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日子,中国媒体一篇有关瑞士政府将无条件为国民发工资的消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时间从国内传来一片唏嘘之声,微信朋友圈中大家争相传阅,有人羡慕,有人不解,难道瑞士真的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吃上了不劳而获的大锅饭? 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所谓无条件基本收入之说,确有其事,但却只是一个全民投票的动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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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就读于伯尔尼大学经济系。来自中国北京,生活在瑞士多年,自2003年起在瑞士资讯工作。曾用名杨旭东。工作语言:中文、德文、英文。
要解释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要从瑞士的直接民主制度说起,令瑞士人引以为豪的是公民可以当家作主,任何人、任何团体,如果有任何想法,只要征集到5到10万签名,就可以递交国会,经过检验签名的有效性后,便可以成为一个投票提案,由全民投票来决定是否采纳,倘若该项动议被大多数选民所接受,那么就有可能会改变法律甚至更改宪法。
瑞士每年举行4次全民投票,除了针对国家层面的投票提案,居住地也有各种事宜需要投票裁决。大到修建隧道,小到地方上修建电车轨道;大到瑞士是否加入欧盟或者联合国,小到国民的衣食住行,瑞士人的投票动议五花八门。
这种独特的民主制度,在全世界几乎独一无二,人民当家作主是瑞士的治国之本。然而也有在世界上引争议的时候,比如几年前在瑞士一个城市修建穆斯林尖塔建筑遭拒的动议,就在国际上引发了不良反响,瑞士被冠以排外的名誉。
如今这一无条件基本收入动议尚未出现在投票箱前,就似乎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英国媒体称如果该项动议被通过,那么将开启人类开天辟地第一回的一种生活模式。而中国媒体更是对此关注备至,甚至误报为瑞士政府将向国民无条件发放2500瑞郎基本工资。一时间在中国读者中引起哗然,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瑞士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
然而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其实目前只是一个由若干音乐家、作家、企业家、导演、教授组成的团体发起的一项动议,2013年10月他们征集了12.6万个签名,将其递交国会。2016年6月5日,瑞士全民将就此进行全民投票。
财政上完全可行?
该项动议提出,在瑞士生活的所有成年人(包括外国人),无论工作与否每月应该从国家领取2500瑞郎(约1.5万人民币)的基本收入。这是为了能够“有尊严地活着并参与社会活动”。儿童也应该得到基本收入,相当于成人基本收入的四分之一,625瑞郎。谁愿意挣更多钱,可以去工作。
每个人都无条件得到一笔基本收入,这笔钱应该从哪里来?动议发起者算了一笔帐,这需要国家每年支出2000亿瑞郎,相当于瑞士全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那么谁来支付这一大笔开支?这是不是痴人说梦?
动议发起者却认为从财政角度,这是完全可行的。他们设想700亿,可以由养老及遗属保险、残疾保险和养老金机构支付,而剩下的1300亿瑞郎则可以通过提高增值税或其他费用来满足,至于国家是否可以通过重新分配国库开支来解决,交由决策者来决定。
这是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倡议者在他们网站上列出的数据及设想的财政可行性。就此瑞士经济联盟Ecomomiesuisse的经济专家Rudolf Minsch在就该项动议接受《瑞士贸易报》(Handelszeitung)采访时表示,无条件基本收入对于国家来说是一笔很大的额外财政负荷-约为1400亿瑞郎,这意味着全民生产总值将减少20%,同时意味着增值税要提高50%,“这无疑象征着国民富裕指数和国家竞争力的下降。”
按照这位经济专家的看法,国家必须将全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进行重新分配,“而以现在瑞士的情况,如果瑞士不将生产线和劳动力移到国外,根本不可能做到。”
不再为五斗米折腰
什么都不用做,每月2500瑞郎进帐,而且一直到生命结束,这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对此发起人之一,企业家Daniel Häni表示:“现在大多数人都是在为了生计而工作,而不是从兴趣爱好出发,我们现在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
有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人们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工作不再是奔命。这样人们就有了时间来思考人生,更有创造力。赢得更多的时间进行自我进修或者留给家庭。这是动议发起者的初衷。
那么那些没人爱做,社会又需要的工作,对此发起人表示,这些工作就要提高工资,从而产生吸引力。
社会在发展,机器人早晚会代替人工,再过几十年,上百万人会失去现在的工作,那么这些人靠什么生活?
