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玛尔·梅基：我与突尼斯当局的斗争和真相的代价
当我们的记者阿玛尔·梅基(Amal Mekki)在2018年打赢了与突尼斯内政部的一场官司后，她对提高该国的信息透明度感到乐观。作为一名从瑞士观察事态发展的瑞士资讯swissinfo.ch记者，她渐渐明白，单凭一纸看似充满希望的司法判决，并不能真正改变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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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我走进突尼斯内政部，对一位警官说：“我是记者，来提交信息获取申请。我应该把申请交给谁？”他的反应无疑揭示了这项法律权利的实际行使情况。尽管相关法律早在2016年3月就已出台，但至今未见记者行使权力。他笑了起来，还不忘讽刺地叫来同事：“来，听听这话！她说什么‘获取信息的权利’！什么获取，什么信息？哈！”
那是2018年7月的事。三个月后，我成了第一个在信息获取权案件中胜诉的突尼斯记者，对手还是位高权重的内政部长。掌握司法权的信息公开局(Access to Information Authority) 做出了对我有利的裁决。
向内政部提交申请是我几个月来一直在撰写的调查报告中”对抗阶段”的一部分。根据人权组织的数据，突尼斯内政部使用边境控制这一行政手段，在没有司法命令的情况下，禁止约10万突尼斯人出境。
民众的呼声
几个月来，我辗转突尼斯各省，与超过35名受边控措施影响的人以及众多律师、法官和民间社会活动家进行了交谈。我记录了11起侵犯行动自由权的案件。
我知道这个话题的敏感性，也知道没有其他突尼斯记者行使过信息公开法赋予的权利，因此我要求当局提供与“S17”边控措施有关的统计数据，以及该措施在各地区的执行情况，过程中援引了相关法律。
当天，内政部的一位员工收到了我的申请。我回到家中，对正在酝酿的风暴毫无察觉。我按兵不动，等待回复期限届满后再发表调查报告。当回应迟迟未到时，我向信息公开局对内政部提起了诉讼。
2018年10月24日，调查报告一经发布就在社交媒体、新闻界以及官方层面引起了轩然大波。数以万计的突尼斯人被剥夺行动自由权的问题，迅速成为连续好几周电台和电视节目的热门话题。突尼斯和国外各家私人媒体纷纷与我联系，希望我谈谈调查情况，但主流媒体却完全无视我的存在。朋友和同事们发来公共广播节目的链接，节目里讨论着我的调查，但却没有邀请我参加，甚至没有提到我的名字。
同年11月，又出现了新的情况。时任内政部长在议会承认有必要采取若干措施，包括立即停止在国内执行“S17”边控措施，称这是“民众的呼声”。在未来数月或数年内，成千上万受影响的人将不再受这一措施限制。
故事还没完
然而，这并不是内政部对调查的唯一反应。我后来得知，内政部曾在行政法院对信息公开局的决定提出质疑。时至今日，我还不知道法院的裁决结果。可能法院为了避免难堪，选择了不做裁决，因为我还曾因为在同一调查中法院未提供信息而投诉法院。也许法院已经做出了裁决，只是没通知我。也许法院已经做出了裁决，只是信件在邮递过程中丢失了！
自S17的相关报道发表后，内政部就不再回应我的信息请求或采访邀请。一年后，我写信给他们，提醒他们突尼斯宪法第31条明确保障新闻自由和信息获取权。
尽管当时我似乎因为“厚脸皮”地索要信息而被列入黑名单，但我目前的处境仍然比许多突尼斯同行要好。大多数人权报告显示，该国的新闻自由指数有所下降。
信息公开局的决定或许为突尼斯确立了一个保障记者信息获取权的法律基础。然而，如今我远在海外观察突尼斯的新闻业现状时，只能感叹先前那位警官的“先见之明”，当时他讽刺地问：“获取信息的权利！什么获取？什么信息？”
(编辑：Benjamin von Wyl /ts，编译自英文：瑞士资讯中文部/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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