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工智能监管模式引发瑞士关注

不论是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方面，还是在这类技术的立法监管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KEYSTONE

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日益加剧，人工智能监管制度的建立也愈发迫在眉睫。中国政府在人工智能使用方面的严苛规定却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监管体系。目前，瑞士不仅对中国表示关注，而且力求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为东西方之间的沟通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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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购物消费场所中，机器人随处可见。甚至在医院里，人们也能看到机器人医生的身影。换句话说，人工智能俨然已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菲利普·罗伊斯勒(Philippe Roesle)自2022年起担任瑞士研究与创新前沿机构Swissnex上海站的负责人。该专家描述道：“从早上出门的那一刻起，我所需要的一切均由我的智能手机提供。”在中国，人们可借助人工智能型应用程序及面部识别系统进入住宅、地铁站甚至公共厕所等场所。

中国不仅正在大规模采用人工智能，还在先进系统的开发方面向美国发起了挑战。近期，中国向市场推出了一款名为“深度求索”(DeepSeek)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凭借其强大的功能，该模型的问世对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头羊地位产生了威胁。

人工智能规则为中国创造优势

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的技术专家巴斯卡·查克拉沃提(Bhaskar Chakravorti)认为，中国的规则体系使其在争夺人工智能主导权的竞争中占据优势。

查克拉沃提表示：“中国向来倚重通过立法监管来维系国家层面上的控制。”一方面，在镇压少数民族和处理政治异见人士等敏感议题上，中国将其一贯执行的严格审查延用到了人工智能领域，从而确保技术的发展与政府的政治核心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正是通过这种严控模式，中国得以在制定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伦理和法规框架方面超越了美国。事实证明，在引导人工智能的安全发展、减少相关技术的滥用、对抗偏见和网络威胁并同时提高人工智能技术可靠性等方面，这些框架发挥出的作用不容小觑。

对此，查克拉沃提解释道：“仅凭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尚不足以赢得用户的信任。为这类技术制定明确规则同样至关重要。”在这位专家看来，审查制度带来的种种限制不但能让人产生安全感，还将鼓励人们对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加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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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不仅已意识到了人工智能领域中共同规则的重要性，同时还希望借助其中立国的地位及其卓越的技术和外交能力在人工智能国际竞争中平衡东西方之间的关系并为这类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伦理和法规标准提供保障。

对此，罗伊斯勒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们需要了解中国的思维逻辑，而拒绝与中国在这一方面进行交流只会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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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人工智能进行立法监管的先行者

荷兰拉德堡德大学(Radboud University)的助理教授兼人工智能与中国问题专家乔光宇(Guangyu Qiao-Franco)表示，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并非难事。该专家认为，在对待人工智能的态度上，中国和西方国家“拥有众多共同的价值观”，包括以人为本的原则、个人隐私的保护以及反对歧视的立场。2017年，中国先于欧盟出台了世界上第一套关于如何以负责任的方式使用人工智能的伦理准则，随后又在2021年对这些准则进行了整合。

这些规则要求人工智能系统保持公平公正、避免偏见和数据泄露以及预防社会不稳定的现象。此外，中国政府还率先针对推荐算法和深度伪造展开了立法监管，从而达到禁止虚假或误导性内容的目的。2023年，中国还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实行了立法管理，强制要求企业在将人工智能系统推向市场之前公开其训练数据的来源，从而保障国家层面上的控制并对滥用现象进行预防。

芬兰图尔库大学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方面的研究员朱俊华表示：“中国是唯一一个对算法以及对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正确使用算法做出明确规定的国家。”

与之相反的是，在推出ChatGPT两年多后，美国仍未针对人工智能出台任何重量级的法规。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虽已于2024年正式生效，但并不像中国那样要求对人工智能模型进行初步审查。而在瑞士，人工智能法规框架的建立则相对滞后。根据联邦政府最新发布的公告，相关法案将于2026年年底之前正式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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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堡德勤公司的合伙人伊丽莎白·勒奥兰治(Elisabeth L’Orange)表示：“在立法监管人工智能的议题上，中国可谓走在世界前沿。”然而，在这位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家眼中，中国政府在人工智能领域展现出的监管速度实则并非难以令人理解，而是由该国高度重视控制和审查的专制制度决定。对此，勒奥兰治补充道：“对于该威权政府而言，最令其惧怕的是人工智能与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相背离。”

国家层面的人工智能管控：有利于中国却罔顾伦理

为避免有可能损害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言论得到传播，中国政府要求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必须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禁止一切煽动分裂主义或恐怖主义的内容。

