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新的监护部门引发众怒

在“Flaach事件”发生后，游行的人要求剥夺儿童-成人保护部KESB的权力。在Flaach，一位母亲宁可杀死自己的孩子也不愿将其送回监护中心。此后，她在监狱里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Ennio Leanza/KEYSTONE

在瑞士，很少有一个部门受到这么多的争议和憎恶，这就是2013年建立的专业化儿童-成人保护机构，简称KESB。为了阻挠它的进一步存在，瑞士公民甚至要发起全民动议。

90年代末期，来自温特图尔的Erika(化名)怀孕了，当时她只有16岁。由于母亲未成年，因此孩子获得了一个监护人。Erika解释说，她们与民政部门讨论过，看是否能够由家人接手监护。“我的父母和我后来发觉，还是由官方出面比较合适”，这位年轻女性谈到，特别是当孩子的父亲因抚养费问题与她们发生矛盾时。官方提供的监护人Aurelia(化名)代表女儿出庭，并一直监督着抚养费的给付。“她做得特别好”，Erika对她赞扬有加。

只有一点令她迷惑，这位监护人从未主动亲自来探望过她们，也未曾亲眼考察，看Erika和她的小婴儿是否一切安好。“我只邀请过她一次来进晚餐，”Erika说，那次的经历很美好。到Erika成年18岁时，她顺利地得到了女儿的抚养权。不过Erika严肃地说：“我相信，现在情况可就不同了。”

怎么不同呢？“不会如此简单而人性化，像我当初遇到的那样，”Erika说。

KESB创建了一个“官僚主义魔鬼”，这是与它打过交道的人对它最经常的评价。在旧有的监护体系保障下，像Erika一样的案例可以顺利被解决，但如今的KESB却解决不了，这也是它屡受批评的原因之一：监护当局从未试图了解，当事人的亲属是否会施以援手；当事人和其亲属都没有参与决定权，监护机构冒失地闯入一个正在正常运转的家庭生活中；而且只要一朝招惹到KESB，就休想从它那里脱身。简而言之，KESB已成为瑞士最被人憎恶的官方机构。

宁死也要飞出福利院

这一切又是怎么来的呢？2013年，已运行100年之久的瑞士监护法得到了全面的修订。与此同时，那个当地的“业余监护机构”变成专业化的了。以前，特别是在瑞士德语区，大部分的官方监护职责由地区总委员会兼职负责；现在则成立了新的政治上独立的儿童-成人监护机构KESB，律师、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学家“坐堂”于此。

88岁的Klaus Seidel在一次中风后不愿再在瑞士的养老院生活。他的侄子(右)帮他逃往故乡德国。在那里，Klaus Seidel生活在离家人不远的、一套有人照管的公寓里。 Helmut Seidel

然而很快，几件颇具戏剧性的事件把该机构推上了风口浪尖。在Flaach(德)外部链接，一位母亲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孩子，只为了避免他们被送回福利院。一位年迈的老人在侄子的帮助下逃往德国(德)外部链接，因为他不想待在老人院。一位父亲帮助他的妻子和两名子女逃往菲律宾(德)外部链接，因为他不同意把孩子们交给陌生人代养。媒体还报道了一些其他经常发生的事件，譬如：一家人(德)外部链接每月要给付5000瑞郎，让17岁的女儿被陌生人代养，但他们根本无力负担。或者年迈的老人，KESB让他们接受昂贵的职业援助(德)外部链接，尽管其亲属愿意免费为之负责(德)外部链接。

部分民众对此表示不满。众多政治提案(德)外部链接要求更多的透明度(德)外部链接、更多的法律保障(德)外部链接和亲属的参与决策权(德)外部链接。在施威茨州，一项人民动议险些获得通过，其要求监护事务再次回归当地政府手中。目前，一项全国性的全民动议正在计划推出中，它提出亲属在实施救济援助时要被放于首位。瑞士公民正通过直接民主的手段表达着他们对该机构的憎恶。

Kast一家在菲律宾。爸爸从一家托管的“居住小组”中“绑架”了自己的孩子，为了让他们“摆脱KESB、去往安全地带”。如今，妈妈和孩子们生活在菲律宾，这样才可以避免子女被陌生人代养。 SRF-Screenshot

