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做自己的瑞士共產主義老爺子
我還能活多久？為什麼還要活著？隨著一天天老去，有關人生的終極問題變得尖銳了起來。在我們的《瑞士老人：人生值得，好好老去》系列中，我們向您介紹一些步入晚年也依然讓每一天都活得精彩的老人，講述他們的人生故事。您現在閱讀的是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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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通讯：瑞士媒体里的中国
瑞士巴塞爾人迪特爾·鮑姆利(Dieter Bäumli)曾參加過1968年的瑞士青年政治風潮；週遊過世界；結了婚，並陪伴兩個孩子長大。他也曾蹲過監獄，但與許多同道中人不同的是，他至今仍堅持著自己的信念，以及對生活的態度。
迪特爾坐在自己家小客廳的沙發上，房間的色調基本上以紅色和黑色為主，牆上掛著各種肖像：列寧、胡志明、安吉拉·戴維斯，還有一幅印在布料上的卡爾·馬克思的頭像。
茶几上放著一本阿爾巴尼亞政治學家萊亞·伊皮(Lea Ypi)的書。鮑姆利拿起來說：「我喜歡閱讀。只要有一個字母，我都不會放過。無論是文學作品、說明書還是新聞，我都要讀一讀。」
鮑姆利1951年出生於巴塞爾。如今，他住在這個城市的克利貝克(Klybeck)社區，一間一房一廳的公寓裡。他說：「我從未在巴塞爾以外的城市居住過，」他略帶自豪地說，迪特爾出生在一個「下層中產階級」家庭。他是三個兄弟姊妹中最小的一個，上面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姊姊。
「我有一個對政治特別感興趣的父親，但我們家沒有一個人願意聽他講政治，」貝利笑著說，「有了我以後，他終於找到了聽眾。」
«我仍然認為我信仰的主義是正確的；我相信不公正可以被制止；相信每個人都有能過美好的生活，就這麼簡單»
鮑姆利(Dieter Bäumli)
也是父親喚起了迪特爾對社會問題的興趣。從那時起，左翼政治的概念就在他心裡生了根。
1967年，他在Pfadi童子軍(瑞士的青少年組織)活動中心組織了一個關於當時美國底特律黑人起義的展覽。 「那是我的第一次政治行動，」他說，「我想讓人們了解那裡是怎麼回事，發生了什麼不公正的事情。」發現不公平和找到背後的原因，是他從小就感興趣的事。
可樂價格與世界革命
按他的說法，他小時候在學校的學習生活很順利，但他早期對政治和政治組織的濃厚興趣，在他做貨運學徒期間產生了影響。
「當時，我經常參加政治活動，這令我不太受師傅喜歡-所以我是那屆唯一一個未能留下來的學徒」。
迪特爾說，他的學徒生同學對他的政治想法和鼓動也不以為然：「他們都希望自動售貨機上的可樂從1瑞郎(約合8元人民幣)降到0.5瑞郎，但他們對這後面的世界革命卻絲毫不感興趣。」
後來，迪特爾在接近共產主義思想的POCH黨(Progressive Organisation Schweiz/瑞士進步組織)找到了工作，該黨成立於1968年那場青年運動之後。他在該黨擔任了一年半左右的秘書。「那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百分之百投入政治活動，而且還是有償的。」
他那時每月賺500瑞郎。他說：「對那時候來說，已經足夠了。」後來，他又回到了他所學的貨運業。但他一直是進步黨的活躍成員，直到1991年該黨解散。
囹圄中的黨性鍛煉
從那時起，迪特爾就開始從事各種政治活動。他說，生態一直是他特別關注的問題。 「1971年，我第一次坐在了一棵樹上。當時，市政計劃在巴塞爾護城河那裡修建一條公路。這條路到現在還沒有建成，但那棵樹還在！」
迪特爾也曾活躍於庇護和難民政策領域，擁有房屋和森林；曾參與反對核電廠和戰爭的活動。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迪特爾曾因拒服兵役而被送進監獄-服刑六個月，還因為說了一句不尊重法官的話而被加刑一個月。
迪特爾笑著說：「那時候，拒服兵役是很大的事，所以我們被集中到奧爾滕的還押中心，官方想以此來讓我們接受教訓。」
但結果適得其反：「我們都是些志同道合的人，所以我們用了六個月的時間來進行黨性鍛煉！」
騎自行車遊歷黑海
迪特爾的另一個愛好是旅行。他與妻子克里斯蒂娜·斯圖特(Christine Studer)一起幾乎走遍了全世界。在長達六年的時間裡，他們沒有固定住處，常常幾個月都在路上，偶爾住在朋友家住幾天，然後再啟程出發。
在迪特爾臥室的牆上掛著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圖，地圖上鋪滿了細小的彩色國旗，代表他所去過的地方。
