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纪梵希“绝对信任”的瑞士设计师
瑞士设计师埃里希·比勒在2024年6月去世前不久接受了瑞士资讯swissinfo.ch的采访，讲述了自己时尚事业中的高光时刻。他在职业生涯中与于贝尔·德·纪梵希(Hubert de Givenchy)、伊夫·圣罗兰(Yves Saint-Laurent)和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都有过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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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在苏黎世Niederdorf区的一次围巾主题展览上结识的埃里希·比勒(Erich Biehle)。今年春天，我们几次约见访谈-在他家和他经常光顾的Kronenhalle餐厅，餐厅楼上就是比勒的工作室。
在他的工作室里挂着很多照片，包括奥黛丽·赫本身着纪梵希礼服和安娜·温图尔(Anna Wintour，《时尚》杂志全球总监)身着Michael Kors服装的图片。当然，这些服装的布料设计都出自比勒之手。
这位在纽约功成名就的设计师向我们讲述了他与这些大人物的邂逅。
瑞士资讯SWI swissinfo.ch：您是如何开始从事纺织品设计的？
埃里希·比勒：我结束义务教育后，去苏黎世的Ludwig Abraham & Co公司实习。这段经历为初出茅庐的我打开了通往巴黎高级时装的大门。
在巴黎，该集团的子公司由Gustav Zumsteg负责经营，他从1968年起就是Ludwig Abraham的老板，同时还经营苏黎世的Kronenhalle餐厅。我能在他的餐厅楼上设立工作室，也是这个渊源。
我对设计非常着迷，我每天都能在设计中生出创意，我不是那种局限于单一风格的艺术家。
巴黎对你的崛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这样说吗？
巴黎就是艺术和时尚世界的化身，巴黎就是全世界！
我20世纪60-80年代在巴黎工作，这一经历让我受益无穷。我曾每周往返于瑞士和巴黎之间。在巴黎的时候，我经常去Saint-Germain-des-Prés区的咖啡馆喝一杯，观察那里的人们、街头音乐家、模仿路人动作的哑剧演员……
我被这座城市的氛围深深吸引，也想在其中画上自己的一笔。
当伊夫·圣罗兰推出围巾产品时，我的设计就传遍了世界。比如，图案往往比单色-比如红色连衣裙-更具视觉冲击力。图案更容易让人过目不忘。
您与伊夫·圣罗兰的合作一拍即合，而且从未间断。您的设计对其系列有何影响？
20世纪50年代之前，流行的一直是花朵等小图案。而我首次将几何图形引入纺织品设计。
例如，时装设计师Cristóbal Balenciaga那时候更愿意在料子上放铃兰花，而不是我的几何图形。但有一天，当我参观他的高订店时，他让我做几条围巾来点缀橱窗。就是那次，他爱上了我的大块图案。
在为伊夫·圣罗兰设计时，我参考了艺术家Johannes Itten在苏黎世教授我的东西。从他那里，我了解到形状和色彩对情绪的影响程度。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位艺术家的作品-尤其是受包豪斯风格影响的作品-对我的启发之大。
与Abraham工作两年后，您去了北美。您为何做了这一决定？
我和家人在卢塞恩湖畔一栋亲近大自然的房子里长大。我的生活有点儿像住在豆秆帐篷里的印第安人那样。整个童年我都对美国着迷！
与Abraham的合同一到期，我就去了纽约。我一开始是在加拿大当滑雪教练，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搭建自己的人际网络。
在百老汇成立工作室之前，我已经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网络。后来，我开了工作室，主要为一家大型印刷公司工作。该公司定期派一名员工去苏黎世的Abraham购买面料。在纽约，Abraham面料上的图案(其中部分由我设计)被重新印制在其他材料上。
一位当地设计师还教会我在日本纸上用蜡印刷。安迪·沃荷(Andy Warhol)的工作室离我们的印刷店不远。他当时还岌岌无名，经常破产。他当年在纺织品上进行各种实验，而且经常来印刷店自荐设计。在他的力邀之下，我也为他的工作过。
总的来说，我发现北美人比欧洲人更开放，也没那么复杂。
尽管如此，您还是回到了欧洲
我回来是因为越南战争。我回欧洲时，带回一种蜡印新技术和欧洲人从没见过的鲜艳图案。
