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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时间轴:中瑞75载携手同行,在经济利益与人权之间寻求平衡

75年前,瑞士成为首批承认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之一。左二为时任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右二为瑞士外交部长珀蒂皮埃尔先生,拍摄于1954年周恩来访问瑞士期间。
75年前,瑞士成为首批承认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之一。左二为时任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右二为瑞士外交部长珀蒂皮埃尔先生,拍摄于1954年周恩来访问瑞士期间。 Getty Images

回溯75年前,瑞士成为最早承认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其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之一。其初衷是先声夺人,抢占进入巨大潜在市场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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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通讯:瑞士媒体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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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通讯:瑞士媒体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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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被北约前秘书长诺斯·福格·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称为”新专制轴心”魁首、新兴崛起的超级大国,另一个则是素来秉持中立原则的民主小国。尽管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两国关系一度趋于冷淡,但75年的外交关系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是和睦融洽的。

虽然曾于1999年公开针对中国的人权记录提出批评和谴责,但为了抢占优势、取得在中国的市场准入,瑞士依然于2013年成为欧洲大陆首个与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

2021年,瑞士重新审视其与中国的关系,并出台了首部对华战略。鉴于中国人权状况持续恶化、瑞士与中国的人权对话已陷入僵局,瑞士开始对其长期以来秉持的对华友好业务往来型政策提出了质疑。

然而迄今为止,瑞士并未效仿欧盟,针对部分中国个人和公司涉嫌侵犯维吾尔族人权的行为实施制裁。

冷战时期的热络关系

  • 1950年1月17日:瑞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瑞士与中国长达75年的外交关系始于一封电报。1950年1月17日,时任瑞士联邦主席马克斯·珀蒂皮埃尔(Max Petitpierre)致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毛泽东,表达了瑞士与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意愿:“[瑞士政府]今天已在法律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并将很快与之建立外交关系[……]。”这使得瑞士成为继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后,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欧洲非共产主义国家之一。

1950年1月17日瑞士时任联邦主席马克斯·珀蒂皮埃尔(Max Petitpierre) 致电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年1月17日瑞士时任联邦主席马克斯·珀蒂皮埃尔(Max Petitpierre) 致电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dodis

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大胆果断且颇具远见的举动。1949年10月1日,在漫长的国共内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新中国也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共产主义国家。彼时,由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从大陆撤退至台湾,宣称自己代表整个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占据了中国的席位,并意图反攻大陆。两个政权都在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可。

1949年10月7日,瑞士联邦的国家最高行政机构-瑞士联邦委员会作出决定,一旦有二三十个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瑞士也将予以承认。显然,在确定一个适宜的承认时机上,瑞士既不敢为天下先,也不愿甘居落后。

由于瑞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纳粹国家关系暧昧,致其战后一度在国际政治中遭受大国冷遇。而同中国建交,有助于打破瑞士的孤立状态,并再度凸显其长久以来奉行的中立主义。

瑞士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瑞格拉·施滕普夫利(Regula Stämpfli)认为,瑞士之所以较早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因为瑞士意识到了中国的巨大潜力及其举足轻重的地缘政治地位。”由于美国在中国丧失了影响力,预计瑞士经济在中国市场上面临的竞争有望减少,因此,瑞士必须尽快利用这一机遇[……]通过承认红色中国,瑞士可以借此展示并推行其值得信赖、且中立的外交政策,并(在国际舞台上)为自身独立地位赢得更多空间,”施滕普夫利在她的著作《瑞士与中国:1945-1950》(德语:Die Schweiz und China, 1945-1950)中这样写道。

  • 1950年9月14日:中瑞建交

中瑞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使节,并在对方首都设立外交代表机构。中国于1956年1月、瑞士于1957年4月分别将外交代表机构由原本的公使级提升为大使级,并互派大使。

1954 年 6 月 18 日,在位于瑞士首都伯尔尼的冯·瓦滕维尔宅邸举行的荣誉晚宴招待会上,出席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受到东道主瑞士方的热情款待。左二为时任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左三为时任瑞士联邦委员马克斯·珀蒂皮埃尔,最右边为1954-1958 年期间瑞士驻华大使费尔南·伯努利。这是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瑞士的接待下首次与国际社会接触,也是中国作为五大国之一(与前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一道)参加的首次大型国际会议。
1954 年 6 月 18 日,在位于瑞士首都伯尔尼的冯·瓦滕维尔宅邸举行的荣誉晚宴招待会上,出席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受到东道主瑞士方的热情款待。左二为时任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左三为时任瑞士联邦委员马克斯·珀蒂皮埃尔,最右边为1954-1958 年期间瑞士驻华大使费尔南·伯努利。这是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瑞士的接待下首次与国际社会接触,也是中国作为五大国之一(与前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一道)参加的首次大型国际会议。 KEYSTONE/Photopress-Archiv/Str
  • 20世纪60年代-1974年:与一个孤立的国家保持联系