「一開始我們先是背著背包，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旅行。後來，在我退休後，我們騎著自行車旅行。有一次我們從瑞士騎到了芬蘭，還有一次騎到了黑海。」
1970年代中期，迪特爾在工作中遇到了他未來的妻子克里斯蒂娜。 「他回憶說：」前三個月的時間，我們說話時一直互相使用尊稱(在瑞士，不熟的人使用尊稱)。 」
除了對旅行的共同愛好，他們還一起參加示威遊行，有著共同的觀點和理想。他們於1981年結婚，兩個兒子分別在一年和兩年後出生。
隨著孩子的出生，他們除了政治和旅行之外，又有了第三件人生大事：「教育孩子成了我的生活重心！作為一個對政治感興趣的人，當時我們就自問，我們要把一個什麼樣的世界留給孩子；我們怎樣才能把他們培養成合格的人。」
災難和自然
18年的時間，夫妻倆一直堅持平攤家事、照顧孩子和工作。迪特爾說，這對他們非常重要。
孩子們長大後，他們就帶著孩子參加示威和集會。迪特爾自豪地表示，就算現在，他的兒子們仍關注「重要的活動」。
他從不擔心孩子們會在政治上站在他的對立面。「這是有方法的，我要注意，我說的話必須有理有據。」
他的兒子們對於父親今天仍然積極參與政治活動表示支持。「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是我過得好。」
大約十年前，克里斯蒂娜因病去世了。當時她59歲。談到妻子時，一直很健談的迪特爾變得有些安靜了，他的反應不再那麼快和肯定。
談到妻子去世時他的感受，他說：「那是一種介於災難和自然之間的感覺： 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當時，迪特爾搬進了這所巴塞爾城裡的公寓，並一直住到現在。
公寓入口處掛著克里斯蒂娜的照片。「我們就像一對連理枝，迪特爾看著妻子的照片說：「在我的生命中，不再會沒有人能夠代替她的位置，沒有人能夠與她相比。」
但是，迪特爾卻沒有因為妻子的離世而感到孤獨-恰恰相反。
當鹿角亮起時，你可以來喝杯啤酒
在社區漫步時，他談起了他的鄰居和朋友，展示了他以前活躍的地方和「發生過些什麼」的地方；以及他和朋友們夏日里經營的酒吧，這裡也成了一個鄰裡聚會的地方。
後來，在他住的居民樓的花園裡，迪特爾談到了對面房子裡的人，他們都是他的朋友。
「夏天的時候，他們會在外面掛上一個非常俗氣的、裝了電池的鹿角。當鹿角亮起來的時候，就意味著你可以進來喝杯啤酒。」
當然，除了啤酒，大家還會會談政治，這又讓他的生活充滿了動力。他目前活躍於「灰色大樓」活動，這是一個由大約60名年齡在50-70歲之間的人組成的團體。
迪特爾是這個團體創始成員之一：「2018年底的巴塞爾無納粹大遊行是我們成立這個組織的初衷，當時約有60多名18-30歲的年輕人因在巴塞爾市中心抵制新納粹集會而被捕，」他說。
「當時，我們這些老年人召集了60名也參加了這場示威活動的人，跑到警察局說：『我們也參加了這次示威活動。你們為什麼不把我們也抓起來，也起訴我們吧！』」
警方對這群人不予理睬，沒人被逮捕或被起訴。迪特爾笑著說：「國家想用強硬的手段教育那些在政治上表現活躍的青年，這根本行不通了，相反，這反倒暴露了自己的弱點。」
每隔兩到三週，灰色大樓組織就會召開一次全體會議，該小組下設不同的分組和行動支隊，各自有自己的開會週期。
「目前，我主要是參與和堅持。即使我不再有很大的飛躍，但當真有事發生的時候，我也要在，」他說，何況灰色大樓團體中的人都是他的好朋友。
然而，他政治生涯中的那些早期夥伴卻一個都不在裡面，有些人已經離開了人世，大多數人要么已經成為其他黨派的議員；要么已經完全放棄了政治。
那麼，是什麼原因讓他沒有放棄，至今仍會走上街頭參加政治遊行？ “我仍然認為我信仰的主義是正確的；我相信不公正可以被制止；相信每個人都有能過上美好的生活，就這麼簡單，”迪特爾說：「這帶給了我很多樂趣，現在依然如此。」
然後他站起來，拿起一枚紀念章，上面寫著美國無政府主義者艾瑪·戈德曼(Emma Goldman)的一句話：「如果不能讓我起舞，那就不是我想要的革命。」
迪特爾說：「我從來不是那種死氣沉沉的人。我是在這句帶有嬉皮士、享樂主義者和頹廢派風格的話盛行的時候，開始對政治感興趣的。儘管我選擇了一條與眾不同的、比較激進的政治道路，但這種生活態度，幾十年來，一直保持了下來-儘管有時看起來毫無希望。」
(編輯：Marc Leutenegger，編譯自德文：楊煦冬/gj，繁體校對：盧品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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