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普丁只敢去友好之邦？
重大罪行應該能在世界任何國家都能受到起訴--這是普遍管轄權(Weltrechtsprinzip)的核心目標。這個原則起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但直到現在才被廣泛利用，瑞士也開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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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瑞士想要針對一項刑事犯罪提起訴訟並將其提交給法院，必須滿足一個條件：罪行必須發生在瑞士；或者犯罪分子或受害者必須擁有瑞士國籍。
所謂的普遍管轄權(譯者註：根據此原則，無論被控犯罪之人的國籍、居住國或與起訴國關係如何，即使該罪行是在起訴國領土之外犯下的，該國也可以對該人行使刑事管轄權。) 打破了這項規則，對於重大罪行，所有國家都有權起訴和控告–即使沒有典型的關聯條件。
這背後的理念是： 某些重大罪行，整個國際社會都希望能被起訴。例如，戰爭罪、種族滅絕罪、危害人類罪和酷刑等都屬於普遍管轄權管轄的範疇。
近來，根據普遍管轄權提起訴訟的案件數量越來越多，尤其是在瑞士。
普遍管轄權是如何產生的？
普遍管轄權產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1949年，該原則首次被載入《日內瓦公約》。後來的國際條約，如《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也包含了這項原則。
然而，自1990年代以來，各國才開始使用國際法原則。巴塞爾大學國際法和公法教授阿納·佩特里格(Anna Petrig)說：「 20世紀40年代紐倫堡和東京審判之後，國際法失去了活力。分成兩大陣營的冷戰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包括國際刑法在內的國際法的進一步發展，因為國際機構所進行的工作都陷入了癱瘓。」
直到冷戰結束後，國際舞台上關於進一步發展國際刑法的辯論才又活躍了起來。學術界和各國政府制定了各種相關原則，越來越多的國家將普遍管轄權納入本國刑法–為了在本國法院對一些重大罪行發起訴訟。
1998年西班牙對前智利獨裁者皮諾契特(Pinochet)的起訴，做出了重要突破，這是利用普遍管轄權進行的首次審判，也為其他國家開了先河，同時也加大了世界各國追究國際要犯刑事責任的壓力。
為什麼基於普遍管轄權的案件堆積如山？
近年來，普遍管轄權的使用率大幅增加。在歐盟，案件數量在2016-2021年期間增加了44%；而在全世界，案件數量則從2022-2024年增加了33%。
瑞士也是同樣的發展趨勢。佩特里格說，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瑞士在這個領域並不活躍。但自從2021年貝林佐納聯邦刑事法院於首次根據普遍管轄權判定一人有罪後，情況就發生了變化。當時，聯邦刑事法院判定利比里亞指揮官阿利烏·科西亞(Alieu Kosiah)犯有反人類罪。
2024年5月，聯邦刑事法院以多項反人類罪判處岡比亞前內政部長奧斯曼·松科(Ousman Sonko)20年監禁。
佩特里格說：「普遍管轄權正在開始走向『正常化』，進行此類訴訟的國家越多，這項法則就越成熟，也就越正常。」現在，許多國家都設立了專門部門，負責針對國際刑法中的犯罪行為進行起訴和定罪。
非政府組織發揮什麼作用？
佩特里格認為，越來越多的非政府組織向官方機構舉報案件，也是該類訴訟增加的原因之一。國際審判組織Trial International是這一領域世界佔領先地位的非政府組織之一。該組織於2002年在日內瓦成立，旨在確保違反國際法的行為受到制裁。
