑞士的无政府主义者Frick
当新任警察Beck从巨大的恐惧中缓过来时，他渐渐想起有一张袭击者的脸他曾见过，那正是全市闻名的无政府主义者Ernst Frick。Frick在论战中总是把军队称为“资本主义的看家狗”，并公开威胁说要在革命后把富人吊在电线杆上绞死。
但当人们想询问Ernst Frick时，他不见了。他的女房东说，几天前他就离开城市找工作去了。
几周后，当Frick再次出现时，他接受了审讯。他说袭击警局的当夜，他正在伯尔尼Margarethe Faas-Hardegger的家里，她是瑞士工会联盟的干部。但人们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手枪，正是在警察局开火的那把，所以尽管有不在场证据，他还是因谋杀未遂而遭到指控。
女工会成员提供的不在场证据
在苏黎世刑事陪审法庭，Margarethe Faas-Hardegger确认了Ernst Frick的不在场证据。Frick甚至在拜访前还通知了她，她于当夜首先完成了信件往来，然后就等着他。“3点的时候Frick来了，后来我们讨论了些政治话题，他就去客房睡觉了。”
法官对此表示怀疑并问到：“对于一个工厂秘书来说，这样的的工作时间是不是有点不同寻常呢？”但她无动于衷地反驳说：“我信奉的是现代化的工作方式，无所谓什么办公时间。”一位工会干部所出示的不在场证据显然重于在Frick家发现的手枪。就这样Frick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离开了法庭。
瑞士无政府主义者在德国的证词
不料4年后，这一“苏黎世爆炸事件”迎来了出乎意料的转折。瑞士无政府主义者Robert Scheidegger被关在德国阴暗的牢房里，对妻子和儿女的思念令他不再冷静。在监狱牧师的劝说下，他决定结束过往、开始新生活。他坦白说曾和朋友Ernst Frick，以及另2名无政府主义者一起袭击过警察局，为了解救俄国人Kilaschitzki。
瑞士的炸弹案
因为太过恐慌，他在逃跑途中把炸弹给扔了，谁想第二天就爆炸了，还炸伤了无辜的孩子。当这份供词的副本被送到苏黎世后，检察官即刻逮捕了Ernst Frick和Margarethe Faas-Hardegger。
1912年4月，Robert Scheidegger被引渡到瑞士，他的状态非常糟糕。检察官判定，他罹患妄想症和宗教狂想症，并因此中止了诉讼。然而联邦刑事检察官Otto Kronauer历来以暴躁的“无政府主义克星”而著称。因火药犯罪属联邦管辖，所以他控诉Frick滥用炸药以达成“犯罪目标”。
那枚炸弹到底有多危险？
“炸弹案”登上了瑞士头条，并持续数周。医生们在法庭上数个小时地讨论Robert Scheidegger的精神状态问题；而专家们则就金属盒子里炸药的危害程度争论不休。
总共传唤了近30名证人，这其中也包括Margarethe Faas-Hardegger。前后不一致的证词令她陷入危险境地。不仅对她的朋友Ernst Frick来说是危险的，对她自己也是。因为Frick一旦被判决，她也会因做伪证而被刑事起诉。
最后法庭宣判Ernst Frick有罪。
与检察官Kronauer所提出的10年刑期相比，他的量刑显然宽松多了，仅获判入狱1年。
牺牲者是这位女士
Margarethe Faas-Hardegger随后也因假的不在场证明而被判入狱4个月，她还要为1200瑞郎的诉讼费买单，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她所失去的不仅是公民的信任和尊重；因为想掩护具有暴力倾向的无政府主义者，她还受到了工人运动组织的批评。
只有激进的青年社会党杂志《天蝎》(Skorpion)欢呼道：“骄傲地走进牢房吧，她只是尽了自己的义务。在她身后，伪君子、老学究、牧师和可怕的蛆怒吼着：‘罪犯’。但上百万的新一代会欢呼‘英雄’。”
Margarethe Faas-Hardegger并非唯一一个因袭击警局案而被迫改变人生轨迹的人。警员Beck才上任，就赶快脱下了他的制服，并回归到之前的职业-锁匠。
最糟糕的还是Georg Kilaschitzki，苏黎世无政府主义者的“业余”解救行为本来是要帮他的。可袭警案过后不久，他就被“悄悄地”送回了俄国。除了传言他从俄国的监狱“越狱”并被枪击，人们在瑞士就再也没听到过他的消息。
历史上，瑞士多次发生政治性暴力事件，其数字之多远远超过今天人们的想象。瑞士境内的首例恐袭事件是针对奥匈帝国伊丽莎白皇后(又称“茜茜”)的。1898年，她被无政府主义者Luigi Lucheni用锉刀刺死。“茜茜”是瑞士境内恐袭事件的首个、但并非唯一一个牺牲品。20世纪初，瑞士经历了一系列恐怖主义暴力事件。无政府主义者袭击苏黎世的银行、警察局、试图炸毁火车、并勒索工业家、实施爆炸事件、刺杀政敌。
大多数凶手来自国外，比如俄罗斯、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他们在瑞士获得了政治避难权。只有一小部分凶手是瑞士人，他们大多和国外的无政府主义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暴力分子在民众中引起的恐慌感通常远远超过了实际产生的破坏。有的凶手非常拙劣，甚至在制造炸药时不小心炸死了自己。
无政府主义者发动的暴力事件是瑞士面临的重要政治挑战。瑞士采取了驱逐和严加治理的措施。1894年的《无政府主义者法》加强了对使用炸弹的暴力犯罪行为的惩罚力度，并对策划犯罪的行为也处以法律制裁。与此同时，瑞士拒绝严化《难民法》，《难民法》为政治逃亡人士提供慷慨的庇护。
(翻译：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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