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记者谈有关言论自由的代价
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这一基本权益都未受到足够的保障，更别说像俄罗斯或墨西哥这样的国家。但就算在瑞士，新闻自由也并非毫无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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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资讯SWI swissinfo.ch的许多记者都曾在言论自由没有保障的国家工作过。
其中一些人还亲身体会过在不自由的媒体环境中工作的滋味。
我们的记者在突尼斯按法律依据提出信息获取申请时，受到警察的嘲笑； 还有一位记者因为对弗拉基米尔·普京提出批评性问题，而遭遇后果。
除了来自墨西哥和中国视角之外，我们也不想把瑞士排除在外： 来自《哥谭市》(Gotham City) 的Marie Maurisse 和François Pilet 讲述了在瑞士报道经济犯罪所面临的困难。《哥谭市》与瑞士资讯有着定期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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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年来对记者的审查和攻击
帕特里茨雅·伊斯拉斯(Patricia Islas)，墨西哥
1987年，当我开始从事记者工作时，就赶上了墨西哥的新闻审查制度。对私人电视台的明文规定是“不许批评国家政策”。作为调查记者我只有一条路可走：用其他国家的例子来影射自己国家的情况，比如中美洲南部国家是怎么控制在几个大家族手里；或者20世纪90年代初欧洲前南斯拉夫的反人类罪行等，即便如此，我不能大张旗鼓地报道。
当时在墨西哥，电视受到审查是公开的秘密。于是我转到了一家报社，那里的自由度大一些，但很多事情也是不可能的。
当1994年的大选即将来临时，我从这个新的、所谓“自由”的报社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我要从早到晚跟踪一位后来成了长期执政党候选人的政治家。我不能进行真正的报道-而是主要给上级写报告。这不是我想象中的新闻工作，这份工作让我感到头疼。
在我完成这份工作几周后，有人企图暗杀这位总统候选人。
这起谋杀案震动了墨西哥政坛，也标志着有组织的犯罪在墨西哥占主导地位的开始。政治权力和支配媒体的权力进行了重新分配：对媒体进行审查的不再是国家，而是媒体背后的势力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政治偏好进行审查。
在我离开墨西哥30年后，记者已经很难在墨西哥自由地工作了。平行于国家的犯罪组织，会不加审判地杀害那里的记者，如果他们写了不该写的东西。2023年，墨西哥有4名记者遇害，预计2024年针对记者的暴力事件将有所增加，因为今年是选举年。
外国记者是如何被迫离开的
中文编辑部
对于驻外记者来说，一个鲜有危机且生活成本高昂的三语小国瑞士绝非首选；而另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显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和挑战性。然而，他们在这两方土地上的工作环境和自由空间可谓天壤悬隔。
作为来自中国的媒体人，我时常惊诧于瑞士各界在外国记者面前的有问必答，知无不言。瑞士联邦和各州当局、学术研究机构、高校以及跨国公司，均不吝与长驻于此的外国记者分享信息与观点。他们可以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开展报道工作，有机会深入理解瑞士、解读瑞士，从而为全球受众描述和呈现这个国家细致入微的图景。
外国记者在全球新闻市场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核心作用。然而，随着当前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日渐升级，少数国家-特别是中国-对为他国受众提供本地报道的外国记者愈发敌视，否定甚至剥夺他们的合法性，将他们诋毁为境外敌对势力的喉舌、国家安全的威胁，或错误信息的炮制者和传播者，利用“签证要挟”阻止他们在中国境内从事新闻报道。
为时三年的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加强了对外国记者及其信源的限制、骚扰和阻挠，包括瑞士法语电视台RTS在内的多家外国媒体驻华记者，因报道上海民众反封控示威而遭短暂拘留、殴打，《新苏黎世报》、《纽约时报》等被迫撤离中国，转至台北、新加坡甚至更远的地方隔岸报道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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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之外报道中国
而反观驻瑞外国记者，却已与瑞士政府安然度过了数十年经久不衰的“蜜月期”。外国记者的职业独立性和知情权、采访权、发表权和批评监督权，在这里得到了尊重。
在瑞士有些信息也要付出代价
Marie Maurisse和François Pilet，是《哥谭市》(Gotham City–)瑞士资讯的一个合作媒体的创始人。
幸运的是，在瑞士记者不会受到拳头或手枪的威胁，但会受到被告上法院的威胁。自2017年《哥谭市》创办以来，我们已经大约被起诉了10次。其中大部分是因为《民法》第28条，该条款保护“个人权益”。
对我们的起诉并不是因为诽谤。《哥谭市》的文章中一直都系统地引用公开的法律文件或记者可以查阅的材料。搜索信息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
不过，我们文章中提到的人不愿暴露他们的姓名，而是希望保持匿-他们认为他们不需要透露自己的身份，因为自己的知名度不足以引起公众对他们身份的关注，但这是一个应该由司法部门决定的问题。
例如，现在就有一名被指控在瑞士税务机构逃税数千万瑞郎的前银行家想要阻止一篇关于他的文章的发表。而我们则坚持认为，这些信息关乎公众利益。此案将很快就会有结果。
对于《哥谭市》这样的独立媒体来说，这种信息之战是有代价的：每年花在法庭和律师的费用达数千瑞郎。近两年来，batfund.ch协会在帮助我们筹集资金，支付法律费用。在瑞士，遭受这种“禁言”之苦的不止我们一家。一些非政府组织，如大赦国际，已经对此进行了谴责。但议会中的大多数政治家却并不愿意做出改善。
(编辑：Benjamin von Wyl及Samuel Jaberg ，编译自德文：杨煦冬/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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