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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进美国国会大厦的是些什么人?

2021年1月6日,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者在国会围绕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进行讨论时,特朗普支持者冲破安保措施进入国会大厦。
2021年1月6日,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者在国会围绕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进行讨论时,特朗普支持者冲破安保措施进入国会大厦。 Afp Or Licensors

新冠疫情不仅改变了全球的公共卫生格局,也深刻影响了政治和社会动态。尤其在美国和欧洲社会出现了一些“怪异”现象:防疫措施激起民愤;阴谋论满天飞;有人闯入美国国会,我们的社会到底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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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的两位社会学家卡罗琳·阿姆林格(Carolin Amlinger)和奥利弗·纳赫特韦(Oliver Nachtwey)通过对瑞士新冠防御措施的激进反对者的调查,揭示了这一变化的深远影响。这些反对者曾是和平与环保活动家,如今却成为了激进的民主反对者。

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遭到攻击后,波士顿大学的历史学家奎恩·斯洛博迪安和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威廉·卡利森在《波士顿环球报》上发表文章,试图解释这些叛乱分子的背景。他们发现,这些看似注重个体价值的“维京人”(Wikinger,8-11世纪的北欧海盗)和“牛仔”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新的政治倾向——“对角线主义”(Diagonalismus)。这一概念源自德国近些年出现的一个新词“逆向思考者”(Querdenkern),指的是那些在新冠疫情期间反对国家防御措施的激进分子。

斯洛博迪安和卡利森指出,对角线主义者坚信一切权力都是阴谋,他们是 “20世纪70年代美国自由主义运动的继承人,但他们的思想从左翼转向右翼,摒弃了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解放愿望。这一现象不仅在美国存在,也出现在瑞士等国家,反映了全球政治光谱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卡罗琳·阿姆林格(Carolin Amlinger)和奥利弗·纳赫特韦(Oliver Nachtwey)都是巴塞尔大学的社会学家。
卡罗琳·阿姆林格(Carolin Amlinger)和奥利弗·纳赫特韦(Oliver Nachtwey)都是巴塞尔大学的社会学家。 Florian Bachmann, Todofoto.ch

从世界主义者到AfD的坚定支持者

纳赫特韦和他的团队最先对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防疫措施反对者的举止进行了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些抗议者原本是些左翼和生态环境领域的活跃分子,现在却只信任极右翼政党。

在接受瑞士资讯SWI swissinfo.ch采访时,卡罗琳·阿姆林格和奥利弗·纳赫特韦都表示,他们最初感到很惊讶,这些人中居然还有人“自认为是世界主义者,却坚定地支持德国选择党(AfD,德国右翼民粹主义和极右翼政党)。”

早在2017年,纳赫特韦在采访在线宣传平台Campact的支持者时就已经发现了这一情况。Campact是一个德国组织,主张实行“进步政治”,以宣传社会和环境问题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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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罗根、罗伯特·肯尼迪或 “世界上最酷的独裁者”

新冠疫情期间,阿姆林格针对一些德国知识分子如何/为何在政治上,从自由主义立场毅然决然地转向右翼独裁方向,进行了探寻。阿姆林格和纳赫特韦在生活中是一对伴侣。他们经常一起讨论他们的课题并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现象是否真实存在?真的有人以自由的名义站在独裁立场?以及他们如何/为何这样做?

他们后来合著了一本名为《被侵犯的自由:自由主义的独裁》(Gekränkte Freiheit: Aspekte des libertären Autoritarismus)。该书的英文译本刚刚在英国出版,二月份还会在美国出版。

这本书虽然是根据在德语国家进行的采访撰写而成的,却让人联想到一段时期内在国际政治平台上出现的一种“怪异”的现象:美国知名播客乔·罗根(Joe Rogan)就是一个代表人物,他在2020年曾支持左翼民主党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2024年支持唐纳德·特朗普;这位比特币粉丝还在萨尔瓦多参加了”世界上最酷的独裁者”庆祝活动,在这场活动中反疫苗接种活动家小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受到热捧。

阿姆林格和纳赫特韦认为这些支持专制的人并不认为自己是独裁者的追随者,反而自认为是个人主义者和叛逆者。“许多受访者表示,他们不再懂这个世界。“

卡罗琳·阿姆林格是一位文学社会学家,在巴塞尔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
卡罗琳·阿姆林格是一位文学社会学家,在巴塞尔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 Anna Weise / Süddeutsche Zeitung Photo

“在自己的国家感到陌生”

他们经常遇到这样的人,比如:有人说加油站的外国员工会拒绝为他们服务。“很多人用了’在自己国家感到陌生’这句话,”她说:“这种陌生感大多来自外国人或非二元人群给他们带来的不适感。”

