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記者談有關言論自由的代價

世界新聞自由日 swissinfo.ch

5月3日是世界新聞自由日。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這項基本權益都未受到足夠的保障，更別說像俄羅斯或墨西哥這樣的國家。但就算在瑞士，新聞自由也並非毫無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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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資訊SWI swissinfo.ch的許多記者都曾在言論自由沒有保障的國家工作過。

其中一些還親身體會過在不自由的媒體環境中工作的滋味。

我們的記者在突尼西亞依法律依據提出資訊取得申請時，受到警察的嘲笑；還有一位記者因為對弗拉迪米爾·普丁提出批評性問題，而遭遇後果。

除了來自墨西哥和中國視角之外，我們也不想把瑞士排除在外： 來自《高潭市》(Gotham City) 的Marie Maurisse 和François Pilet 講述了在瑞士報導經濟犯罪所面臨的困難。《高潭市》與瑞士資訊有著定期的合作關係。

請閱讀我們的記者Elena Servettaz自16歲以來與弗拉迪米爾·普丁政權對抗的親身經歷：

請閱讀我們的記者Amal Mekki如何為了贏得資訊取得權而向突尼西亞內政部發起挑戰的故事：

30 年來對記者的審查與攻擊

帕特里茨雅‧伊斯拉斯(Patricia Islas)，墨西哥

帕特里茨雅·伊斯拉斯是瑞士资讯西班牙部负责人。 swissinfo.ch

1987年，當我開始從事記者工作時，就趕上了墨西哥的新聞審查制度。對私人電視台的明文規定是「不許批評國家政策」。身為調查記者我只有一條路可走：用其他國家的例子來影射自己國家的情況，例如中美洲南部國家是怎麼控制在幾個大家族手裡；或者20世紀90年代初歐洲前南斯拉夫的反人類罪行等，即便如此，我不能大張旗鼓地報導。

當時在墨西哥，電視受到審查是公開的秘密。於是我轉到了一家報社，那裡的自由度大一些，但很多事情也是不可能的。

當1994年的大選即將來臨時，我從這個新的、所謂「自由」的報社接到了一項特殊任務：我要從早到晚跟踪一位後來成了長期執政黨候選人的政治家。我不能進行真正的報導-而是主要給上級寫報告。這不是我想像中的新聞工作，這份工作讓我感到頭痛。

在我完成這份工作幾週後，有人企圖暗殺這位總統候選人。

這起謀殺案震動了墨西哥政壇，也標誌著有組織的犯罪在墨西哥占主導地位的開始。 政治權力和支配媒體的權力進行了重新分配：對媒體進行審查的不再是國家，而是媒體背後的勢力根據自己的利益和政治偏好進行審查。

在我離開墨西哥30年後，記者已經很難在墨西哥自由工作了。平行於國家的犯罪組織，會不加審判地殺害那裡的記者，如果他們寫了不該寫的東西。2023年，墨西哥有4名記者遇害，預計2024年針對記者的暴力事件將增加，因為今年是選舉年。

外國記者是如何被迫離開的

中文編輯部

對駐外記者來說，一個鮮有危機且生活成本高昂的三語小國瑞士絕非首選；而另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顯然具有無法抗拒的誘惑力和挑戰性 。然而，他們在這兩方土地上的工作環境和自由空間可謂天壤懸隔。

身為來自中國的媒體人，我時常驚訝於瑞士各界在外國記者面前的有問必答，知無不言。瑞士聯邦和各州當局、學術研究機構、大學以及跨國公司，均不吝與長駐於此的外國記者分享資訊與觀點。他們可以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進行報導工作，有機會深入理解瑞士、解讀瑞士，從而為全球受眾描述和呈現這個國家細緻入微的圖景。

外國記者在全球新聞市場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核心角色。然而，隨著當前全球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日漸升級，少數國家-特別是中國-對為他國受眾提供本地報導的外國記者愈發敵視、否定甚至剝奪他們的合法性，將他們詆毀為境外敵對勢力的喉舌、國家安全的威脅，或錯誤訊息的炮製者和傳播者，利用「簽證要脅」阻止他們在中國境內從事新聞報導。

在為時三年的新冠疫情期間，中國加強了對外國記者及其信息來源的限制、騷擾和阻撓，包括瑞士法語電視台RTS在內的多家外國媒體駐華記者，因報導上海民眾反封鎖示威而遭短暫拘留、毆打，《新蘇黎世報》、《紐約時報》等被迫撤離中國，轉至台北、新加坡甚至更遠的地方隔岸報導中國。

而反觀駐瑞外國記者，卻已與瑞士政府安然度過了數十年來經久不衰的「蜜月期」。外國記者的職業獨立性和知情權、採訪權、發表權和批評監督權，在這裡得到了尊重。

在瑞士有些資訊也要付出代價

Marie Maurisse和François Pilet，是《高潭市》(Gotham City–)瑞士資訊的一個合作媒體的創始人。

Marie Maurisse和François Pilet，是《哥谭市》(Gotham City)瑞士资讯的一个合作媒体的创始人。 KEYSTONE/DOMINIC STEINMANN

幸運的是，在瑞士記者不會受到拳頭或手槍的威脅，但會受到被告上法院的威脅。自2017年《高潭市》創辦以來，我們已經大約被起訴了10次。其中大部分是因為《民法》第28條，該條款保護「個人權益」。

對我們的起訴並不是因為誹謗。《高潭市》的文章中一直有系統地引用公開的法律文件或記者可以查閱的資料。搜尋資訊是一項非常艱苦的工作。

不過，我們文章中提到的人不願暴露他們的姓名，而是希望保持匿名-他們認為他們不需要透露自己的身份，因為自己的知名度不足以引起公眾對他們身份的關注，但這是一個應該由司法部門決定的問題。

例如，現在就有一名被指控在瑞士稅務機關逃稅數千萬瑞郎的前銀行家想要阻止一篇關於他的文章的發表。而我們則堅持認為，這些資訊關乎公眾利益。此案將很快就會有結果。

對於《高潭市》這樣的獨立媒體來說，這種資訊之戰是有代價的：每年花在法庭和律師的費用達數千個瑞郎。近兩年來，batfund.ch協會在幫助我們籌集資金，支付法律費用。在瑞士，遭受這種「禁言」之苦的不只我們一家。一些非政府組織，如國際特赦組織，已經對此進行了譴責。但議會中的大多數政治家卻不願意做出改善。

(編按：Benjamin von Wyl及Samuel Jaberg ，編譯自德文：楊煦冬/gj，繁體校對：方常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