20世纪60年代,由于美国等多个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全面贸易制裁,以及中国与前苏联边境冲突频发、两国利益与意识形态矛盾凸显,中国与共产主义邻国的同盟关系日渐交恶,导致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处于极端孤立状态。

然而即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中瑞两国依然保持友好往来:1961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率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举行的旨在讨论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期间,访问了日内瓦和伯尔尼;1973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与前瑞士联邦主席兼时任外交部长的马克斯·珀蒂皮埃尔(Max Petitpierre)会晤;1968年,“瑞士仪器钟表展览会”在北京举办。

  • 1974年:开拓未知市场的起点

经济代表团,尤其是由瑞士联邦委员会成员率领的经济代表团,长期以来一直是瑞士推广其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利器。

1974年,联邦委员皮埃尔·格拉伯(Pierre Graber)率瑞士经济代表团首次访问中国。当时,中国对于西方世界来说还是一片未知的市场空间。

1974年12月20日,两国签署了《瑞士联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协定》,并成立了中瑞联合经济委员会。该协定中最重要的条款是确保向对方提供最惠国待遇。自此,两国经济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

1975年4月14日,时任瑞士联邦委员Willi Ritschard(中间持帽者)在长城前留影,他此行赴华是专程参加瑞航开通苏黎世北京航线的庆典仪式。
1975年4月14日,时任瑞士联邦委员Willi Ritschard(中间持帽者)在长城前留影,他此行赴华是专程参加瑞航开通苏黎世北京航线的庆典仪式。 Keystone / Str
  •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深化经济和政治联系

1978年后,伴随着邓小平在毛泽东逝世后领导中国实行经济改革政策,中国和瑞士的双边贸易关系开始进入繁荣发展阶段。

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使得许多瑞士公司得以比他国竞争对手更早进入中国市场。例如,1979年,瑞士手表制造商雷达(Rado)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在中国电视上做广告的外国品牌;1980年,瑞士电梯和自动扶梯制造商迅达集团(Schindler)与中国合作伙伴成立了第一家西方工业合资企业。

1982年,瑞士大型跨国升降机与扶手电梯供应服务商迅达集团(Schindler)在中国的新自动扶梯即将完工。迅达于1980年进入中国,是第一家与中国建立合资企业的西方公司。
1982年,瑞士大型跨国升降机与扶手电梯供应服务商迅达集团(Schindler)在中国的新自动扶梯即将完工。迅达于1980年进入中国,是第一家与中国建立合资企业的西方公司。 Specker, K. (2000). Aspekte der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Schweiz und China – eine historische Perspektive. Bulletin of the Swiss-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no. 2: 30-57.

人权问题成为中心议题

  • 1989年:反思与中国的关系

1989年6月4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以及中国多个城市发生的政治镇压事件,导致数千名示威者和学生殒命。这很可能是瑞士第一次就中国内政问题加以公开谴责,认为其侵犯人权。镇压发生之后,瑞士政府立即下达了武器出口禁令,并中止了此前已商定的武器出口。但瑞士官方很快表示,将不会考虑对华实施经济制裁。

  • 1991年:人权问题被摆上桌面

自1991年以来,中国和瑞士每年都会举行双边人权对话,目的是增进两国相互理解,支持合作国的人权改革、提高人权状况,重点议题覆盖刑法及刑法修订案(包括刑讯、刑管、死刑、和刑罚制度)、宗教自由、少数民族权益、社会及经济权法、国际人权问题等。

  • 1999年:中国首次对瑞士进行国事访问-濒临交恶边缘

中国对瑞士的首次国事访问最初的气氛是祥和而友好的,但后来却险些演变成一场“外交危机”。

1999年3月25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抵达位于瑞士首都伯尔尼的议会大厦时,遭遇了当地流亡藏人以及支持西藏人权的示威者大张旗鼓地抗议。东道主-时任瑞士联邦主席的露丝·德赖福斯(Ruth Dreifuss)随后又主动向江泽民提及人权问题,此举让后者怒不可遏。在面对瑞士议会演讲时,江泽民职责瑞士当局未能有力维持秩序,并字句铿锵地说道:“你们失去了一位朋友!”

