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德语文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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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是一个小国，在4.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约720万人口，分为德语、法语、意大利和罗曼什语4个语区，其中德语区人口占总人口的2/3。

虽然瑞士德语人口不多，瑞士德语文学在德语国家乃至世界上的地位却很重要。

早在中世纪初期，圣加仑修道的僧侣学者诺特克(Notker der Deutsche原名N. Teutonicus)在翻译拉丁文宗教文献的过程中，对德语发展成文化语言做出了杰出贡献。

中世纪盛期，生活在波登湖畔(Bodensee)的哈特尔曼・封・奥厄(Hartmann von Aue)是德语文学三大骑士宫廷史诗诗人之一。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苏黎世的教授博德默尔(Johann Jacob Bodmer, 1698-1783)被歌德称为”文学天才的接生婆”。

19世纪下半叶瑞士德语文学反映了瑞士社会发展的面貌。同德国的四分五裂专制制度相比，瑞士人对他们的民主制度感到自豪，但同时对瑞士社会开始出现的满足现状、不思革新和进取的倾向表示担忧。这个时期瑞士文坛出现了两位现实主义流派(Realismus)作家戈特弗里德・凯勒 (Gottfried Keller)和康拉德・费迪南特・迈耶尔 (Conrad Ferdinand Meyer)。

凯勒的小说直接反映现实，以瑞士为背景，表现这个民主制度联邦小国政体机制的长处和弱点，它的进步和局限，作品的基调是一种伴有幽默和谐趣的乐观精神。迈耶尔从历史事件中选取题材，写历史小说，把正义和权力、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冲突作为主题，他转向历史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因为与所表现的题材之间存在的距离有助于对现实社会提出来的问题进行更冷静、更深入的思考。

凯勒在晚年写的长篇小说«马丁・萨兰德»(Martin Salander,1886)已经揭露了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许多问题，诸如金钱至上、虚伪欺诈，腐化堕落等，表现了作家对社会发展的关注。

瑞士德语文学在这两位现实主义作家之后没有继续在这个方向上向前发展，在世纪交替前后占主导地位的是离现实比较远的乡土文学(Heimatliteratur)，1891年瑞士庆祝建国600周年进一步推动了乡土文学的发展。

虽然事实上工业化的加速、城市的发展已使瑞士社会不像乡土文学描写的那么健康和淳朴，但也没有出现要求改变现状的工人运动。1887-1888年成立的瑞士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r Schweiz SP)是以改良为目标的政党。凯勒已经注意到的社会问题在文学中没有得到表现。20世纪开始后，欧洲在世纪交替时期的文学思潮和流派也开始逐渐影响瑞士，1905年后出现的以罗伯特・瓦尔泽(Robert Walser)为代表的一些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开始表现担忧、不安和反抗的世纪初的普遍情绪。

1912年，鉴于作家低下的社会地位，一些作家如卡尔・A・洛斯里 (Carl Albert Loosli)、海因利希・费德勒(Heinrich Federer)等成立了作家协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精神振奋以及对法国和德国的支持几乎使瑞士联邦分裂，作家卡尔・施皮特勒 (Carl Spitteler)呼吁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瑞士中立的演讲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大战造成的灾难日益明显才使瑞士理智起来，重新高举爱国主义和保卫国家的旗帜。

大战后期工人运动(Schweizer Arbeiterbewegung)掀起高潮，1918年12月工人总罢工由于议会的干预没有进行到底，但工人提出的要求在几年后相继得以实现。瑞士社会民主党在工人运动的推动下曾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写进纲领，但在20年代又把它修改掉，仍然坚持改良主义(Reformismus)道路。

尽管如此，资产阶级政党还是把社会民主党视为建立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对手。在大战期间不但有反战者到瑞士避难，而且还有许多先锋派(Avantgarde)艺术家、文学家到瑞士寻求发展，音乐厅、咖啡馆成了欧洲现代派艺术的中心，带有小舞台的艺术家酒馆1916年在苏黎世的镜子胡同一号(Spiegelgasse 1)开张，离列宁当时居住的地方只有几步之遥。

达达主义(Dadaismus)就是在这里诞生的。然而瑞士人同这些流亡者始终保持着距离，达达主义后来在柏林、巴黎和纽约继续发展，在瑞士却没有留下多少痕迹。在现代艺术的多种流派中只有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us)在晚些时候对瑞士文学有一定的影响。

1895-1905年期间瑞士文学没有欧洲当时流行的各种主义，而是以乡土文学为其主要内容。在19世纪90年代人们把19世纪上半叶的现实主义作家叶米雷亚斯・戈特黑尔夫(Jeremias Gotthelf)称为乡土文学之父，欣赏他那建立在保守立场上的反对资本主义的观点。与德国不同，瑞士的乡土文学没有沙文主义(Chauvinismus)和排犹主义(Antisemitismus)倾向。

乡土文学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如同播种的农民，眼睛只注意脚前的田拢。1905年后涌现出的罗伯特・瓦尔泽(Robert Walser)一代作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发表他们的作品，这表明瑞士德语文学虽然迟到了，但终于与自世纪之交以来欧洲文学的发展接轨了。

除罗伯特・瓦尔泽的作品外，雅各布・沙夫讷(Jakob Schaffner)的小说«康拉德・皮拉特»(Conrad Pilater, 1910)探讨了人对身心安宁的渴望与着迷于技术时代之间的矛盾; 卡尔・A・洛斯里(Carl Albert Loosli, 1877-1959)的散文集«宾普利茨和世界»(Bümpliz und die Welt, 1906)尖锐地讽刺了普遍存在的保守和狭隘。

这批作家敏感地观察瑞士的日常现实，深感瑞士社会到处存在的地方主义(Lokalismus)，渴望改变精神和物质环境。他们大多都有在国外、主要是在德国学习和工作的经历，愿意接受新文学流派的长处。他们生活在城市，对时代的变化有深刻的感受，他们是能够比前一代作家更进一步摆脱古典派和学院派影响的现代人，他们直面和热爱可以直接感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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