中国出台的伦理准则虽强调了个人隐私，然而，和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相比，中国政府却掌握着数量最为庞大的公民数据。勒奥兰治表示：“被欧洲广泛接受的信息保护在中国并不存在。这类意识显然尚未在那里得到发展。”正因如此，人工智能得以在中国实现飞速发展，而众多民主国家则在个人隐私方面受限于极其严格的法规限制。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安全研究中心(CSS)的詹妮弗·维多利亚·斯科雷尔(Jennifer Victoria Scurrell)和托比亚斯·普尔弗(Tobias Pulver)表示，中国正在利用上述“优势”来主导人工智能领域并与美国展开竞争。斯科雷尔更是就自己的观察发出了质疑：“我们好奇的是，为什么中国在到处使用人工智能进行面部识别的同时还要坚持规则和伦理道德？”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监控摄像头最多的国家，其次是美国。照片摄于2019年的天安门广场。 Keystone

中国人工智能服务于集体利益而非个人利益

乔光宇认为，这种见解不过是对中国的又一次污名化。在她看来，和美国与瑞士一样，中国同样试图在立法监管和技术创新之间寻求平衡以达到支持国家经济发展的目的。该专家同时表示：“中国的人工智能政策具有强烈的内部指向性。至于与美国在该领域的竞争，中国并没有那么看重。”

在西方国家的刻板印象中，中国是一个缺乏伦理道德的国家，而人工智能仅被视为一种用来完成大规模监控的工具。对此，乔光宇感到十分无奈。在她看来，中国文化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自由之上，而这一底层逻辑也为人工智能监控在中国民众中的广泛接受度提供了解释。该专家补充道：“这些技术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国民众视为确保国家安全和公共稳定的工具。”此外，乔光宇还将中国的政治体系定义为“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民主制度”。

无独有偶，北京清华大学的研究员朱荣生也同样批评了西方国家在中国人工智能问题上表现出的偏见，并为中国对私营企业开发的人工智能系统采取的严格管控进行了辩护。在他看来，这种控制实际上是中国政府保护该国公民权利的一种方式。该专家表示：“如果对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来说，监管就意味着对自由企业的侵犯，那么，我更认同我国政府的做法。”

瑞士能否扮演调停者的角色？

瑞士联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监管手段上的差异和地缘政治带来的紧张局势虽然存在，但瑞士始终认为，在人工智能的伦理和治理议题上与中国进行沟通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值得一提的是，瑞士与中国的对话事实上早已开始。任职于Swissnex的罗伊斯勒表示，为了深入了解人工智能领域中的“根本差异和共同点”，该机构于去年9月便已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组织了瑞士和中国专家之间的交流会晤。

不久之后，瑞士外交官托马斯·施耐德(Thomas Schneider)和本尼迪克特·韦克斯勒(Benedikt Wechsler)与中国政府要员进行了会晤。据瑞士联邦外交部称，在人工智能和数据治理、网络安全和数码技术基础设施的一系列问题上，北京方面已“做好了开展对话的准备”。此外，在与美国进行沟通探讨的同时，瑞士也正在对日内瓦作为国际性数码技术治理中心发挥出的作用作出评估。

曾在位于日内瓦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任职的前秘书长助理达尼埃莱·格伦迪诺(Daniele Gerundino)表示，瑞士可凭借自身的中立立场和外交能力在中美两国之间就人工智能发展议题扮演一个调停者的角色。该专家解释道：“瑞士可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发挥其作为催化剂的作用，从而推动中美两种不同模式均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事实上，这类斡旋工作一直以来也是瑞士的强项。”

此外，瑞士不是北约或欧盟的成员国这一事实对中国政府来说也是一个积极因素。在调解成功的情况下，瑞士的努力将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对人工智能安全标准和数据规则进行协调，从而遏制住在中国、美国和欧盟之间出现的监管政策碎片化的趋势。

瑞士的中立立场遭受质疑

然而，有人却对瑞士的公正性提出了质疑。在朱荣生看来，对俄罗斯的制裁暴露了瑞士加入美国阵营的立场，而瑞士作为中立国的声誉也因此遭到了破坏。这位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表示：“瑞士不再是一个可信的调停者。”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安全研究中心的托比亚斯·普尔弗也对瑞士能否保持中立持怀疑态度。同时，该专家也强调了瑞士在贸易上对中美两国的依赖。事实上，瑞士一方面与中国政府签署了一项自由贸易特权协定；另一方面，瑞士的人工智能开发又十分依赖美国的芯片。普尔弗认为，针对美国芯片出口实施的最新限制将逼迫瑞士站队。该专家言简意赅地总结道：“瑞士迟早要在两个阵营之间作出选择。”

（编辑：Gabe Bullard和Veronica De Vore，编译自意大利语：瑞士资讯中文部/g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