对于很多对未来充满恐惧的人来说,这种由国家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非常有吸引力,对此反对派代表经济专家Rudolf Minsch表示:“如果这样的话,“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生计负责“这一社会基本规则就将会被打破,人将依赖于国家的资助。”
只有2%的人不再工作
一项由瑞士民意研究机构DemoSCOPE进行的调查显示,就算瑞士推行基本工资制度,将只有2%的人会停止工作,54%的人计划进修;53%的人将会更多与家人在一起;22%希望创业;35%将更注重环保产品;最后59%的35岁以下的人相信有朝一日,瑞士会推行基本收入制度。
目前尚属乌托邦思想
对于40岁的摄影师Simon Stähli来说,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非常合理,他认为这样可以去除社会贫富分化,为将来现代化社会机器取代人类的时代做准备。至于人们是否还想工作,他说:“2500瑞郎只能保障生存,如果想生活得更好、更有质量,必须继续工作。”
大多数人对基本收入动议感到匪夷所思,“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瑞士是一个豢养寄生虫的国家吗?”70岁Erika Frank这样说。“我觉得这项动议不会通过的,主意不错,可是钱从哪儿来?”50岁的Thomas Widmer说。
《世界周刊》(Weltwoche)总编Roger Köppel是瑞士知名的毒舌,他直言不讳地表示:“给每个人发基本工资,这会毁掉人们的上进心,人们会失去那种努力的动力。”
每个人无条件从国家领取基本收入,这需要整个社会发生结构性的改变,需要人们用另一种逻辑进行思维。天方夜谭也好,黄粱美梦也罢,瑞士人想在了前面。
2016年6月5日,全民将在投票箱前对这一“乌托邦计划”进行表态。只有在瑞士,有可能将公民中的这些“突发奇想”上升到政治层面来讨论。这又一次体现了瑞士直接民主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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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是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尽管在这里谁都不担心饿死,但还是有60万民众,挣扎在贫困线上。Niggi Schwald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虽然生活在“富可敌国”的苏黎世,但他却是无家可归、街上的乞讨者。如今,作为城市向导,他向人们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还带着参观者穿过苏黎世,向人们展示这一富裕都市的另一面。
瑞士是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尽管在这里谁都不担心饿死,但还是有60万民众,挣扎在贫困线上。Niggi Schwald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虽然生活在“富可敌国”的苏黎世,但他却是无家可归、街上的乞讨者。如今,作为城市向导,他向人们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还带着参观者穿过苏黎世,向人们展示这一富裕都市的另一面。
那是苏黎世9月的一个下午。当天没有下雨,气温怡人。对Niggi Schwald来说,晚上睡公园的长凳就好了,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就在市中心后面。他爱那里的宁静,“我早上不愿醒太早,”他说。
66岁的他对这座利马之城(苏黎世)了如指掌。当然他最了解的还是这座城市的阴暗面,穿过穷人、无家可归者,和那些领不到救济金的人的目光。他自己也在大街小巷上生活过4年。对于那段流浪的经历,他并未感到羞愧。归根结底,那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一个睡袋、一个垫子、一个小的双肩背,还有一些衣物。这就是Niggi Schwald的所有-他在大街上生活时为数不多的几件家当。那是2005年,他在苏黎世郊区铁路桥下发现了一辆被废弃的干草车,而这车就成了他的栖身之所,“那寒冷的冬夜,我永远也不会忘怀。我生了一堆火,却还是冻彻心扉,”他讲述道。
在监狱度假
那时的Niggi Schwald一贫如洗,在城里几个人气较旺的地方开始乞讨:中央火车站、商店和公车站点附近。运气好的话, 一天可以挣50瑞郎。他的“技术”在于,尽量表现得体面一些,至少要有礼貌。
如果下雨或者天气很冷,那么他就会钻到购物中心里。那是一个挺舒服的地方,离他的栖身之所也不远。购物中心就是他的一个“起居室”,他白天的时间大多在那里度过。总会有人给他一杯咖啡,或是一块蛋糕。一位商店的员工还给了他厕所的钥匙,这样他就可以在里面洗澡、洗洗衣服。
周日,商店关门,那么他就会去苏黎世的Kloten机场,混迹于旅客中间。那里的公共电视屏幕总会播放一些足球赛、滑雪赛,“这可以说就是我的业余生活,”他这样回忆道。