普遍管轄權是Trial International關注的核心要素。該組織已在瑞士、法國和世界其他地區啟動了若干案件，Trial International組織建立了一個資料庫，收錄已結案和正在進行的案件，並堅持每年發布年度報告。這個非政府組織還會提交刑事訴訟，例如，奧斯曼·松科案就是由Trial International提出的申訴。
「我們可以透過我們的系統，了解到瑞士或其他地方是否有犯罪嫌疑人出沒。我們的網站上還有一個表格，受害者或證人可以直接填寫提交後與我們取得聯繫。」Trial International的法律顧問貝諾特·梅斯特(Benoit Meystre)說：「我們也會自己展開調查。 」
只有當被告在瑞士境內時，該組織才能向瑞士法院提出指控。在這種情況下，官方才能展開調查。
所以Trial International會調查潛在罪犯是否在瑞士以及可能出現在瑞士的時間。梅斯特表示，因為許多國際組織都設在瑞士，所以瑞士常接到通報。例如，當被通緝者赴瑞參加會議或來銀行赴約時。
法庭案件的政治意義何在？
至於某個國家是否真的會展開官方調查，以及他們會以多大的力度推進調查，則是另一個問題。佩特里格指出了政治環境的重要性：「根據潛在犯罪者的原籍國，相關國會考慮外交關係是否會受到影響。」
佩特里格說，有些國家之間還會故意照顧。例如，俄羅斯總統普丁因戰爭罪受到國際通緝，但他仍會前往國外旅行。但他只去那些對俄羅斯友善的國家，因而不必擔心會遭到逮捕。
工作人員的能力也會影響進行調查的速度和範圍，施泰凡·布萊特(Stefan Blättler)自2022年1月起擔任瑞士總檢察長辦公室主任。他將國際刑法事務作為自己的工作重點之一。梅斯特說，自布萊特上任以來，出現了「積極的動態」。
瑞士怎樣才能做得更好？
儘管如此，梅斯特認為瑞士仍有許多追趕空間。例如，法國、德國和荷蘭在國際刑法方面擁有更多的資源：「相較之下，瑞士差得很遠」。
如果瑞士擁有更多的專業人員，調查所需的時間就會更短，效率也會更高。佩特里格說，這一點也很重要。因為被指控的罪行往往可以追溯到幾十年前，因此責任人很有可能在被宣判前就已經死亡。
阿爾及利亞前國防部長哈立德·內扎爾(Khaled Nezzar)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的案件原計劃在調查展開12年後，即2024年6月和7月提交瑞士法院審理。但2023年12月底他就撒手人寰了，所以訴訟也隨之中止了。
在對奧斯曼松科的審判中，梅斯特指出了瑞士訴訟程序中的另一個不足：「翻譯不到位」。Trial International要求將整個訴訟程序翻譯成英文。然而，法院只翻譯了要點。
「原告、被告和岡比亞記者都沒聽懂。而實際上，在現場對審判進行報告應該是至關重要的。」
普遍管轄權是如何發展的？
阿娜·佩特里格和貝諾特·梅斯特都猜測，普遍管轄權今後將越來越多地擴展到針對公司的訴訟。倫丁石油公司兩名前老闆的審判就是一個例子，自2023年以來這場審判一直在瑞典進行。
他們涉嫌在1997年-2003年蘇丹內戰期間收買蘇丹軍隊，將民眾趕出石油資源豐富的地區，以便倫丁公司在那裡開展業務。除了倫丁公司前執行長亞歷克斯·施奈特(Alex Schneiter)之外，還有一名瑞士人也在法院受審。
梅斯特推測，環保也有可能日益成為普遍管轄權涉及較多的問題。Trial International目前在這一領域有三個案件，涉及在戰爭地區掠奪木材和其他自然資源。
案件數量的增加和適用範圍的擴大表明，普遍管轄權是有生命力的，國際罪行正在受到懲罰。
佩特里格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訊息：「目前，我們還不能打開報紙就能看到大量違反國際法的罪行受到審判的報導。但是，至少部分犯罪分子會受到懲罰的時刻，終將會到來，即使這還需要幾十年的時間。」至少，普遍管轄權能為衝突中的受害者帶來一線希望。
(編者：Marc Leutenegger，編譯自德文：楊煦冬/gj，繁體校對：方常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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