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保姆就这么彻底消失了
年轻的阿尔巴尼亚女性一路颠沛辗转来到瑞士，因为她们期冀能找到一份照顾孩子的工作-在这个安全的国家这也算得上是一份不错的工作。然而最终她们中的许多人落入了人贩子的魔掌。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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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导与撰文：Adelina Gashi，Marguerite Meyer。调查报导协作者：Vladimir Karaj
前情回顾(第二章)：来自阿尔巴尼亚的女性被诱骗到瑞士当保姆，最终遭到人口贩子的剥削和压榨。因为她们被欺骗了，就像阿蒂塔那样。
阿蒂塔是一名年轻的行政文员，在经历了一场甚为棘手且纠葛不清的离婚后，她正试图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起初，她对上门当保姆的提议持犹疑态度。但她被告知，中介会为她妥善安排好整个行程，并在她抵达瑞士后给她提供一份适当的雇佣合同。阿蒂塔对于瑞士的固有印象深信不疑：一个对每个人都给予法律保障的国家。于是，她兴高采烈地飞往了苏黎世。
她被分配到沙夫豪森一户家庭中的第一份任务就让她大失所望，尽管她得到的承诺是月薪600瑞郎(折合人民币约为4762元)。与此前达成的口头协议不符的是，她不仅要照顾三个年幼的孩子，还要打理整个家庭。“我做牛做马，毫无懈怠，”阿迪塔回忆道。
联合国将“人口贩运”(英)外部链接定义为“为剥削以获取利益为目的，通过暴力威胁或使用暴力手段，或通过其他形式的胁迫，通过诱拐、欺诈、欺骗或滥用脆弱境况等手段招募、运送、转移、窝藏或接收人员。来自任何年龄段和任何背景的男性、女性和儿童，都有可能成为人口贩运罪行的受害者，而这种罪案在世界各个地区-无论是受害者的来源国、中转国还是目的国-均有发生。人口贩运者往往利用暴力或带有欺诈性的提供提供境外工作的职业介绍所、以及提供教育和工作机会的虚假性承诺来欺骗和胁迫受害者。”
绝大多数人口贩运者为男性(英)外部链接。与他人共同参与人口贩运犯罪行为的女性，往往自己也曾经遭受过剥削和利用。
她向她的招聘中介人切马尔(Qemal)投诉。对方答应将她重新指派到另一个地方工作。作为回报，对方向她收取了一笔“安置介绍费”，并把她送到了苏黎世的一家俱乐部做清洁工。
然而接下来的五周内，阿蒂塔先后辗转为四个不同的男性老板工作。她主要是在餐馆和俱乐部打扫卫生，偶尔也会被派往德国边境的酒店去做清洁服务。有人收走了她的护照。她从未见过自己的工资、雇佣合同或者工作许可证。
阿蒂塔断然提出了抗议，却遭到恶言训斥。她大为光火，坚持要拿到工资，“否则我就去报警！”“他们会因为非法劳工而把你送进监狱，”一位雇主警告她说。
人口贩运罪行的受害者，通常是非法滞留在瑞士的外籍人士，然而，这并不是他们自身的过错。瑞士联邦政府现已制定了新的“打击人口贩运国家行动计划”(National Action Plan to Combat Human Trafficking，英)外部链接。该战略文件旨在为政府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提供行动依据。除其他事项外，出台的战略文件针对被贩运者应承担的举证责任进行了削减。
暴力与羞耻并存
当阿蒂塔满腹怨气地向施暴者诉苦时，她受到了羞辱：“你这条愚蠢的母狗，简直给你的家人带去羞耻。”不过，他们表示雇佣合同很快就会签订下来。几周后，切马尔把她送上了回家的飞机。曾经所有的承诺全部变成了空话。
我们有数十张屏幕截图、语音消息和聊天记录来证实阿蒂塔的经历。她的命运与我们接触过的所有其他案例如出一辙。它们无一例外，都涉及同一个版本的欺骗愚弄、拖延战术和恃强凌弱的欺侮行为。受害者的自尊和自我价值被蹂躏摧毁-随之而来的便是丧失任何自主自觉意识。
我们从阿尔巴尼亚电视台的一档电视节目中看到了玛丽安娜的故事。她的招聘中介人通过WhatsApp给她提供了一家清洁公司助理的工作。“他开出的条件是，我必须每周和他睡一次”，她在节目中讲述道。玛丽安娜最终拒绝了这份工作。听上去这不过像是一个粗鲁下流的男人不经过大脑随口说的一句蠢话，但实际上却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蓄意编织的策略。人口贩运者会利用这类言论来测试潜在受害者对金钱的需求究竟有多迫切，以及她们会为了得到金钱而付出多少代价。