瑞士监护事务的黑历史

儿童-成人保护专家、教授Christoph Häfeli(德)外部链接面对KESB受到如此猛烈的抨击表示震惊，其实与以前相比，已经有许多改善，例如在立法保护方面。现在早已不是忙得手忙脚乱的外行替自己的邻居作出抉择的时代，就像当地政府以前做得那样。瑞士围绕监护事务变迁而写就的黑暗篇章，在旧法的保护下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80年代：养子女，也被称作“租赁儿童”要在农场里赚出自己的生活费；流浪民族，他们的孩子被掠夺(德)，为了“再教养”而被陌生人抚养，他们被强制节育和“管理式抚育”，这与监狱刑法类同，是专门针对“懒骨头”和“邋遢鬼”的，然而他们却从未犯过罪。

黑暗篇章正是在旧法的保障下才得以写就：贫苦家庭的孩子被强制送到陌生人家寄养，还要被出租给农户。图为1954年伯尔尼州穷人教养中心的孩子们在做农活。 Walter Studer/KEYSTONE

成功的企业家Guido Fluri(德)外部链接，同样曾在福利院被陌生人代养过，他发起了一个补偿倡议，由此，因原有的看管法而遭受迫害的受害人，他们所遭受的痛苦和不公得到了承认，并获得了补偿金。在KESB受到普遍批评之后，Fluri又创立了KESCHA(德、法、意)外部链接，为被采取了儿童-成人保护措施的当事人提供咨询服务。

据Fluri讲，这一新的系统其实在大部分情况下运转堪称良好，“新的儿童-成人保护法明显专业化了”。不过在与当事人沟通方面，还有可改善的余地。他并不相信还会回到由社区政府做决定的老系统里面：“如果谁对那些强制抚养措施的历史有所了解的话，就会知道这给人们带来了多少痛苦，而这也正是社区政府所作出的决定，就一定不会说，以前比现在要好。”

昂贵的KESB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反对KESB呢？Fluri认为Flaach的弑子案是一个主要原因：“KESB匆匆忙忙地被冠上了这起不幸事件罪魁祸首的名声，媒体也推波助澜。”专家Häfeli则认为这一专业机构日益昂贵的花销(德)外部链接是主要原因。

子女成年后仍需父母看护

新法改变了拥有成年残疾子女的父母的处境：以前被称作“延长了的父母看护”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父母可被视作为援助人。这带来了行政上的繁琐手续，许多父母表示难以承受，甚至被故意刁难。例如提出申请还必须附带刑事犯罪记录和债务记录表。与残疾组织一道，儿童-成年人保护会议组织最终找到了一个“可实施的解决办法”(德)外部链接。父母可以部分从出示账目报告和情况报告(德)外部链接的义务中解脱出来。

专业化的职业性援助当然要比业余的贵许多。“专家们当然很贵”，Häfeli说。“高质量的东西也不会免费。”有批评指出，KESB付给专家的钱比给当事人亲属的钱还多(德)外部链接，Häfeli试图用数字挽回：“瑞士有2.8万个私人的和8千个职业的援助人。”

但KESB的花费总是在增长，这一点无可辩驳，Häfeli也承认。如果当事人无法为这些措施买单，那么其所在社区就要付钱。

这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以前同样的机构，也就是当地社区，既作出决定，也为这些决定买单，”Häfeli说：“如今，作出决定的是KESB，买单的却依然是社区政府。”以前的机构，明显出于财政考虑，也要尽可能地减少由陌生人代养或安置在福利院的可能性，但现今可不是这样了。2016年，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儿童的指定性安置措施都有所增长(见文末信息框)。然而这种增长在KESB成立之前就出现了，“自90年代起就已然如此”，Häfeli说，而且效果基本还不错。

*该姓名为化名

2016年安置措施的相关数据

2016年(德)外部链接，儿童的被安置数量与前一年相比增加了4.5%，成人增长了3.5%。在儿童保护方面，77%的援助案例缘于监护权之争和父母缺乏抚养能力。仅有10%发生在寄养家庭。瑞士1.8万名生活在福利院和寄养家庭里的孩子，其中的三分之二经协商受到陌生人监护。

瑞士是否采取了过多的援助措施，因缺乏可靠数据，我们难以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瑞士因救济原因而强制送往心理诊所的案例，相对过多。

(翻译：宋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