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格尼茨基案：为何瑞士未能彻查来自俄罗斯的非法资金
瑞士资讯swissinfo.ch深入调查了一起俄罗斯跨国税务欺诈案，揭示了与欺诈案相关的非法资金未在瑞士受到彻查的原因和事件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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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于瑞士政治的时事通讯
1.序言
2020年，俄罗斯独立媒体《新消息报》发表了一份备受瞩目的调查报告，披露”瑞士人飞往俄罗斯猎熊和’俄罗斯猪’，作为回馈，他们试图阻挠对谢尔盖·马格尼茨基(Sergei Magnitsky)谋杀案的调查”。马格尼茨基是一名俄罗斯律师，2009年在调查一起针对俄罗斯财政部的巨额欺诈案时死于狱中，死因可疑。
负责调查的关键人物之一是文岑兹·施内尔(Vinzenz Schnel)，他受雇于瑞士联邦警察，但实际上是为总检察长办公室工作，处理与俄罗斯有关的案件。《新消息报》的调查揭露了他与俄罗斯官员在瑞士高档餐厅的会面，以及多次前往俄罗斯的奢华旅行。
施内尔说，他的上级认为，这些非正式场合是必要的，是为了”特别重要的”调查工作收集信息。
施内尔的职责包括调查从俄罗斯到瑞士的洗钱活动。他负责监督瑞士方面的工作，该案现在被称为”马格尼茨基案”，以谢尔盖·马格尼茨基的名字命名。
2016年，曾于2013-2014年为欧洲委员会撰写马格尼茨基之死报告的前社会民主党议员安德烈亚斯·格罗斯(Andreas Gross)被瑞士检察院传唤问话。格罗斯是参与这次调查的很少的几个人中，答应了我们的采访请求的人。
施内尔对他进行了一整天的审讯。据格罗斯称，审讯的目的是诋毁他和他的报告。
2019年，施内尔本人因赴俄罗斯进行非正式访问而在瑞士受审，期间他在法庭上表示，马格尼茨基洗钱案的瑞士部分早就应该结案。施内尔在法庭上指出，为此有必要“贬低”格罗斯的报告，“揭穿他的真面目”。
“我最好的朋友(2023年去世的前瑞士联邦院议员兼检察官)迪克·马蒂(Dick Marty)告诉我，我没有义务参加施内尔组织的审讯，”格罗斯告诉瑞士资讯，“但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揭露真相，所以我同意了。“
2021年，瑞士总检察长办公室(OAG)作出裁决，宣布未发现足以对瑞士境内任何人提起指控的证据，于是马格尼茨基案(全球性的俄罗斯税务欺诈丑闻)的瑞士部分宣告结案。
在调查过程中，瑞士总检察长办公室冻结了三名俄罗斯公民在瑞士银行账户上的1’800万瑞郎(合人民币1.45亿元)资金。这三人分别是俄罗斯高级税务官员奥尔加·斯捷潘诺娃(Olga Stepanova)的丈夫弗拉德连·斯捷潘诺夫(Vladlen Stepanov)、德米特里·克柳耶夫(Dmitry Klyuev)和丹尼斯·卡茨耶夫(Denis Katsyv)。
这三人据称从这一骗税行动中获得了经济利益，并将资金转入他们的瑞士账户。瑞士总检察长办公室没收了其中的400万瑞郎，并将剩余的1’400万瑞郎退还给了这三名俄罗斯公民。总检察长办公室为其决定辩解说，目前仅能证明在瑞士冻结的部分资产与在俄罗斯犯下的罪行之间存在联系。
总体而言，马格尼茨基的调查揭露了俄罗斯公共财政中共有2.3亿美元被窃取。马格尼茨基代表其客户赫米蒂奇资本管理公司(Hermitage Capital Management)公开揭露了这起骗税案，这家公司当时是俄罗斯最大的证券投资机构。马格尼茨基本人也被他指控参与骗税案的俄罗斯官员逮捕。