另一位曾经做过保姆的女性告诉我们，她的雇主曾建议她在一家非法俱乐部当“女服务员”，一晚可以挣到1000瑞郎(约合人民币7937.44元)。显然，她同意了，却告诉我们：“我从来没做过。这工作不适合我。”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这就是我们在和许多受害女性谈话中的感受。弥漫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团由恐惧、羞耻和忌讳交织的迷雾，所以我们唯有忠于已知的事实：法庭记录和受害者的官方证词。即使我们清楚知晓被指控的施暴者的真实姓名和电话号码，我们也无法在他们没有进一步危及这些女性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对他们提出指控。
但在我们寻求真相的过程中，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一开始是所谓的保姆工作，最终却可能会演变成强迫卖淫。
漫长而惊险的旅程尚未结束
被贩运者的噩梦，并不会在成功逃离施虐者的魔爪时-假设她们真能逃脱-就此终结。遭受过凌虐侮辱的幸存者，往往会带着比出发时更少的钱回到家园，而且饱受精神创伤。出于羞耻，她们不会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经历。 她们不会出现在任何统计数据中。她们从未以劳工身份在瑞士登记在册。雇主不会为她们办理登记，人口贩运者当然更不会这么做，他们一方面从对劳动力市场上不断增长的廉价保姆需求中赚取利润，另一方面又从女性的经济需要和对求职的憧憬希望中获利。
“鉴于(瑞士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缔结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想要在其他国家找到一份合法工作当然会更容易。然而，这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不利因素，因为如果她们被送回原籍国或自己主动返回，我们将不会收到任何上报，”在位于阿尔巴尼亚南部港口城市发罗拉(Vlorë)的一家非政府组织Vatra里担任主任一职的布里凯娜·普卡(Brikena Puka)说道：“这么一来，当人口贩运罪行的受害者从瑞士返回阿尔巴尼亚之后，想要确认她们的身份就更难上加难了。”
在阿尔巴尼亚，很多人都知道有途径去瑞士当保姆，而且也听说过表亲或者朋友的女儿就在瑞士当保姆。然而，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人口贩运的形式之一。即使就连Vatra的专家也不确定该如何打击这种罪行。普卡坚信，国际社会需要在共同打击人口贩运的斗争中加强协调合作。
那些女人现在过得如何？
曾被迫在类似奴役的条件下工作的莉力吉，在饱经磨难后，重新回归到了崭新的乐观态度。她在瑞士的一间庇护所接受了心理治疗，并在法庭审理的过程中得到了专业人士的全程陪伴。如今，她依然居无定所、生活极不稳定，但由于处境艰难，她获准可作为所谓的“有特殊困难的个案”留在瑞士。目前，她正在这片土地上重建自己的生活。
其他有类似经历的女性-例如阿蒂塔，则返回了自己的祖国。她说她想再远赴瑞士尝试一次。她期盼着下一次能拥有更好的运气，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我至今还仍然无法告诉家人我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遭遇，”她坦言。
还有一些女性则被瑞士驱逐出境，或者神秘消失、自此不知所踪，例如玛丽安娜和希普蕾莎。我们已经彻底失去了她们的踪迹。或许，她们已再次沦为人口贩运者的猎物和牺牲品：这是通过欺骗、债务和利用家庭环境建立起来的依赖关系的恶性循环中会重复出现的模式。原因很简单：受害者需要钱，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于是乎，她们选择再次尝试-并且迫切地希望这一次，事情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这则调查报道首次刊登于瑞士德语期刊《观察者》(Beobachter)上。该报道的完成，得益于JournaFONDS和Real 21媒体基金提供资金支持。
本系列阿尔巴尼亚语版本可在调查网络平台Reporter.al(阿尔巴尼亚语)外部链接查看。
本系列德语版本可在《观察者》网络页面(德)外部链接上查看。
(编译自英文：张樱/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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