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榮格到迷幻藥：瑞士如何改變了人類對精神疾病的認知？
從麥角醯二乙胺(LSD)的合成到抗憂鬱藥物的商業化，瑞士在理解和治療精神疾病的歷程中，一直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本文帶你沿著時間軸回顧過去150年，探索這個阿爾卑斯山國家如何一步步走向精神病學研究的前沿，也為當今全球精神健康主題提供更多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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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西元前400年左右，希臘名醫、哲學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就提出“人有四種體液”──血液、痰液、黃膽汁和黑膽汁，人的性格與這四者息息相關。自此，精神疾病便成了醫學與哲思反覆探討的對象。到了中世紀，世人卻將這些病症視為魔鬼附體，常以驅魔儀式來“治病”。直到16世紀，瑞士醫生帕拉塞爾蘇斯(Paracelsus)挺身而出，首次明確主張應把這些症狀當作醫學病症來診治。
時至今日，醫生們在治療精神疾病時會使用抗憂鬱藥、心理治療、電刺激療法及迷幻藥等手段，而這些藥物和療法，無一不與瑞士淵源深厚、關係密切。
20世紀初：心理療法的興起
奧地利神經學家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被譽為精神分析之父。
幾年後，曾是佛洛伊德學生的瑞士精神科醫師卡爾·古斯塔夫·榮格(Carl Gustav Jung)與其決裂，開始另闢蹊徑，提出“分析心理學”理論。他的研究成果幫助後人設計出邁爾斯·布里格斯類型指標(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MBTI)，這項人格類型評量工具於1943年開發，用於判斷一個人的性格，至今仍廣泛使用。
1908 ：瑞士精神科醫生歐根·布勒勒(Eugen Bleuler)首次提出“精神分裂症”這個術語，並將其與其他類型的精神疾病區分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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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 ：德國化學家安東·克利施(Anton Köllisch)為默克(Merck)製藥公司首次合成3,4-亞甲基二氧基甲基苯丙胺(MDMA)。
這種化合物最初的研發目的是促進血液凝固，然而其研發過程被擱置多年，直到20世紀下半葉才作為「搖頭丸」在夜店場景中重新流行起來。
1921 ：瑞士精神病學家赫爾曼·羅夏(Hermann Rorschach)發明了一種性格測試方法，透過分析一個人對模糊墨跡圖形的主觀感受(多語)來評估其人格特徵。
1935：葡萄牙人埃加斯·莫尼茲(Egas Moniz)引入了腦葉切除術，這是一種透過手術切斷大腦部分連接、以治療精神分裂症和重度憂鬱症的方式，但這種項手術卻頗具爭議。憑藉這項發明，莫尼茲於1949年獲得諾貝爾醫學獎，但這項發明後來被逐漸拋棄。
“當電痙攣療法(ECT)被開發出來時，精神病學領域幾乎沒有其他治療方法，所以對一些病人來說，有辦法獲得治療簡直就是奇蹟。
巴塞爾大學精神科診療中心(UPK)成人診所主任醫師兼副主任安妮特·布呂爾(Annette Brühl)。
1938：電流治療開始用於精神疾病
烏戈·切萊蒂(Ugo Celleti)發明了電痙攣療法(ECT)，這是一種利用電流刺激來調節大腦神經連接的方法。
大約一年後，這項技術首次在義大利以外的地區——位於瑞士首都伯爾尼附近的明辛根精神病治療中心(Psychiatrie Zentrum Münsingen)投入使用，這是世界上首次嘗試這種療法的實例之一。
1938年11月：迷幻藥LSD在巴塞爾首次合成作為一項更廣泛研究的一部分，瑞士化學家阿爾伯特·霍夫曼(Albert Hofmann)在巴塞爾的桑多茲實驗室合成了麥角酰二乙胺(LSD)。這項研究原本旨在從寄生於黑麥等穀物上的真菌中提取呼吸興奮劑。而這種藥物的迷幻效果，直到後來才被發現。
1943年4月19日：“自行車日”的由來
霍夫曼攝取迷幻藥LSD後，在從實驗室騎車回家的途中經歷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迷幻之旅。今天，全球都會在這一天紀念迷幻藥的“誕生體驗”。
1950年代：精神藥理學的發展
隨著氯丙嗪被用於治療精神分裂症，藥物治療精神障礙的浪潮迅速興起。這種藥物於1950年在法國首次被研發出來，並在歐洲以Largactil為商品名進行商業化。
在紐約海景醫院(Sea View Hospital)進行的一項肺結核治療試驗中，醫生們意外發現異丙嗪(iproniazid)具有提振情緒的作用，從而使其成為全球首個抗憂鬱藥物。
此藥能阻斷分解血清素和正腎上腺素的酶，這兩種神經傳導物質由神經元產生，負責調節人的行為、情緒和注意力。
1956 ：瑞士Geigy公司(現已併入製藥巨頭諾華公司)原本在測試丙咪嗪(imipramine)用於治療精神分裂症時，意外發現該藥能有效改善抑鬱症患者的情緒。這種藥隨後以Tofranil的商品名上市，它能提升血清素與去甲腎上腺素的水平，成為20世紀90年代以前最受歡迎的抗憂鬱藥物。
1958 ：霍夫曼以墨西哥的一種“神奇蘑菇”為原料，成功合成了具有致幻作用的迷幻素(psilocybin)。
1960年代：澳洲精神科醫師約翰‧凱德(John Cade)發現，鋰可以有效穩定躁鬱症患者的情緒。30年後，“垃圾搖滾”樂隊Nirvana的主唱庫爾特·科本(Kurt Cobain)在一首以這種藥物命名的歌曲中唱道：「我如此快樂，因為今天我找到了我的朋友，他們就在我的腦海中。」
1962 年：美國化學家卡爾文·史蒂文斯(Calvin Stevens)在帕克·戴維斯公司(Parke-Davis，現為輝瑞的一部分)合成了氯胺酮(Ketamine)，這是一種具有精神活性的麻醉劑。
1962-1963：電痙攣療法引發民意風暴