在正式开庭之前，他被拘留了近一年时间，2009年11月被狱警殴打致死。俄罗斯当局在他死后指控马格尼茨基与赫米蒂奇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比尔·布劳德(Bill Browder)是这起骗税案和逃税案的幕后策划者。很少有人相信这一说法。2010年，马格尼茨基被追授“透明国际”颁发的“廉洁奖”(Integrity Award)，以表彰他的反腐败努力。2014年1月，欧洲委员会批准了一项名为“拒绝为杀害谢尔盖·马格尼茨基的凶手们免罪”的决议。
这一案件引发国际社会对涉嫌造成马格尼茨基死亡的俄罗斯官员实施制裁，并通过了针对俄罗斯人权侵犯者的法律。以马格尼茨基命名的《马格尼茨基法案》(Magnitsky Act)于2012年首次在美国出台，随后欧洲、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出台了这一法案。瑞士从未通过该法案。
据美国司法部称，赫米蒂奇资本管理公司是俄罗斯骗税丑闻的受害者，该公司已在所有涉嫌对骗税资金进行洗白的国家展开调查。
针对赫米蒂奇资本管理公司的起诉，瑞士总检察长办公室于2011年3月启动了一项反洗钱刑事调查。赫米蒂奇资本管理公司被列为民事诉讼当事人并参与了调查。
这项调查在十年后结束。最终裁决让全球反洗钱专家侧目，特别是因为瑞士只没收了被冻结资金的25%，而将75%返还给了三名俄罗斯公民。
瑞士是唯一一个决定将骗税资金归还给俄罗斯嫌疑人的国家。2023年6月，负责在57个国家促进人权和军事安全的美国赫尔辛基委员会(US Helsinki Commission)呼吁美国对劳伯、负责瑞士马格尼茨基案的联邦检察官帕特里克·拉蒙以及施内尔实施制裁。瑞士外交部和总检察长办公室驳回了赫尔辛基委员会的所有指控。美国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瑞士资讯通过第三方获得了总检察长办公室的裁决文件。我们还分析了瑞士和塞浦路斯的法院文件以及与此案有关的银行账户。我们总共查阅了400多页文件，这些文件来自国际和瑞士的各种法律和财务机构。
文件显示，除了最初被调查的1’800万瑞郎外，另有1’000万美元涉嫌从俄罗斯国库侵吞，最终流入另外两名俄罗斯知名人物的两个瑞士银行账户。
这两笔转账都与德米特里·克柳耶夫(Dmitry Klyuev)有关，美国当局认为他是骗税计划的幕后策划者。当时，克柳耶夫还在瑞士境内的瑞银拥有七个公司账户和一个个人账户。这些公司账户已于2010-2011年关闭。
官方记录显示，瑞士当局知道这些转账以及克柳耶夫的所有账户，但从未进行过调查。瑞士资讯调查了这笔被忽视的1’000万美元的来源，了解它们是如何流入瑞士的，以及瑞士总检察长办公室为何从未对其进行调查。这些资金属于俄罗斯联邦参议员德米特里·萨维利耶夫(Dmitry Savelyev)和俄罗斯投资银行家伊戈尔·萨吉良(Igor Sagiryan)。
调查中提到的所有货币均为原始文件中的货币。
俄罗斯媒体《新报》和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报道项目”(OCCRP)的记者们，详尽地报道了马格尼茨基案中的骗税手段。俄罗斯警察没收了英国投资公司赫米蒂奇基金俄罗斯子公司的文件和公司印章，然后用这些文件和印章将公司所有权重新登记到另一个公司名下。随后，由同一批人设立的一系列其他虚假空壳公司，向赫米蒂奇基金被盗的“子公司”提出虚假的财务索赔。他们同时扮演原告和被告的角色，说服俄罗斯仲裁法院做出裁决，从而导致被告公司巨额的账面亏损，使其原始收入完全化为乌有。然后，犯罪分子拿着“证明”公司没有任何利润的文件，正式提出退税2.3亿美元的要求，这笔钱之前以所得税的形式上缴俄罗斯国库。以这种方式获得的资金随后通过离岸账户网络被转移到国外。
2. 瑞士的调查遭到质疑
从俄罗斯国库挪用的2.3亿美元通过一个复杂的空壳公司网络和可疑辖区的银行账户分散到欧洲各地。
