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逐渐接受安乐死
近年来数个欧洲国家已对协助自杀网开一面,将其合法化。这一趋势背后是怎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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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国家,“我要去瑞士”这句话等同于选择协助自杀的决定。但这话可能很快就要过时了。
在对协助自杀合法化的道路上,法国已迈出了重要一步。2024年4月,法国政府提交了一项议案,该方案允许绝症患者服用致命药物,以结束自己的生命。
法国现行的2016年克莱耶-列奥内蒂法(Craeys-Leonetti law)赋予绝症患者持续使用强镇静剂直至死亡的权利,但不允许其使用致命药物求死。因此,有些患者为了寻求更多选择,会旅行至瑞士等允许协助自杀的其他欧洲国家。
法国人等待这首个“生命终结”方案已等了太久。2022年9月,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决定就“生命终结”事宜发起一次公民大会。由随机选出的的184位法国公民参加的此次大会于2023年4月做出结论,表示他们支持对“死亡的积极协助”。
朝着死亡权利努力的国家不止法国一个。今年3月,苏格兰议会引入一项协助自杀合法化议案。如若通过,则苏格兰将成为首个向绝症患者提供协助以结束其生命的英国构成国。
同月在欧洲最天主教化的国家爱尔兰,议员们也建议政府允许向患有绝症的人提供协助自杀。
日益高涨的接受之潮
在过去的五年当中,欧洲已有数个国家将协助自杀合法化。
西班牙从2021年起就允许积极安乐死;奥地利从2022年起允许协助自杀。而在意大利,宪法法院2019年的一个判决为协助自杀铺平了道路,一名因车祸瘫痪的44岁男性2022年死亡,成了该国首例通过协助自杀死亡的案例。
È morto “Mario”, Federico Carboni, 44enne di Senigallia: “La vita è fantastica, ma la sofferenza è troppa. Orgoglioso di aver scritto un pezzo di storia” https://t.co/SICjfPiGNn外部链接
— Associazione Luca Coscioni (@ass_coscioni) June 16, 2022外部链接
协助自杀在实施过程中,应由患者本人服下医生开具的致命剂量药物。而在积极安乐死(也称“主动安乐死”)的实施过程中,则是由医护人员或第三方刻意使用致命物质结束患者的生命。举例来说,积极安乐死意味着,无法自己注射药物的四肢瘫痪患者也能终结自己的生命。
2023年,葡萄牙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在这个天主教徒占大多数的国家,保守派总统马塞洛·雷贝洛·德索萨(Marcelo Rebelo de Sousa)的第四次暨最后一次否决被议会撤销后,最终签署了对积极安乐死及协助自杀合法化的议案。
据“观察者”网消息,早在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就曾关于“安乐死立法”进行过讨论。提出安乐死议案的是中国妇产科学和儿科专业泰斗严仁英和胡亚美教授。严仁英在议案中写道:“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
1994年两会期间,广东32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要求结合中国国情尽快制定‘安乐死’立法”议案。
1995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上,有170位人大代表递交了4份有关“安乐死”立法的议案。
2003年3月,著名神经外科专家王忠诚受胡亚美教授委托,向大会提交了在北京率先试行“安乐死”并建立相关法规的建议。
在2016年两会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建议考虑“安乐死”立法。李培根说,通过从立法上进行规范和完善,就不必担心产生不良社会效果,安乐死对社会不是一件坏事。
据浙江新闻网消息,2017年3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浙江代表团驻地第三组会场,30位全国人大代表在一份名为《关于推进中国“安乐死”合法化的建议》上郑重签下了他们的名字。
2019年,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李杰和马一德代表曾在分组审议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时,建议“安乐死”写入民法典人格权编。马一德建议加入的关于安乐死的法条内容如下:“经医学界定,无法救治且无法减轻病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实施安乐死,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欺诈、利诱、胁迫自然人实施安乐死。自然人同意实施安乐死的意思表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经相关主管部门审核批准,由取得安乐死资质的医疗机构予以实施,自然人同意实施安乐死的意思表示可以随时被撤销或者撤回”。