警察只找过他一次麻烦,那是因为他无票乘车,被逮到后又不缴付罚款。于是,他被关进监狱10天,“一天三顿饭,有暖气还有电视,对我来说就像度假一样”。
对无家可归者来说,一天的思绪总也离不开吃。夏天,他可以去农庄吃饭,因为他会帮农民干些庄稼地里的活儿。而在冬天,他有时并不想离开自己的干草车、去市中心“找饭辙”,就只好拼命灌水。有一点是确定的,在瑞士没有人会挨饿,因为到处都有救助机构。
在苏黎世,就有例如Suneboge(德)这样的合住中心,Niggi介绍说。对十几位流浪汉来说,这里就是一个救助点。它的前身是监狱,就在瑞士证券市场旁边,现在可以提供热餐,而且非常廉价。
上万名贫困者
联邦统计局最新数据(德)显示,瑞士有7.7%的贫困人口。具体来说就是,有59万人够不上法律规定的收入线,难以满足本人及其家庭的食品、住房、医疗保险等基本需求。尽管许多人其实都是有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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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加上那些在贫困线上徘徊的人,据Caritas估计,这一人群可能会达到100万。瑞士有差不多1/5的人难以负担2000瑞郎的额外支出,例如一张牙医账单,Caritas在它今年公布的《瑞士新的贫困手册》(德、法)研究中这样写道。
特别容易“受穷”的是单亲家庭、单身成人、没有受过中高等教育,以及待业在家的人。尽管Niggi不在此列,但“坠入贫困是很快的一件事”。
在这位生于巴塞尔的人在大街上流浪之前,曾有过一段婚姻。他在工程师事务所工作,月薪也有7000瑞郎。“没什么好抱怨的”,后来他离婚了,工作压力很大(“我总想做的更多”),最后公司也倒闭了。那时他简直要崩溃,“每个人都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Niggi对此确信不疑。即使是上层社会的人,例如曾担任保险公司总裁的Mike,曾经在世界上飞来飞去,而如今也只栖身于“Suneboge”一个小小的房间里。
难以逾越的孤独
尽管命运多舛,但Niggi Schwald认为他还是幸运的。他可以时不时地喝上一杯,啤酒或红酒,只要他攒够了钱。他从未变为毒品或酒精依赖者,只有吸烟是他唯一的“不良嗜好”,以前,他总是管行人要烟。
他相信,这是因为他的个性:“我一向都很乐观,因为我相信,不会有什么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他从未迁怒于人,既不怪政府、也不怪社会。他知道,他可以申请社会救济,他有这个权利。但繁琐的行政手续、填不完的表格和要与政府官员展开的对话吓坏了他,他不愿自找麻烦。
因此,他宁愿生活在大街上。这样的生活无须遵循什么规则,正如他所说,他是自由的。不过他也为自由付出了代价,“我没有什么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对我来说,那种孤独是最难以忍受的”。
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无家可归或乞讨者一般都有一只狗或者其他宠物,他说。宠物对于他们要远远超过“冒险伙伴”这样简单的意义。
城市的阴暗面
福利城市游
“惊奇”(德)联合会在巴塞尔组织了首个“福利城市游”。该组织出版一份街头杂志,而且致力于照顾流浪汉。
这类城市游的目的有二:首先是,依照穷人、无家可归者、申请不到救助金的人的眼光,展示这座城市;其次是,让这些人有可能成为城市向导。
巴塞尔于2013年4月首次按照德国模式提出类似建议,到目前为止,共有5500多人参与了这类城市游。
因为Niggi Schwald的付出和组织,这类城市游也出现在了苏黎世。2014年10月3日首个福利城市游顺利进行,总共持续2小时。今后这类项目还将在伯尔尼展开。
Niggi从未有过狗。他一向都是踽踽独行,直到有一天,那是2009年12月的一个夜,在自己的干草车上,他突然说:“够了,该结束了”。他不愿这冰冷彻骨的夜再次在野外度过。第二天早上,他去到了新教教堂的穷人赈济中心,从此,生活开始了彻底的改变。
如今,Niggi Schwald生活在苏黎世一套带家具的一居室公寓里。他是戏剧团体Schrägi Vögel(德)的组织人员,帮助召集街上的行人一起来表演。如果还有时间,那么他也会帮助那些贫困或边缘人组织。
“我的日程表”,他半开玩笑地说:“和商务人士也差不多”。一个月1700瑞郎的退休金基本够花,“钱很重要,但不如人际及社会关系重要,”他说。Niggi又回到了街上,不过这次是为了帮助无家可归者摆脱孤单,他的项目被命名为“福利城市游”(德),带领游人在几个小时内了解当地流浪汉的日常生活。
客人们可以看到为穷人提供的“午餐桌”,紧急避难所,或者为有毒瘾的人准备的各类设施。这些地方都是普通公民尽量避免看到、接触到的,“这并非是去参观动物园,但它提供了消除偏见的可能,”Niggi确信。
只有一个地方,在他的导游路线里再也见不到了:干草车,那是他在铁道桥下睡了多日的地方。车,失踪了,取而代之的,是电车轨道。真遗憾,他微微叹气:“那里还是留有我那个时候的美好回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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