其中，瑞士信贷和瑞银在2011年至2013年间共冻结了1’800万瑞郎的资金。这笔钱中近一半–瑞士信贷冻结的840万欧元(合人民币6’456万元)–属于弗拉德连·斯捷潘诺夫，他当时的妻子奥尔加·斯捷潘诺娃是莫斯科的一名高级税务官员。她在2007年负责批准大部分的虚假退税。
其余被冻结的资金属于另外两名俄罗斯人，其中820万美元存放在瑞银和爱德蒙罗斯柴尔德银行，属于丹尼斯·卡茨耶夫，另外3.7万美元存放在瑞银，属于克柳耶夫。
层层嵌套，掩盖来源
洗钱过程包含多个步骤，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称为“投放”，即把欺诈资金注入金融系统，比如银行、股市和保险公司。然后是“分层”，即资金在空壳公司的众多账户之间转移，以掩盖其来源。最后一个阶段是“归并”，即犯罪资金流入最终目的地(如银行账户)或用于购买房地产等资产。
从俄罗斯国库侵吞的所有资金，在到达瑞士或其他最终目的地前，至少经过四到五次分层。
分层交易使得反洗钱调查变得十分困难，因为调查结果取决于不同国家执法机构之间的合作。此外，被挪用的资金也可能与合法资金混在一起，使监管机构难以分析资金的来源。
在瑞士，要证明发生了洗钱行为，总检察长办公室必须首先证明存在前置犯罪(重罪或严重的涉税犯罪)；其次，证明源于此类犯罪的资产可以被没收；再次，证明犯罪者有意采取行动，企图阻挠对这些资产的没收；最后，证明犯罪者知道或应该知道这些资产来源于欺诈资金。
在最终裁决中，总检察长办公室以“未发现足以对瑞士境内任何人提起指控的证据”为由结束了马格尼茨基案的调查，“尽管如此，调查确定了瑞士没收的一些资产与在俄罗斯犯下的前置罪行之间存在联系”。
根据“比例计算法”，瑞士总检察长办公室声称之前冻结的400万瑞郎将被没收，而剩余的资金“无法回溯至俄罗斯预算”。
这意味着，总检察长办公室通过估算每一轮分层交易中被稀释的资金数额，来计算应当永久没收的金额。
一些专家认为，这种计算方式会引起误解。
七国集团(G7)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前成员、瑞士联邦司法部经济和有组织犯罪科前科长马克·皮特(Mark Pieth)说：“如果检察官们所说的是对的，那么我们(瑞士)就是洗钱天堂。可能我们真的就是洗钱天堂。”
他还补充道：“如果有迹象表明这笔钱来自非法来源，那么就必须阻止其流动。”
在同一决定中，总检察长办公室剥夺了赫米蒂奇资本管理公司的“受害方”地位，使其失去了反对这一裁决的权利。这意味着这家公司无法反对总检察长办公室将大部分冻结资金返还给三名俄罗斯公民的决定。
实际上，总检察长办公室的结论是，这起在俄罗斯发生的骗税案件的唯一受害者是俄罗斯国库。这与俄罗斯当局的说法一致，却与美国司法部的结论相左。
赫米蒂奇资本管理公司随后向贝林佐纳联邦刑事法院提起上诉，但被驳回。
2022年12月，赫米蒂奇资本管理公司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联邦最高法院尚未做出最终裁决。
有争议的裁决
瑞士的裁决一经公布就受到广泛批评，因为瑞士决定将冻结的资金返还给俄罗斯嫌疑人，并剥夺赫米蒂奇资本管理公司的受害方地位。这与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当局得出的结论背道而驰，这些国家对斯捷潘诺夫夫妇和克柳耶夫实施了制裁。
皮特表示：“非法资金必须没收，无论受害者是俄罗斯政府还是赫米蒂奇。”
皮特还指出：“在这两种情况下，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都有责任对这些资金进行冻结并保管。瑞士前总检察长与俄罗斯总检察长的关系不错。他们并没有妥善处理这个案件。”
瑞士和国际媒体广泛报道了瑞士前总检察长劳伯与俄罗斯官员的密切关系。其中包括由俄罗斯当局支付的豪华晚宴、狩猎旅行和私人飞机出行，以及瑞士检方对俄罗斯官员洗钱案件的轻描淡写。
