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五年计划与习近平的不同
3个5年在中国，似乎已经是永远了。自从我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在经历过3次五年计划之后，我离开了这个与故乡截然不同的国家，走上了回到西方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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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了，带着成千上万价值连城的经验，和对未来充满希望人们的故事。还有那种沉甸甸的感觉，中国似乎先我一步走入了我原来的故乡：中国将永远伴随着我，也伴随着我们所有人。
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了新的世界的中心，一个完全得到释放、充满了全球贸易的国家。中国是这个新世界的中心，我们对它日益依赖。每时每刻，自我们从床头柜上拿起智能手机开始，直到我们关掉Netflix的电视剧为止。因为中国早就不是那个给我们组装日常用具的国家，而是那个开拓了思维模式和算法的国家。看看那位科学家，他骄傲地宣称，首次成功将基因编辑植入人类的基因中；再看看生产无人驾驶汽车的厂家，他们没出几个版本，就直接把车开到了中国的大都市里，进行实地交通测试。
最后5年，我实实在在地生活在这疯狂的国度里。而就在我到中国之后，开启了一个新纪元：习的时代。
再回首，不得不说：我的五年计划，实在是和习近平的不同。像天真的孩童，我睁大惊奇的双眼，让自己被这个第二故乡的漩涡裹挟着，席卷着。很久以前，我就不再相信那些获得过多赞誉的专家口中充满希望的话语。他们谈到中国的开放和全球化，认为贸易会自然而然地将西方思想中的基本价值观和中国捆绑在一起。总有人说，不用再提人权啦，它会随之而来的。然而很快，谷歌就被中国赶走了；脸书遭到禁止；推特被封锁。Whatsapp现在已沉默，我的中国朋友们最近又发现，Skype已经在应用商店里失去了踪影。
阿里巴巴与40个数据大盗
他们并不需要我们的应用程序和网络，因为他们有微信、微博、腾讯、阿里巴巴和40多个数据大盗，都比我们西方的数码章鱼(Datenkraken)更好、更先进。这些应用既好用又方便，以至于用户愿意奉献出他们自己的脸，因为长久以来，隐私在中国都赶不上方便重要。而且看上去，中国共产党似乎正要借此完善他们新的社会契约：用数据换取方便。谁乖乖合作，谁就有糖吃；谁要惹事，可就没有那么方便了。欢迎来到“社会信用体系”-自2020年起，中国每个人的资料就要被收录其中了。
这并不是赫胥黎或奥威尔所写的小说，而是地球上1/8的人口如今所要面对的现实。长此以往，中国的律师和法官可就要失业了，因为该体系早就对每一位公民知之甚详，至少超越法院所能发现的全部。
摘掉粉红的有色眼镜
许多人对此很满意，他们为降价的电费和便宜的信贷而欣喜，作为良民。然而他们也因此而丧失了自己的无辜和清白，只是并未意识到而已。因为在中国，这一切正在发生：恰恰是建立一个自由社会的最重要的基石正在坍塌-无罪推定原则已然消失。公民从原则上来说是有罪的，要从早到晚即时地证明自己的无辜性。如果我们不想成为习描绘的这种场景中的一员，那么我们必须有所行动。唯一的方案是建立一个稳定、国际化和开放的社会，让公民变得成熟而文明，可以享受受教育和接收信息的自由，也可以合理合规地运用自己的知识。
对中国充满恐惧毫无用处。于同等高度的相会反而不无裨益，只要我们摘下那粉红色的眼镜。
*本文转译自瑞士电视台SRF，阅读原文请点击：Mein Fünfjahresplan war ein anderer als der von Xi Jinping外部链接 (德)
(翻译：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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