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寄养在别人家里幸福吗？

对于寄养儿童人数，统计数字从4000到20000人不等。 Keystone

没人知道瑞士有多少儿童被寄养，各地组织结构与寄养标准各异，众望所归的寄养体系改革正以不均衡的步调前进。

“我们见过一些孩子，他们经历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处境。他们曾被人忽略、忍饥挨饿、遭受打骂、被性虐待。他们需要的是安全，可是却被投进一个内部缺乏连贯性的体系。”

说这些话的，是儿童律师和整合基金会(德)外部链接(Integration Fundation)的联合创办人乌尔斯·卡尔腾里德(Urs Kaltenrieder)，他自己就曾经是位寄养儿童。这家基金会设在爱门达尔(Emmental)，是个受人尊重的寄养安置组织和援助网络，许多被介绍到该组织的孩子都曾辗转于多个家庭。

为什么身为世界最发达国家之一的瑞士，却未能给国内最脆弱的儿童提供最优质的照顾呢？

政府曾委托有关部门对瑞士寄养体系的改善空间进行过调查，自报告完成至今已近十年，然而某些关键性建议仍未得到实施。

缺失的数据

2005年名为《瑞士寄养体系》的这份报告(德)外部链接显示，有效管理体系所需的基本数据存在缺失，报告因此呼吁对相关研究作出投资。可是，今天专家们仍依赖于2002年抽查所做的1.5万人的推断估计。

“有关部门必须定时收集基本数据(被寄养儿童人数、各家庭儿童人数、寄养安置的进展等)，记录、调查和评估各种模式与组织形式，”报告作者芭芭拉·凯瑟琳·扎蒂(Barbara Kathrin Zatti)写道。

扎蒂还指出，应当“尽快”设立中央监控办公室，以收集和分析重要信息。然而这两个目标都未实现。

实际出台的是新引入的儿童和成人保护法。另外政府还针对寄养与儿童之家的监督发布了新的规范。于2013年生效的新法令包括这样一个要求，即各州应建立跨学科、按地区组织的儿童保护部门。

这一进程正在施行之中，人们希望它能很快结束由各行政区自行解决儿童保护问题的做法，后者做决定靠的是非专业人士，而不是专业人士。

监管

2005年报告还提到了“成问题、不可靠，亦或完全不受约束的方面……例如对提供寄养安置的组织缺乏监管”，报告同时呼吁加强整顿。

扎蒂如今不再负责寄养这项工作，也无法评论该领域的发展状况。但Integras协会(德、法)外部链接的安德里亚·凯勒(Andrea Keller)，对2005年至今的发展水平并不满意。Integras是家主要关注寄养儿童的社会与特殊教育专业协会，其会员包括很多寄养机构，它为安置组织提供了一个质量管理标志。

“在新的寄养规范下，家庭安置组织现在必须在州里注册，声明自己从事该领域工作。可问题是，仍然没有对取得许可证有任何要求。各州必须以某种方式承认和监督这些组织，但是法规中对质量毫无提及，”凯勒告诉瑞士资讯swissinfo.ch。

截止目前，只有5个州采取了主动，要求这类组织满足申请许可证的条件。

“有关部门监管压力的增长极其缓慢。只有伯尔尼、苏黎世、索罗图恩、楚格和格劳宾登等州这方面意识很强，其他各州的进展比我们希望的要慢很多，”凯勒表示。

填补缺口

为了应对寄养所的短缺和政府对寄养家庭支援的不足，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出现安置组织。

据估计，瑞士全国大约有60家此类组织受各行政区与州的委托，在填补专业技能与人员方面的缺口。对于每一个被安置的孩子，他们会收到每天最高250瑞郎的津贴。一部分钱会摊派给寄养家庭，其余金额则可能被用来提供支持、培训或特殊治疗。

“这些组织大体上提高了寄养质量，”巴塞尔儿童保护办公室的斯蒂芬·布吕勒(Stefan Blülle)向瑞士资讯swissinfo.ch透露。

“然而质量却参差不齐。我们现在的估计是，全瑞士有两千个安置位子，可困难在于，在对待监督、作用划分、规范原理等各方面差异很大，”他补充道。

从事社会服务的人员高流动率是问题的一部分。“儿童保护服务机构的人员流动率很高，这导致专业知识以极高的速度流失。他们面对家庭安置组织的许多案例与委托工作，压力非常大，”凯勒指出。

布吕勒举了几个为寄养家庭提供优质支持工作的组织的例子，但由于有关部门还未全面贯彻财务透明的要求，他也表示有可能存在利欲熏心的操作人员。

瑞士媒体近几年来的报道，也令人对数个家庭安置组织的可信度与经营方式产生了怀疑。

最佳做法

瑞士东部格劳宾登州在该领域规范化中起到了带头作用，在该州社会服务部主管安德里亚·费罗尼(Andrea Ferroni)的领导下，于2007年就引入了格劳宾登州自己的寄养法。

“我们是第一个整顿家庭安置组织的州。我们意识到，安置不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孩子的各个组织之间有着极大差异，法律必须跟上形势，”费罗尼告诉瑞士资讯swissinfo.ch。

“一家组织的工作是否恰当这个问题，各种护理类型中都会提出。在安置寄养儿童时，光有一张免费的床和一片好心是不够的，还必须制定质量标准，”他补充说。

对已经在自己家里经受了磨难的寄养儿童来说，风险更要高。

“每3个寄养儿童里面，就有一个至少换过一次寄养家庭，”布吕勒解释道：“我们从感情依赖方面的研究中了解到，与主要看护人之间关系的割裂对婴幼儿造成的负面影响非常大。而对年龄稍大些的儿童和少年人会造成哪些影响，则几乎没有过相关研究。”

“这是些常常经历过艰难处境的孩子。我们必须给寄养家庭以支持，不能期望他们靠直觉来处理严重问题，”他补充。

支持

良好的模式显示，提供恰当的支持能产生效果。布吕勒提到爱门达尔卡尔腾里德的整合基金会，该组织专门安置有学习和行为问题的儿童，他们还提供补习教育与治疗。

“这家基金会下属的寄养家庭如果有需要，可以24小时随时打电话求助，组织也鼓励他们汇报问题、及早发现问题，和解决矛盾，”布吕勒介绍说。

该基金会15年来共安置了100多名儿童，与寄养家庭关系破裂的情况只发生过4起。

拥有高度联邦制结构的瑞士在儿童寄养服务上出现东拼西凑的局面，这点并不奇怪。卫生、教育与社会福利属于各州事务，每个州都发展出有自己特色的模式。

费罗尼相信，各州对新寄养规范和新《成人与儿童保护法》的实施，足以在今后5年内将全国标准提升到良好水平。

“这些法律工具是现在急需的，我认为各州为了孩子和他们的发展机会，正在严肃对待和尽快实施这些法令，”他最后说道。

(翻译：小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