马格尼茨基案在劳伯的监督下调查了九年，在瑞士议会有史以来首次对检察官启动弹劾程序后，劳伯于2020年离职。他任命的调查接班人拉蒙(Lamon)也与俄罗斯当局有联系，拉蒙继续调查至2021年3月。后来，拉蒙的副手黛安娜·科勒(Diane Kohler)接替了他的工作。黛安娜在上任四个月后宣布结案。
2019年对施内尔的审判显示，他本人曾利用与俄罗斯官员的关系，在寡头资助下进行狩猎旅行。
3. 老账户中的新资金
瑞士资讯查阅了总检察长办公室完整的裁决文件、公开的法律文件以及与瑞士调查有关的一些银行信函。
我们的调查显示，尽管专家们认为存在明显的警示信号，但总检察长办公室仍未对瑞士银行账户中额外1’000万美元的可疑资金进行调查。这些资金均与克柳耶夫有关，分别汇入瑞意银行(Banca Svizzera Italiana，2017年与盈丰国际/EFG International合并)和宝瑞银行(Bordier and Cie)这两家瑞士银行，但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从未对其进行调查。
克柳耶夫在瑞银拥有多个瑞士银行账户，包括两个公司账户和一个个人账户。2008年至2011年间，与马格尼茨基调查有关的资金从这些账户转移到了瑞士的其他账户中，尽管克柳耶夫在俄罗斯曾被起诉，但这些收款账户并未受到总检察长办公室的调查。
克柳耶夫的关系网
涉嫌骗税并非克柳耶夫首次试图侵吞资金。2006年，他因试图窃取俄罗斯另一家巨头公司Mikhailovsky GOK(俄罗斯最大的铁矿石公司)的股份而被定罪。俄罗斯媒体还认为他与一系列神秘死亡事件和暗杀企图存在联系。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调查，2006年克柳耶夫还涉嫌参与一起从俄罗斯国库中侵吞总额约1.07亿美元的诈骗案。俄罗斯政府没有在这起骗税案件中认定克柳耶夫犯罪，也没有对其进行调查。
克柳耶夫当时是莫斯科一家小型银行–环球储蓄银行(Universal Savings Bank)–的所有人，该银行是其开展骗税活动的主要平台。
2015年，克柳耶夫向瑞士检察官声称，由于他的银行“声誉受损，无法挽回”，他于2006年以100万美元的价格将其出售给了一位熟人–俄罗斯商人塞门·科罗贝尼科夫(Semen Korobeinikov)。科罗贝尼科夫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否认克柳耶夫的说法。他于2008年从莫斯科一栋在建大楼的顶层公寓窗户坠落身亡，当时他正在考虑购买这栋大楼。俄罗斯对他的死因展开了刑事调查，但后来撤销了调查。
然而，2008年克柳耶夫在苏黎世的瑞银开设新账户时，他仍然声称自己是环球储蓄银行的唯一所有人，而这家银行正是卷入2.3亿美元欺诈案的主要银行。根据提交给银行的文件，他并未提及科罗贝尼科夫，也没有提到他出售银行的事情。
这表明，他仍在利用其位于莫斯科的银行从事其被指控的金融犯罪活动。
瑞士总检察长办公室的文件和与调查有关的银行文件都显示：与俄罗斯骗税案相关联的1’450万美元通过克柳耶夫的瑞银账户进行转账。
他的瑞银个人和公司账户中共有490万美元被汇入英属维尔京群岛Altem投资有限公司在中东联邦银行(FBME)塞浦路斯分行的一个账户。
这笔钱的一部分随后被汇到Zibar管理公司。根据赫米蒂奇资本管理公司在摩纳哥提交的起诉书，以上两家公司总共收到了从俄罗斯国库窃取的2.3亿美元中的约3’040万美元。
经瑞士资讯查阅后发现，中东联邦银行向塞浦路斯当局提交的官方文件显示，这两个公司账户均与克柳耶夫有关。
其中一部分资金留在了瑞士，用于支付克柳耶夫的个人开支。
