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收入的四分之一都用来缴了医保

在瑞士提契诺州，医保费用对家庭收入影响大于其他州。 KEYSTONE/© KEYSTONE / CHRISTIAN BEUTLER

提契诺州(Tessin)是瑞士工资水平最低的州，也是医保费用对家庭收入影响最大的州。据民意调查显示，对于即将于6月9日投票表决的两项医疗费用动议，提契诺州选民的支持度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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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交的钱越来越多，获得的服务却越来越不匹配我们的需求”：当瑞士资讯与提契诺州的两个家庭就医保问题进行交流时，他们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感慨，这两个家庭属于医疗开支在家庭预算中占比过高的阶层。

安娜(化名)和她的丈夫有三个孩子：其中两个十多岁，还住在家里；另一个已经离家工作，经济独立。他们住在提契诺州，最近瑞士医保费用上涨，该州的涨幅最大，为10.5%，而全国的平均涨幅为8.3%。医保开支占据了他们可支配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安娜说：“我们用自己收入的大概25%来支付全家人的医保。而且我们医保的免赔额也是最高的(2500瑞郎，编者注)。除了强制性的基本医保外，我们还有补充医保。”

特雷莎(化名)和她的丈夫做的都是兼职。他们的一双儿女已长大成人，都在上大学。儿子现在通过打各种工养活自己，而女儿的部分开支仍需依靠父母。特雷莎解释道：“我想我们收入的三分之一都用于缴纳医保了。”

安娜和特雷莎属于中产阶级，她们的收入没有低到有资格领取补贴和其他形式的补助，但又不足以轻松应付不断上涨的生活费用。

6月9日将有两份有关医保的提案付诸表决，其中一份就是要求设定保费上限的动议。提契诺州社会民众党联合主席劳拉·里盖特(Laura Riget)便是该动议的推动者。

 “在过去的20年间，较之工资和养老金的增长，医保保费增长飞速，”她指出，“越来越多的中产家庭几乎支付不起保费，而且还得不到补贴。医保体系帮助了最弱势的群体，却没有帮到中下阶层。”

那些说“不”的人的理由

这两项动议的反对者警告说，如果支持阵营胜出，公共财政将受连累。来自提契诺州的保守右翼政党人民党(UDC)的国民院议员保罗·帕米尼(Paolo Pamini)呼吁在投票中否决这两项动议。他解释说：“降低保费的动议将给联邦和各州带来巨大成本，估计每年高达数十亿瑞郎。虽然从短期来看，这似乎会使公民获益，但其忽视了医疗管理的复杂性，各州的医疗管理因地方政策不同而大有区别。”他还补充道，为了弥补额外支出，税收可能会增加，而其他领域的开支也会有所削减。

至于控制医疗开支的提案，保罗·帕米尼补充道：“这没有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和医学进步等无法回避的因素，这些因素必然会导致医疗成本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该动议抑制了与工资增长和经济增长相关的成本，可能导致无法保证医疗质量。提供的服务会越来越有限，从而影响必要的就医，并导致国民总体健康水平的恶化。”

增加补贴

劳拉·里盖特解释说：“我们的动议要求将强制性医保的保费限制在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0%以内。如果保费超过这个比例，则应提供相应的补贴。我们的提案还呼吁联邦政府加大投入，因为目前是各个州承担了这些补贴所产生的大部分费用”。尤其是提契诺州。

提契诺州卫生和社会事务部卫生管理部门负责人萨尔瓦多·西蒙尼(Salvatore Simone)证实了这一点。他说：“我们州是瑞士提供此类补助最多的州之一”。其原因在于 “对经济困难群体的特别关怀”，以及阿尔卑斯山以南地区劳动者的经济状况不佳，他补充说。

2023年， 提契诺州有11万人(约占该州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获得了医保保费减免。提契诺州于2022年为此支出2050万瑞郎。此外，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提契诺州的工资水平在联邦内是最低的(这种情况已持续数年)。收入较低再加上日益高昂的保费迫使越来越多的人申请补贴来支付费用。

但安娜认为，这些补助的申请越来越困难。“今年，我甚至都没有申请。当我看到所需材料清单时，我就放弃了；要准备的材料实在太多了。”总之，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行政手续繁琐而放弃申请。安娜补充说：“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要了解新系统如何运作并非易事。你必须学会如何使用一个app，了解电子账单是怎么回事，并学会如何转发寄给我的账单。再加上今年我们又打算换保险公司了，在之前的保险公司我们总共交了25年医保，这下就更麻烦了。”

提契诺州保费上涨的原因

提契诺州是保费增幅最多的州之一(仅在过去两年中就增长了20%)。萨尔瓦多·西蒙尼解释说：“这反映了医疗成本的增加。按人均计算，提契诺州是瑞士医疗费用最高的州之一。这由多方面因素造成，但最主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瑞士大量的医疗服务集中在提契诺州，二是我们州65岁以上的投保人数最多。”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提供的医疗服务(诊所、药房、门诊部)越多，使用这些服务的人就越多。而这些服务都需要付费。萨尔瓦多·西蒙尼解释说：“在提契诺州，为了控制成本，我们在允许的范围之内限制医疗服务的提供，例如限制专科医生的数量或管理住院部门的工作量。”

然而，人们的普遍感觉是，尽管提供的医疗服务不少，但服务质量却每况愈下。“以前，我去看医生时，我们还有时间聊天。如今，我甚至连打个招呼的时间都没有。我知道他们的行政事务也很繁重，但我还是觉得很可惜。”特雷莎说。

而第二个问题则是由来已久。萨尔瓦多·西蒙尼说：“重要的是不要让老年人为所有的问题的背锅，但65岁以上的老年人通常是使用医疗服务最多的人群，而且瑞士人口正在老龄化，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搬到其他州或意大利

但完美的解决方案并不存在。控制住成本的激增几乎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正在寻求其他方案，比如付诸6月9日全民公投中的提案。在过去，瑞士选民曾多次通过投票否决了激进的变革，比如在一个强制保险的州只提供一家可选的保险公司。鉴于此，此次投票走向尚不明朗。

安娜感叹道：“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有选择的权利，尤其是我并不经常去看医生。”特雷莎也补充道：“如果这种保险是强制性的，那为什么不把它列入税单或直接从工资中扣除呢？这样做在实质上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但在心理上会让我更容易接受。”

与此同时，除了承认因为负担不起费用而尽量避免就医之外，两位女士还在考虑搬到保费更低的州。离开朋友、亲戚和熟悉的地方固然是一种牺牲，但如果她们要继续“维持体面的生活方式”，这种牺牲似乎在逐年变得必要起来。

安娜正在考虑一个更极端方案：她的丈夫是意大利人，等孩子们独立后，他们夫妇将考虑离开瑞士，搬到边境另一边的意大利，那里的公共医疗系统是由税收支持的。

(编译自法语：瑞士资讯中文部/g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