据凤凰网信息,2020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沈德咏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82%以上的调查对象赞成安乐死,明确反对的比例只有4%左右。
据清研智库统计,调研中,近八成被访者认为可以“减轻病人的痛苦”,希望临死之前少遭罪。如何体面的离开这个事件,是人生终将面对的一件事情,四成被访者认为安乐死可以为绝望的人群提供一个体面离开世界的方式。34%的人认为安乐死可以减轻经济压力,避免最终人财两空的情况。有近两成人认为,安乐死可以减少亲属轮流照顾的负担。
2022年3月,全国十三大五次会议上、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刘贵芳建议,应在中国推行安乐死合法化,并“在合法基础上规范安乐死行为”。
然而,出于对国家制度、文化以及国际影响因素等多方面因素的考量,相关立法并没有推行。
“我们不再抱有盲目的信心”
为死亡权利奔走的活动家称,预期寿命的提高与人口的老龄化助长了协助自杀合法化的趋势。
“过去大多数人活到60多岁、70岁就很快去世,不用面对20年的慢性病,”英国草根运动“我的死,我作主”(My Death, My Decision)组织成员科林·布鲁尔(Colin Brewer)说道,“如今平均死亡年龄已提高到80岁以上,人们活得更久,但未必活得开心。这是个巨大的改变。”
“人们活得更久,但未必活得开心。这是个巨大的改变。”
科林·布鲁尔,英国草根运动“我的死,我作主”组织成员
同在英国的死亡权利拥护者亚历克斯·潘多尔弗(Alex Pandolfo)指出:“现在人们对医疗护理与个人权利有了更多了解。我们对医学不再抱有盲目的信心了。”
“许多人受着治不了、治不愈的退行性疾病多年的折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生活质量极度下降,这是不可接受的,”他补充道。
舆论也是背后的重要推手。2023年法国的一次民调显示,九成法国人赞成通过法律,授权医生在特定条件下实施安乐死。西班牙在安乐死合法化的两年前也做过一次民调,结果显示大多数人支持协助自杀。
“我们对医学不再抱有盲目的信心了。”
亚历克斯·潘多尔弗,英国死亡权利拥护者
即使在那些尚未允许协助自杀的国家,舆论也呈支持态势。今年3月由英国死亡权利组织“死亡尊严”(Dignity in Dying)发表的民调结果表明,八成的苏格兰受访者支持协助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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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有更多人选择协助自杀
自瑞士首个协助自杀组织于1982年创建以来,选择协助自杀的人数在持续上升。据联邦统计局透露,过去十年借助协助自杀结束生命者的人数增加了两倍,由2011年的431人增至2022年的1594人。
而在瑞士几家协助自杀组织登记的人数也达到(截至2022年底的)历史新高。
瑞士生物伦理学家、日内瓦大学(UniG)伦理、历史和人文研究所(IEH2)所长萨米娅·赫斯特-马伊诺(Samia Hurst-Majno)解释:“今日姑息治疗的进步可能让人们意识到,即使是非常完善的生命末期治疗,也无法在减少痛苦上达到100%的成功率,从而让人们不再有对协助自杀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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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指出,“人口老龄化和各代人死亡观的变化可能也都是其中的因素”。
这个趋势是否将持续?
协助自杀合法化趋势会不会继续传遍欧洲呢?
赫斯特-马伊诺称现在难以预测,她同时补充说,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因为正在步入老年的这代人普遍比上几代人更重视个人权利。”
布鲁尔表示,这一趋势有可能传遍西方国家,甚至影响到发展中国家,他预计“到一定时候会稳定下来”。
“要求协助自杀的人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度过了美好的一生,准备好了考虑死亡的问题,”他说道,“但这只是社会当中很小的一群人。大多数人不愿考虑死亡。”
而在阿拉伯和亚洲国家,受宗教文化等因素影响,协助死亡仍是一个禁忌话题。但一些医生为满足患者的愿望做出了违法行为。不久前日本的一名医生因参与两名患者的死亡而被判处18年监禁,死者之一是名患有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的患者,她曾请求这名医生结束她的生命。此事在日本再度引发围绕死亡权利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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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Marc Leutenegger,编译自英文:小雷/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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