2007年至2010年期间，克柳耶夫通过其瑞银账户向瑞士沃州银行(Banque Cantonale Vaudoise)转账21.8万瑞郎，用于支付其子在瑞士某私立国际寄宿学校的学费。在克柳耶夫的个人账户于2011年关闭后，2010-2011年的学费继续由Altem投资公司在中东联邦银行塞浦路斯分行开设的账户支付，2012年的学费又由Zibar管理公司的在中东联邦银行塞浦路斯分行开设的账户支付。
银行记录还显示，2008-2009年间，克柳耶夫用瑞银账户支付了其前妻奥尔加·塔玛尔金娜(Olga Tamarkina)在日内瓦某私立医院的医疗费。
瑞士总检察长办公室的文件明确指出，瑞士检察官知道这些资金流动。文件中提到，这些资金可以从俄罗斯经摩尔多瓦、乌克兰和拉脱维亚一直追溯到克柳耶夫在苏黎世的瑞银账户。瑞士当局最初冻结了克柳耶夫账户中的3.7万美元。经过调查，瑞士检察官认为没有理由没收这笔钱。
笑着去银行
2019年9月，克柳耶夫的瑞银账户中至少有200万美元被汇入另一个瑞士公司账户。该账户属于Athina公司，该公司在巴拿马注册，在日内瓦私行宝瑞银行开设有瑞士账户。根据瑞士的调查，这家公司的实际受益所有人是一个名叫伊戈尔·萨吉良的俄罗斯商人。
萨吉良这个名字在马格尼茨基案中曾经出现过。他与克柳耶夫的商业联系可以追溯到骗税案发生之前。克柳耶夫最初是在2002年受聘担任其银行复兴资本集团(Renaissance Capital Group)的顾问。美国司法部认定这家银行与俄罗斯骗税案直接相关。
2023年，由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报道项目”(OCCRP)和俄罗斯新闻调查网站“重要故事”(Important Stories)牵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这两名商人将部分侵吞的资金投资于塞浦路斯高端度假胜地“圣乔治角”(Cap St George)。萨吉良还与包括斯捷潘诺夫夫妇在内的其他骗税案相关人员有联系。赫米蒂奇资本管理公司的一项内部调查显示，2008年他们曾一起前往迪拜。
当瑞士资讯联系萨吉良时，他没有回应我们的置评请求。
朋友就是朋友
瑞士总检察长办公室的文件还提到了另一起与瑞士有关的资金转移事件。2012年至2013年间，俄罗斯参议员德米特里·萨维利耶夫(Dmitry Savelyev)及其妻子奥尔加(Olga)的公司银行账户上出现了总计800万美元的资金。
这两家公司，即英属维尔京群岛绿岛投资公司(GreenIsland Investors Corp, BVI)和罗伊金融公司(Roy Finance SA)，都在瑞意银行开有账户，该银行后来并入盈丰国际，是一家总部位于卢加诺的银行。这些资金是从Zibar管理公司账户直接汇出，而这家公司是克柳耶夫的关联公司之一，在中东联邦银行塞浦路斯分行开立过银行账户。
自此次转账后，萨维利耶夫因在2022年2月投票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受到美国、英国、欧盟和瑞士的制裁。
这是萨维利耶夫的名字首次与马格尼茨基案产生联系。他是涉嫌参与骗税案的最高级别官员。他在俄罗斯可谓家喻户晓：1999年至2016年，他担任俄罗斯国家杜马(下议院)议员，2016年起担任俄罗斯上议院参议员。
瑞士资讯发现了克柳耶夫和萨维利耶夫之间的潜在联系。两人都曾在阿富汗服役，极有可能在那里相遇。1986年，萨维利耶夫被苏联军队征召入伍，在苏联驻阿富汗部队有限特遣队服役。克柳耶夫同期也在阿富汗担任军事侦察部队的指挥官。两人都获得过军功。
来自新闻调查媒体“重要故事”的记者们，与瑞士资讯有相同的信息来源，他们向萨维利耶夫及其妻子发送了采访请求。截至发稿时，萨维利耶夫尚未做出回应。
瑞士银行法规定，如果银行怀疑任何转账与非法资金有关，必须向当局发出警报。尽管克柳耶夫在2006年被定罪–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他仍以个人名义并作为多家公司的实际受益所有人与瑞银保持着银行业务往来。
