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做自己的瑞士共产主义老爷子
我还能活多久？为什么还要活着？随着一天天老去，有关人生的终极问题变得尖锐了起来。在我们的《瑞士老人：人生值得，好好老去》系列中，我们向您介绍一些步入晚年也依然让每一天都活得精彩的老人，讲述他们的人生故事。您现在阅读的是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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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通讯：瑞士媒体里的中国
瑞士巴塞尔人迪特尔·鲍姆利(Dieter Bäumli)曾参加过1968年的瑞士青年政治风潮；周游过世界；结了婚，并陪伴两个孩子长大。他也曾蹲过监狱，但与许多同道中人不同的是，他至今仍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以及对生活的态度。
迪特尔坐在自己家小客厅的沙发上，房间的色调基本上以红色和黑色为主，墙壁上挂着各种肖像：列宁、胡志明、安吉拉·戴维斯，还有一幅印在布料上的卡尔·马克思的头像。
茶几上放着一本阿尔巴尼亚政治学家莱亚·伊皮(Lea Ypi)的书。鲍姆利拿起来说：”我喜欢阅读。只要有一个字母，我都不会放过。无论是文学作品、说明书还是新闻，我都要读一读。”
鲍姆利1951年出生于巴塞尔。如今，他住在这个城市的克利贝克(Klybeck)小区，一个一室一厅的公寓里。他说：“我从未在巴塞尔以外的城市里居住过，”他略带自豪地说，迪特尔出生在一个“下层中产阶级”家庭。他是三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我有一个对政治特别感兴趣的父亲，但我们家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讲政治，”贝姆利笑着说，”有了我以后，他终于找到了听众。”
«我仍然认为我信仰的主义是正确的；我相信不公正可以被制止；相信每个人都有能过上美好的生活，就这么简单»
迪特尔·鲍姆利(Dieter Bäumli)
也是父亲唤起了迪特尔对社会问题的兴趣。从那时起，左翼政治的理念就在他心里扎了根。
1967年，他在Pfadi童子军(瑞士的一个青少年组织)活动中心组织了一次关于当时美国底特律黑人起义的展览。“那是我的第一次政治行动，”他说，“我想让人们了解那里是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不公正的事情。”发现不公和找到背后的原因，是他从小就感兴趣的事。
可乐价格与世界革命
按他的说法，他小时候在学校的学习生活很顺利，但他早期对政治和政治组织的浓厚兴趣，在他做货运学徒期间产生了影响。
“当时，我经常参加政治活动，这令我不太受师傅喜欢-所以我是那届唯一一个未能留下来的学徒”。
迪特尔说，他的学徒生同学对他的政治想法和鼓动也不以为然：“他们都希望自动售货机上的可乐从1瑞郎(约合8元人民币)降到0.5瑞郎，但他们对这后面的世界革命却丝毫不感兴趣。”
后来，迪特尔在接近共产主义思想的POCH党(Progressive Organisation Schweiz/瑞士进步组织)找到了工作，该党成立于1968年那场青年运动之后。他在该党担任了一年半左右的秘书。“那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百分之百投入政治活动，而且还是有偿的。”
他那时每月挣500瑞郎。他说：“对那时候来说，已经足够了。”后来，他又回到了他所学的货运行业。但他一直是进步党的活跃成员，直到1991年该党解散。
囹圄中的党性锻炼
从那时起，迪特尔就开始从事各种政治活动。他说，生态一直是他特别关注的问题。“1971年，我第一次坐在了一棵树上。当时，市政计划在巴塞尔护城河那里修建一条公路。这条路到现在还没有建成，但那棵树还在！”
迪特尔还曾活跃于庇护和难民政策领域，拥有过房屋和森林；参加过反对核电站和战争的活动。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迪特尔曾因拒服兵役而被送进监狱-服刑六个月，还因为说了一句不尊重法官的话而被加刑一个月。
迪特尔笑着说：”那时候，拒服兵役是很大的事，所以我们被集中到奥尔滕的还押中心，官方想以此来让我们接受教训。”
但结果适得其反：”我们都是些志同道合的人，所以我们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来进行党性锻炼！”
骑自行车游历黑海
迪特尔的另一个爱好是旅行。他与妻子克里斯蒂娜·斯图特(Christine Studer)一起几乎走遍了全世界。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他们没有固定住处，常常几个月都在路上，偶尔住在朋友家住几天，然后再启程出发。
在迪特尔卧室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地图上扎满了细小的彩色国旗，代表他去过的地方。