然而,阿姆林格和纳赫特韦认为,这种陌生感和挫败感实际上是出于自身的原因。他们觉得这是因为他们的期待值未能得到满足以及对日益衰退的公民社会的失望。纳赫特韦说:”现代社会是一种浮夸的社会。四个孩子住在一个房间里已经不再被视为常态;另一方面,个人主义的抬头又让人容易产生过高的期待值,但却在现实中无法实现。

与此同时,工会、协会或教堂等公共机构的影响力也在下降。

从 “后民主”到 “被侵犯的自由”

英国政治学家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向出版社提出了出版《被侵犯的自由》英文版的建议。

克劳奇最著名的作品是一本名为《后民主》(Postdemokratie)的作者。在千年之交,因为这本书,他成为那些希望用左翼视角理解政治的人最喜爱的作家。而现在-至少在德语国家-卡罗琳·阿姆林格和奥利弗·纳赫特韦伊则成为这一领域最受欢迎的作家。

社会学家奥利弗·纳赫特韦是巴塞尔大学社会结构分析教授。
社会学家奥利弗·纳赫特韦是巴塞尔大学社会结构分析教授。 Stefan Bohrer / Keystone

《后民主》一书当时解析了民主讨论是如何在公共关系专业化和私人电视的影响下消失的。现在,我们可以把《被侵犯的自由》这本书看作是克劳奇那本书的后续。

许多人感到孤独,看不到未来。纳赫特韦说:”20世纪60年代,人们坚信‘我的孩子一定会比我过得好’,而如今,在像德国这样的国家,人们不再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未来似乎不再是 ‘可以想象的’, ‘就算那些嘴上不愿承认的人,心里也知道气候变化对我们的影响正在加剧’。”

埃隆·马斯克的魅力从何而来?

《被侵犯的自由》一书2月在美国出版,似乎正合时宜。2025年的头几周,埃隆·马斯克介入了许多国家的政治。这位特朗普新政府中的亿万富翁也在搞“对角线政治”-从一位进步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摇身成为“专制主义的重磅支持者”,卡罗琳·阿姆林格和奥利弗·纳赫特韦最近在德国保守派报刊《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n Zeitung)发表的一篇文章上,给他贴上了这样的标签。

阿姆林格说:“埃隆·马斯克给右翼极端分子提供平台,这无形中暗示,他支持‘只有摧毁自由民主制度及机构,才能建立新事物’这种理念。”

这种创造性的破坏现在正转向社会层面,许多人受到了鼓舞。阿姆林格说:”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感觉到:社会在凝固,处于停滞状态,根本没有发展,或者变得更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涌现的批判论中,反叛型人物已经作为一个边缘化人群出现过,”纳赫特韦说:“而在今天,他们不再是边缘化的人物。”

对《被侵犯的自由》的评价

许多德语媒体对《被侵犯的自由》一书给予了高度评价。《南德意志报》称该书将理论与宣言结合在一起,“是一本让人读起来就停不下来的书。”

该书的英文译本刚刚在英国出版,二月份还会在美国出版。
该书的英文译本刚刚在英国出版,二月份还会在美国出版。 zVg

而瑞士自由派报刊《新苏黎世报》(NZZ)对这本书则不无批评之词。这虽然是一本 “理论新颖、描写充分、通俗易懂的书”,但阿姆林格和纳赫特韦在定义‘自由’时,夸大了‘团结’的意义,对那些在疫情期间反抗限制自由的人缺乏理解。而不容忘记的是,在疫情期间德国确实采取了很多严格的限制措施,比如有一段时间,德国只允许接种疫苗和康复的人进入商店。

这一经历对德国社会科学产生了影响,因此新苏黎世报的评论员认为,所谓 “消极自由”(即受侵犯的自由)的说法有些夸张“这里需要解释的不是自由本身,而是限制自由的理由。“

我们可以对如何理解自由进行讨论,但现实就是现实,无需讨论。《被侵犯的自由》这本书揭示了新自由主义专制者所代表的偏执世界观。

政治家和权力机构 “至少缺乏自我批评”

纳赫特韦和阿姆林格认为,有批判精神并付诸行动是好事,在他们的书中,这两位社会学家主张 “从下而上对权力机构进行批判,这种批判并非否认现实,而是尝试改变现状。”

纳赫特韦和阿姆林格在访谈中还明确表示,他们并非对自由民主制度毫无微词。纳赫特韦说:”在现代社会中许多承诺无法兑现,这不只是阴谋论的说法。至少,自由民主国家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政治家和政府必须 “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并认识到错误”。这里需要的是更多自我批评的态度以及面对合理批评的不同方式。

阿姆林格和纳赫特韦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一些人陷入阴谋论的漩涡,并以自由的名义反对民主及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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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者: 本杰明·冯·威尔

您是否认为虚假信息对直接民主国家来说尤其危险?

2024年是全球大选数量创纪录的一年,有目的的虚假信息在许多选举中都曾引起轩然大波。虚假信息对社会信任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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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David Eugster,编译自德文:杨煦冬/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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