透明国际俄罗斯分部(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Russia)负责人伊利亚·舒曼诺夫(Ilya Shumanov)表示：“归根结底，银行要为与客户的业务往来承担责任。”舒曼诺夫目前不在俄罗斯。
“我们在瑞士见过好几个例子，尽管关于资金来源的分析提示有问题，银行员工对政客或官员的业务依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瑞士，并不存在客户必须遵守的证明资金来源的标准程序。银行要求提供的文件也各不相同。有的银行可能只需要客户的自我声明，而其他银行则要求提供详细文件，追溯几十年来的资金来源。
洛桑大学法学教授卡洛·隆巴迪尼(Carlo Lombardini)表示：“以前，银行只会在互联网上对客户身份进行快速核验。但现在核验变得更为严格。我认为，过去可以做到的事情，今天已经不可能了。”
瑞士资讯联系了瑞银、盈丰银行和宝瑞银行。所有银行均拒绝发表评论。
舒曼诺夫说：“没有哪个俄罗斯寡头会直接从街上走进一家瑞士银行。”
“总会通过当地的律师、离岸注册机构、会计师以及在瑞士办理金融业务和税务咨询的公司来建立联系。这一链条确保了在形式上遵守瑞士银行的标准，同时也营造出资金来源合法的假象。”
4. 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长达179页的裁决书中，瑞士总检察长办公室明确指出为何决定不调查这两笔转入萨维利耶夫和萨吉良账户的资金以及转入克柳耶夫在瑞士账户的资金。
律师和专家在阅读瑞士资讯提供的这份裁决书后证实，这一裁决结果使人们对瑞士调查侵吞公款案件的意愿产生了怀疑。他们指出，总检察长办公室领导的调查行动可能存在执行不畅的问题。
专门处理商法案件和经济犯罪案件的日内瓦律师乔治奥·坎帕(Giorgio Campá)表示：“与公众的看法相反，瑞士的公诉机关高度政治化，总检察长办公室尤其如此。公众认为我们的刑事检察机关行事独立且公正，但事实并非如此。”
关于克柳耶夫的账户，裁决书指出，总检察长办公室无法“确定其中是否包括来自俄罗斯国库的资金”，因为“资金流向过于复杂……根本无法跟踪资金的流向”。
然而裁决书提到，克柳耶夫的瑞银账户收到的资金来自向斯捷潘诺夫夫妇瑞士账户汇款的同一批空壳公司，瑞士检察长办公室对这些空壳公司进行了调查并冻结了部分资金。
两家空壳公司Nomirex Trading有限公司和Bristoll Export有限公司在拉脱维亚信托商业银行(Trasta Komercbanka Latvia)开立了账户(欧洲央行于2018年以不遵守反洗钱规定为由吊销了该银行的牌照)。这两家公司同时向克柳耶夫和斯捷潘诺夫的关联公司汇入资金。
目前尚不清楚为何总检察长办公室认为向斯捷潘诺夫的转账是非法的且与骗税案有关，而从同一来源向克柳耶夫名下账户的转账却被视为“无法追查”。
皮特谈到总检察长办公室决定不调查克柳耶夫的账户时说：“如果钱先流向瑞士，然后流向塞浦路斯，最后以重新包装的形式回到瑞士，存入在瑞意银行开立的公司账户，那么这就是洗钱，是很常见的洗钱手段。但瑞士在整个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作为巴塞尔大学刑法和犯罪学教授，皮特从一开始就密切关注此案。他就瑞士开展调查的方式向赫尔辛基委员会提供了正式证词。
皮特说：“我实在不明白，一个认真的总检察长怎么会对此视而不见。这太离谱了。仅仅因为太复杂就不去追查，只会让瑞士将成为洗钱天堂。我搞不懂这个机构是否真的在履行职责。”
不合理的决定
瑞士总检察长办公室在其裁决书中还辩称：“[德米特里·克柳耶夫的]公司在犯罪之前就在对外汇款。”这似乎在暗示，不应对被控罪行发生之前就已存在的公司进行调查。