Ruth Dreyfuss et Jiang Zemin
由于瑞士首都伯尔尼街头的西藏人示威活动,首脑会面气氛急剧恶化。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批评瑞士联邦主席不懂得“管理她的人民”。 Keystone / Str Team

贸易热度持续升温

  • 2007年: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时任瑞士联邦经济部长的多丽丝·洛伊特哈德(Doris Leuthard)率商业代表团访问中国。访问期间,她宣布瑞士正式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这意味着,瑞士承认中国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的市场经济国家-而这一认可是瑞士作为合作伙伴与中国开展自由贸易的前提。自此,中国和瑞士开始着手评估和研究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

这一决定对中国而言无疑具有特殊意义,因为作为世贸组织承认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不会再在世界市场上因倾销(即人为压低价格的行为)而被起诉-这也是中国的兴趣所在。而欧盟和美国迄今依然不认可中国是世贸组织所界定的“市场经济体”。

  • 2013年:缔结自由贸易协定

瑞士和中国于2013年7月在北京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该协定于2014年7月1日生效。这是中国政府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首个自贸协定。

在瑞士,该协定的支持者强调瑞士企业所能获得的裨益,它们将享受进入中国市场的简化程序,并比其欧洲竞争对手抢占在中国市场的先机。与中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给予了瑞士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并为其投资和知识产权提供保护。然而,瑞士左翼政党和多家非政府组织则对双边自贸协定提出了批评,呼吁重新谈判,并要求在协定文本中明确加入有关人权和劳工保护的条款。

外部内容

“两国价值观存在明显差异”

  • 2019年:四年人权对话“空窗期”的开始

2019年7月,瑞士在一次联合国会议上作为联署国之一,在一封呼吁关闭新疆维吾尔族“再教育营”的公开信上签名,此举引发中方不满,中断了自1991以来与瑞士的经常性人权问题磋商。两国之间的年度人权对话,自此陷入长达四年的暂停状态。在当时那封公开信中,瑞士和21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共同发声,批评中国在新疆地区大规模拘押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呼吁关闭备受争议的“再教育营”,并允许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派人实地考察。

  • 2021年:瑞士出台首部对华战略

瑞士联邦委员会首次通过了一份针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战略,该战略规定了2021-2024年期间瑞士对华政策的目标与措施,旨在为其与中国的关系创建”更高的一致性”。该战略认可中国是瑞士外交政策的重要伙伴,也是瑞士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然而,两国间也存在价值观的明显差异。因此,确保对华政策清晰一致至关重要,”瑞士政府在声明中表示。

时任瑞士外交部长伊格纳西奥·卡西斯(Ignazio Cassis)指出:“中国在人权问题方面的对话意愿有所降低,而中国的人权状况却在恶化。”他强调,对华战略中新提出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今后所有(涉及中瑞的)双边关系都将强调人权问题。

  • 2022年:瑞士不追随欧盟实施对华制裁措施

2021年3月,欧盟对部分中国个人和公司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涉嫌侵犯维吾尔少数民族人权。所有欧盟成员国以及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冰岛和挪威在内的大多数西方国家都采纳了这些制裁措施。2022年8月31日,时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在其即将卸任之际发布了一份关于新疆人权状况的初始报告,该报告指出中国当局可能对新疆的维吾尔人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族裔犯下了”反人类罪”。然而,尽管面临国际社会的压力和面世的联合国报告,瑞士仍然于2022年12月作出决定,不追随欧盟对中国实施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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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瑞士不随欧盟制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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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年:恢复人权对话

在中断四年之后,中瑞两国于2023年在伯尔尼重启双边人权会谈。此次对话涉及诸多关键议题,譬如言论自由权及法治在内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民族、种族、宗教、少数民族语言群体的权利-特别是维吾尔族和藏族群体,以及妇女和LGBTI组织的权益、香港局势等等。

瑞士外交部起初曾邀请包括瑞士维吾尔族协会(Uighur Association of Switzerland)、瑞士-西藏友好协会(Swiss-Tibetan Friendship Society)、国际人权服务社(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Human Rights)和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在内的多家非政府组织参与会谈,但此举遭到中方反对,上述组织也因此无法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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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Virginie Mangin,编译自英文:张樱/ 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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