西爾維亞·普拉斯(Sylvia Plath)在小說《鐘罩》(The Bell Jar)中，以及肯·凱西(Ken Kesey)在《飛越瘋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中，對電痙攣療法(ECT)的描述震驚了公眾。這些作品後來被改編成電影，引發了公眾的強烈關注，也讓這種治療方法飽受爭議，聲譽一落千丈。
1963 ：羅氏公司推出緩解焦慮的藥物“安定”
安定(Valium)是基於苯二氮平類藥物(Benzodiazepines)，這種成分能夠增強一種有助於減緩腦部活動的神經傳導物質。到1970年代，安定成為全美開立最多的處方藥。 1981年，美國公司Upjohn(現為輝瑞的一部分)也推出了類似藥物Xanax(阿普唑侖)。
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禁毒戰爭
1965年，山德士公司(Sandoz)停止銷售迷幻藥LSD，但此後，一場由心理學家蒂莫西·利瑞(Timothy Leary)領導的反主流文化運動卻大力鼓吹迷幻藥的娛樂性使用。1969年，理查德·尼克森(Richard Nixon)當選美國總統，隨即宣布“向毒品宣戰”，從此迷幻藥的相關研究大多陷入停滯。
1985：英国医学研究员安东尼·巴克(Anthony Barker)发明了经颅磁刺激疗法(TMS)。
这种疗法使用一个类似球拍的装置，在患者头部发射磁场，以调节大脑神经的连接。如今，经颅磁刺激疗法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治疗难治性抑郁症，并逐渐拓展到强迫症等其他精神疾病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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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新型抗抑郁药物兴起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间，科学家研发出一类可以阻断血清素再吸收的药物——选择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SSRI)，以及同时作用于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再吸收抑制剂(SNRI)。代表性药物包括由美国礼来(Eli Lilly)公司生产的百忧解(Prozac)，以及辉瑞(Pfizer)推出的乐复得(Zoloft)。直到今天，SSRI和SNRI仍是全球使用最广泛的抗抑郁药物。
20世纪90年代：核磁共振成像等神经成像方法的进步提高了人们对精神病的理解和认识。
2010-2020：大型制药公司退出神经科学领域
哈佛大学富兰克林·福特科学史研究教授安妮·哈灵顿(Anne Harrington)说：“越来越多的制药企业开始撤出心理健康领域，纷纷转向利润更高、前景更好的研发领域。”
2011：《瑞士联邦麻醉品和精神药物法》于2008年修订，授权可以将迷幻药用于“科学研究、医药研发或限制性医疗用途”。医生可申请使用LSD、摇头丸(MDMA)、迷幻素(psilocybin)甚至医用海洛因，对特定病患进行治疗。
“关于电痉挛疗法，过去的负面印象开始消退，新一代人变得更加开放包容。虽然仍有未知和假设存在，但社会对这种疗法的接受度明显提高。”
洛桑大学医院(CHUV)介入精神科主任凯文·斯维尔科斯-莱纳特(Kevin Swierkosz-Lenart)。
2010-2020：50年后电痉挛疗法卷土重来
如今，电痉挛疗法在全身麻醉、使用肌肉松弛剂和吸氧等措施保障下进行。
2019：美国强生公司将一种氯胺酮商业化，其商品名为“Spravato”，用于治疗抑郁症患者。
2022：日内瓦大学医院提供迷幻药辅助心理治疗
哈林顿说：“我们不该简单地把这些治疗方式的接受看作是社会进步或思想开放的体现。这更是一种‘不得不为’的选择，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跳脱常规的尝试，因为我们过去沿用的方法已经走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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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美国拒绝批准摇头丸辅助疗法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这个历来为全球医疗审批“定调”的机构，要求提交申请的组织“进一步研究”该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2025：由于许多精神疾病至今仍无明确诊断，加之约三分之一的患者对抗抑郁药无明显反应，精神健康领域正逐步转向探索数字化疗愈，包括引入人工智能辅助工具等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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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尽管迷幻药物如氯胺酮和迷幻蘑菇素(psilocybin)受到严格监管，但近年来，迷幻药辅助治疗的实践正悄然展开，尤其在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成瘾治疗等领域逐步显现出科研与临床并行的趋势。
目前全球大多数迷幻药临床数据来自欧美人群，而中国的研究则填补了东亚人群在精神药物响应方面的数据空白。正如Nature Mental Health所指出，不同文化背景下对主观体验的理解与心理反应可能大相径庭，纳入中国样本能显著提升试验结果的外部效度。
(编辑：Virginie Mangin/gw，编译自英语：瑞士资讯中文部/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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