瑞士总检察长办公室辩解称，之所以不调查萨维利耶夫在瑞意银行开立的账户，是因为这些账户是在资金被侵吞“近三年半”之后才开立的，而且当时迪米特里·萨维利耶夫及其妻子都没有受到调查。
裁决书指出，关于这些账户，“在调查请求被驳回后，没有理由采取进一步追查行动”。
这与总检察长办公室自身的逻辑和结论不一致。
总检察长办公室证实，斯捷潘诺夫持有的FARADINE Systems公司在2010年3月注册成立，也就是在骗税案发生两年半之后。尽管如此，瑞士还是决定没收这家公司账户中的400万瑞郎。
裁决书中提到，克柳耶夫的一个瑞银企业账户向萨吉良名下的Athina公司账户转账200万美元，这笔转账也从未受到调查。
裁决书中只提到过一次萨吉良的名字，就是在询问弗拉德连·斯捷潘诺夫他们两人是否认识的时候。文件显示，斯捷潘诺夫回答说他不认识萨吉良。
瑞士总检察长办公室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刑事诉讼程序尚未结束之前，他们无法对案件发表评论。
总检察长办公室在回复瑞士资讯的电子邮件中表示：“由于多个当事方对结案令提出异议，因此管辖权及相应权力已移交给联邦刑事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因此，本案的沟通权也已移交给法院。”
瑞士资讯联系了多名律师、议员和法学教授，请他们对裁决结果及其前后矛盾之处发表评论。
截至文章发布时，只有少数人同意公开或匿名发表评论。在与瑞士资讯的非正式谈话中，一些律师表示他们倾向于不去批评总检察长办公室的裁决结果。
日内瓦律师坎帕表示：“这一决定似乎不具有法律上的合理性。这似乎属于‘自由裁量’的结果，而《瑞士刑事诉讼法》(Swiss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第7条禁止这种做法，该条规定必须追诉。尤其是在事实复杂的情况下，需要进一步调查与之直接相关的要素。检察官不能决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必须以寻找事实真相为根本出发点来采取行动。”
迈克尔·劳伯与俄罗斯的关系
负责监督案件调查工作的瑞士前总检察长迈克尔·劳伯据悉与俄罗斯关系密切。他在任期间(2011-2020年)曾被指控掩盖了多起俄罗斯腐败案件，其中包括对俄罗斯前农业部长叶莲娜·斯克林尼克(Yelena Skrynnik)的调查，叶莲娜被指控在2007年至2012年间将约1.4亿美元资金非法转移到瑞士银行账户。另一起调查案件涉及俄罗斯总检察长尤里·柴卡(Yury Chaika)的儿子阿尔乔姆·柴卡(Artyom Chaika)在瑞士购买房产。尤里·柴卡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核心圈子成员。这两起案件都因证据不足而被撤销。
劳伯从未因这些案件接受过正式调查。
文森茨·施内尔负责调查包括马格尼茨基案在内的涉俄案件。俄罗斯媒体《新报》称他为“(俄罗斯)联邦检察官的顾问”。他还与俄罗斯前副总检察长萨阿克·卡拉佩季扬(Saak Karapetyan，后死于飞机失事)和臭名昭著的律师娜塔莉亚·维谢尔尼茨卡娅(Natalya Veselnitskaya)有联系，后者曾因俄罗斯可能干预2014年美国大选而受到审讯，并被美国司法部以“妨碍司法公正”为由起诉。外部链接
2017年，瑞士联邦警察以“腐败”和其他罪名对施内尔提起诉讼，指控他在2016年对俄罗斯进行了一次非公务访问。这些指控后来被降级为“以狩猎旅行的形式收受好处”。
当我们通过其律师联系施内尔时，他没有回应我们的采访请求。
透明国际俄罗斯分部负责人舒曼诺夫表示：“有大量证据表明，俄罗斯特工和检察院对瑞士调查马格尼茨基洗钱案进行了重大干预。”
他还指出：“我们怀疑瑞士当局能否公正地审查这一案件。很明显，马格尼茨基案的调查行动本应成为瑞士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而事实却让人不禁感到瑞士没有调查此类犯罪的政治意愿。”