之后在巴黎，有一次我随前老板Gustav Zumsteg去拜访伊夫·圣罗兰。Zumsteg想拿走我手中的绘图，并要求我在时装店门口等他。Gustav Zumsteg从未把我介绍给圣罗兰，也不让我见其他时装设计师。他想把我藏起来。但我在美国已经建立起一定的自信，我走进了那扇门。圣罗兰看到我的设计后非常欣赏！
他把我的设计纳入其最新系列“非洲女子“(Les Africaines)。正是这个系列让伊夫·圣罗兰声名鹊起。这也是黑人模特第一次登上巴黎秀场。
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只有爱马仕品牌提供围巾产品。当圣罗兰围巾推向市场后，很快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可以在任何航班和免税店里买到它们。
埃里希·比勒(Erich Biehle)1941年生于卢塞恩，2024年6月18日逝于苏黎世。中学毕业后，他在苏黎世师从艺术家Johannes Itten，后毕业于纺织学院。之后，他在苏黎世的Ludwig Abraham & Co公司工作。埃里希·比勒曾为成衣和时装界的知名品牌设计服装，其中包括：巴黎世家(Balenciaga)、迪奥(Dior)、伊夫·圣罗兰(Yves Saint-Laurent)、香奈儿(Chanel)和纪梵希(Givenchy)。从1976年起，他在纪梵希担任过多个职位。1991年，他加入 Bally品牌，1996年接手Ludwig Abraham，经营该集团直至2002年破产。2014年，比勒荣获联邦文化局颁发的设计大奖(Grand Prix Design)。
据说伊夫·圣罗兰脾气暴躁。您亲身经历过吗？
我本人没有，但他的员工们和伴侣Pierre Bergé曾经说起。伊夫·圣罗兰生活在一个平行世界里。他曾经经常光顾鸦片馆，之后需要Pierre Bergé把他接走。Bergé在日常事务中的作用从未得到充分认可。我深信，如果没有Pierre Bergé，伊夫·圣罗兰就不可能大红大紫。
您本人还与于贝尔·德·纪梵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我们在接触中渐渐成了朋友。他是一位重要人物，仰仗于他，我才能接触到重要的设计师和艺术家。我会带着图纸和草图去他在蔚蓝海岸费拉角(Cap-Ferrat)的避暑山庄与他会合，然后一起工作。他也曾来我在瑞士阿尔高州的家看我。
贝尔很喜欢我的孩子们，允许他们去他的工作室玩儿，那里通常不允许其他人进入。正是通过他，我认识了英国女演员奥黛丽·赫本，她是一位少见的优雅女性。一天，我在从苏黎世去往卢塞恩的火车上看到了她。她说：“我们认识。”这是明星第一次认出我。
她是要去著名的比尔根山酒店吗？
是的，因为我当时的女朋友是比尔根山酒店老板的女儿，所以我至少有两次在泳池边看到赫本。
纪梵希和奥黛丽·赫本之间是什么关系？
柏拉图式的爱情。
你如何评价自己与纪梵希的友谊？
绝对的信任。
您也遇到过挫折吗？
1996年，我接管了苏黎世的Ludwig Abraham丝绸公司，却不知道它实际上濒临破产。为此，我不得不辞去Bally的高薪工作。2002年，我失去了一切：所有积蓄、养老基金、在山上的度假别墅，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我的妻子也离我而去。
除了精神和才能，我一无所有。事后来看，Gustav Zumsteg对Abraham的管理至少可以说是不透明且带有误导性的。
靠设计谋生绝非易事。您认为您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我生命中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偶然的，比如学习蜡印，这是我在纽约学到的技术，至今仍在使用。因为蜡很快就会变硬，它迫使艺术家去即兴创作。
然而，随时做好准备迎接机会的来临，这一点并非偶然。
我一直勤奋工作。当你对某件事情着迷时，你就会拥有足够的精力，不会感觉有负担。在巴黎时，我并不在意通过创作能挣多少钱。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为谁工作，以及从中获得了什么。认可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编辑：Benjamin von Wyl，编译自法语：郭倢/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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