“一开始我们先是背着背包，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旅行。后来，在我退休后，我们骑着自行车旅行。有一次我们从瑞士骑到了芬兰，还有一次骑到了黑海。”
20世纪70年代中期，迪特尔在工作中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克里斯蒂娜。“他回忆说：”前三个月的时间，我们说话时一直相互使用尊称(在瑞士，不熟的人使用尊称)。”
除了对旅行的共同爱好，他们还一起参加示威游行，有着共同的观点和理想。他们于1981年结婚，两个儿子分别在一年和两年后出生。
随着孩子的出生，他们除了政治和旅行之外，又有了第三件人生大事：”教育孩子成了我的生活重心！作为一个对政治感兴趣的人，当时我们就自问，我们要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留给孩子；我们怎样才能把他们培养成合格的人。”
灾难和自然
18年的时间，夫妻俩一直坚持平摊家务、照顾孩子和工作。迪特尔说，这对他们非常重要。
孩子们长大些后，他们就带着孩子参加示威和集会。迪特尔自豪地表示，就算现在，他的儿子们也依然关注“重要的活动”。
他从不担心孩子们会在政治上站在他的对立面。“这是有方法的，我要注意，我说的话必须有理有据。”
他的儿子们对于父亲今天仍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表示支持。“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我过得好。”
大约十年前，克里斯蒂娜因病去世了。当时她59岁。谈到妻子时，一直很健谈的迪特尔变得有些安静了，他的反应不再那么快和肯定。
谈到妻子去世时他的感受，他说：”那是一种介于灾难和自然之间的感觉： 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当时，迪特尔搬进了这所巴塞尔城里的公寓，并一直住到现在。
公寓入口处挂着克里斯蒂娜的照片。“我们就像一对连理枝，迪特尔看着妻子的照片说：“在我的生命中，不再会没有人能够代替她的位置，没有人能够与她相比。”
但是，迪特尔却没有因为妻子的离世而感到孤独-恰恰相反。
鹿角亮起时，你可以来喝杯啤酒
在小区漫步时，他谈起了他的邻居和朋友，展示了他以前活跃的地方和 “发生过些什么”的地方；以及他和朋友们夏日里经营的酒吧，这里也成了一个邻里聚会的地方。
后来，在他住的居民楼的花园里，迪特尔谈到了对面房子里的人，他们都是他的朋友。
“夏天的时候，他们会在外面挂上一个非常俗气的、装了电池的鹿角。当鹿角亮起来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可以进来喝杯啤酒。”
当然，除了啤酒，大家还会谈起政治，这又让他的生活充满了动力。他目前活跃于“灰色大楼”活动，这是一个由大约60名年龄在50-70岁之间的人组成的团体。
迪特尔是这个团体创始成员之一：“2018年底的巴塞尔无纳粹大游行是我们成立这个组织的初衷，当时约有60多名18-30岁的年轻人因在巴塞尔市中心抵制新纳粹集会而被捕，”他说。
“当时，我们这些老年人召集了60名也参加了这场示威活动的人，跑到警察局说：’我们也参加了这次示威活动。你们为什么不把我们也抓起来，也起诉我们吧！’”
警方对这群人不予理睬，没人被逮捕或被起诉。迪特尔笑着说：”国家想用强硬的手段教育那些在政治上表现活跃的青年，这根本行不通了，相反，这反倒暴露了自己的弱点。”
每隔两到三周，灰色大楼组织就会召开一次全体会议，该小组下设不同的分组和行动支队，各自有自己的开会周期。
“目前，我主要是参与和坚持。即使我不再有很大的飞跃，但当真有事发生的时候，我也要在，”他说，何况灰色大楼团体中的人都是他的好朋友。
然而，他政治生涯中的那些早期伙伴却一个都不在里面，有些人已经离开了人世，大多数人要么已经成为其他党派的议员；要么已经完全放弃了政治。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没有放弃，至今依然会走上街头参加政治游行呢？“我仍然认为我信仰的主义是正确的；我相信不公正可以被制止；相信每个人都有能过上美好的生活，就这么简单，”迪特尔说：“这带给了我很多乐趣，现在依然如此。”
然后他站起来，拿起一枚纪念章，上面写着美国无政府主义者艾玛·戈德曼(Emma Goldman)的一句话：”如果不能让我起舞，那就不是我想要的革命。”
迪特尔说：”我从来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人。我是在这句带有嬉皮士、享乐主义者和颓废派风格的话盛行的时候，开始对政治感兴趣的。尽管我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比较激进的政治道路，但这种生活态度，几十年来，一直保持了下来-尽管有时看起来毫无希望。”
(编辑：Marc Leutenegger，编译自德文：杨煦冬/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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