劳伯在遭到议会两院相关委员会的弹劾后，“出于对瑞士民主制度的尊重”，决定于2020年辞职。弹劾之前，他还卷入了其他备受瞩目的案件，包括与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主席詹尼·因凡蒂诺(Gianni Infantino)进行了一次没有记录的会面。
2023年，与因凡蒂诺会面有关的刑事诉讼被撤销。
议会两院委员会称劳伯涉嫌“滥用职权、违反保密义务和徇私舞弊”。
前总检察长劳伯通过律师向瑞士资讯发送的电子邮件声明中写道：“由于我仍需遵守官方的保密规定，我无法就您的问题提供任何信息。我不会对媒体的猜测、不实指控和谣言发表评论。同样，我也不对那些在不了解案卷的情况下发表意见的所谓专家的评估发表评论。”
未完待续……
2020年，瑞士总检察长办公室的监督机构对劳伯进行了正式调查，称他“严重违反了行政和法律职责”，其行为“损害了瑞士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声誉”。
劳伯辞职后，瑞士议员考虑对瑞士总检察长办公室进行改革，并委托编写了两份报告。其中一个方案是削减检察官的权力。
瑞士议会法律监督委员会成员、联邦院议员卡洛·索马鲁嘎(Carlo Sommaruga)说：“负责监督联邦法庭和总检察长办公室的委员会的工作具有保密性。不过，监督和制裁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管理层已经发生了变化，检察官明确表现出坚决遵守法律的意愿。”
2023年6月，总检察长办公室的监督机构指出，在2016年至2020年期间，该办公室的案件管理“存在缺陷且方法过时”。他们表示，对6’400起非现行案件的分析表明，每四起诉讼中就有三起是在未听取被告意见的情况下结案的。在刑事调查案件中，只有十分之一的诉讼进行了听证。
结语
安德烈亚斯·格罗斯在谈到施内尔对他的审讯时说：“(施内尔的)审讯方式比斯大林时期的俄国公共审讯员还糟糕，他对我的态度远不如当时的公审官那样得体和礼貌。”
“唯一的区别是，在俄罗斯，我会被关进监狱或远东的古拉格劳改营。施奈尔不可能这样做。”格罗斯补充道。现已退休的格罗斯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感到“非常无助”。
在2016年之前，格罗斯一直是欧洲委员会的成员，他在2008年至2014年期间负责观察俄罗斯的事态发展。2004年至2007年，他还担任车臣人权问题报告员。2000年，他亲自会见普京，并观察了约六次俄罗斯选举。因受托撰写一份关于马格尼茨基之死责任人有罪不罚问题的报告，他在2011年至2013年间多次前往莫斯科。
格罗斯只在伯尔尼见过劳伯一次，当时他正在准备关于谢尔盖·马格尼茨基之死的报告。“当时我问他，能否想象在俄罗斯，税务机关私自窃取税款。劳伯表示，他对此有所耳闻。”
(编辑：弗吉尼·曼金/ds/gw/livm/vdv ，编译自英语：瑞士资讯中文部)
本文于2024年7月23日进行了修订，以澄清：丹尼斯·卡茨耶夫在爱德蒙罗斯柴尔德银行(Edmond de Rothschild bank)持有资金，而非之前所写的罗斯柴尔德银行(Rothschild bank)。
本文于2024年11月14日修订。早期版本描述了安德烈亚斯·格罗斯与一个自称是文岑兹·施内尔的妹妹的人的相遇。由于文岑斯·施内尔向 瑞士资讯SWI坚称他没有妹妹，因此删除了这段文字。瑞士资讯没有办法核实这一说法。这一澄清并不改变文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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