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女同性戀的一生
她是私生女、寄養兒童和女同性戀。在經歷了黑暗的童年之後，莉維亞·特雷施(Livia Tresch)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蘇黎世的同性戀圈子中找到了自我--並成為當時那個瑞士平行時空的見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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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爾維亞(Silvia)非常漂亮，一頭烏黑的短髮、一雙棕色的大眼睛，她整晚都在盯著這個睡在她身邊的女人看，用目光撫摸著她。
第二天早上，當西爾維亞醒了以後說：“我早就知道，你是個同性戀”，說完就起身而去。
現在就連上帝也不管我了，莉維亞生氣地說：「我就是個痲瘋病人、是最糟糕的那一個、是私生女，是笨蛋，現在還成了同性戀。我真想去錫西孔(Sisikon)，從阿克森大街跳進烏爾納湖裡，這樣至少不會造成什麼不良影響。”
但她連坐車的錢都沒有。
那是1955年，當時莉維亞只有22歲，她不知道同性戀是什麼。她也不知道「女同性戀」(lesbisch)這個字。她只是聽別人說這是「臭豬、骯髒、變態和有病」的意思。
莉維亞也在和西爾維亞過了那一夜之後去找了神父，在上帝面前懺悔，她流下了眼淚並為自己的行為感到羞愧。然後，她找了一位心理醫生，想讓自己恢復「正常」。
這位心理醫生的價格是每小時40瑞郎(約美金44.51元)，整個療程需要400小時，但幾次治療後，醫生告訴她，最好徹底接受這個事實。
同一年，莉維亞去了蘇黎世的同性戀俱樂部「藍色天空」(Blaue Himmel)，現在那裡是高塔(Turm)餐廳，當她看到那些男人時，她心想：他們不可能是同性戀， 他們是些那麼可愛的年輕人，穿著乾淨得體，看起來彬彬有禮，儀表堂堂。
莉維亞回憶說：“他們不會用不雅的語言騷擾你，也不會像其他男人那樣跟你搭訕，他們會直視你的眼睛，和他們你可以正常交談。”
莉維亞不快樂的童年塑造了她對男人的印象。1933年，她出生在皮拉圖斯山腳下一個名叫黑吉斯維爾(Hergiswil)的鄉村福利院，她從未見過自己的父親。她的母親是18孩子中的一個，非常聰明、漂亮、但喜怒無常，經常要為了很少的報酬做很多工作。
因此，在莉維亞出生才一年後，她就被送到了烏里州一個姓波特曼的寄養家庭。老波特曼是個酒鬼，搞女人，他許諾小莉維亞，如果她抓住他兩腿之間，並用力揉搓，便會得到五毛錢。
有了這個錢，她就可以從弗呂埃倫(Flüelen)坐火車去阿爾特多夫(Altdorf)，參加女童子軍的活動，在那裡她還能有一個自由發揮的空間。在那裡大家都叫她“小喇叭”，因為她總是很活躍、很大聲。有一次，她把五毛錢的事告訴了她童子軍中最親密的朋友，而小麗貝絲的反應是：“天啊，我以後再也不敢碰你了！”
從那以後，她就總是避開波特曼。
六歲那年，莉維亞回到了烏里州的古特奈倫(Gurtnellen)的母親身邊，母親嫁給了一個喪偶的農民布岑塞普(Butzensepp)，婚後他們又有了七個孩子。莉維亞進了學校，接受正常的教育。
外表看來似乎一切正常，她穿著白裙子，頭髮上繫著絲帶(“我多麼憎恨那條絲帶，一切都是謊言，一個虛假的世界“)，而在家裡，她不堪重負的母親卻常常對她大打出手。
布岑斯普的一個兒子總是追著小莉維亞，喊著「figge，figge」(瑞士德語，髒話)，但她總能設法躲開他。“然後他就去抓雞和羊，在農場裡就是這樣，”莉維亞說：“對我來說，所有男人都是下流胚。”
有一次，她的母親把她打得幾乎失去知覺，莉維亞傷心欲絕，一年後她又回到了波特曼家。在那裡，她既沒有受到虐待，也沒有挨過餓，她和養母睡在一個房間。
波特曼夫婦各自有一間單獨的臥室，每個人都知道這位丈夫常常去找其他女人。 但儘管如此，他還是經常來找他的老婆，夜晚他拉開門，大喊「多莉，快點！」然後養母就起身進了他的房間。晚些時候，她又躡手躡腳地回到床上，眼睛裡含著眼淚。
莉維亞很佩服她的養母，佩服她是如何在一個從來不「閒著」的男人身邊生活了這麼多年。
她喜歡養母用柔軟溫暖的手幫她繫好衣服後面的釦子；或是用毛巾沾上肥皂給她擦身子，她很少撫摸她。
「我是私生女，是不誠實的人，不純潔的人，誰也不想碰我。」溫柔，對她來說是來自母親的慈愛和寬容，但是她沒有。
所以女人的身體對莉維亞來說是一種歸屬感。
她也一直希望自己是個男孩子，十四歲那年，她向克勞斯神祈禱，希望奇蹟發生，讓她的兩腿之間也能長出那樣的東西。因為男孩身上什麼事都不會發生，他們也不會完全無助的暴露在人前。
莉維亞從小就很壯實，她會摔跤，能和男孩子打架；她幫女孩子背書包；她討厭穿裙子，喜歡穿長褲，長大以後依然是這樣，穿著從曼徹斯特買來的長褲， 搭配厚毛衣、皮涼鞋和自己織的毛線襪。
也許正因為她這樣的打扮，才有傳言說她是女同性戀。
那時候，她16歲，想自殺，想結束一切，但她不清楚自己是同性戀。「我像一個同性戀一樣地活著，但我並未意識到這一點，我只是感覺到：我內心有一種對親近的渴望，而只有女人能滿足這種需求。」
這與性無關，它只能毀了一切。莉維亞一想到這個，腦海中就浮現出老波特曼那又大又硬又噁心的紫色東西。
後來，莉維亞也會愛撫和寵愛她的女友們，但她從來也不把自己暴露在她們面前，「我一生中只有過一次性高潮，我甚至無法想像我的女友們會喜歡撫摸我。 」
情慾，對她來說，就像一種食慾，你要及時滿足它，但用不著太過分。「每次出門前，我都會快速地自己解決一下，用不了兩分鐘，然後就恢復平靜了。」
1951年，莉維亞夜裡開車去了提契諾州，她必須離開，她想透透氣。在貝林佐納(Berlinzona)，她找到了一份女傭的工作；在朱比亞斯科(Giubiasco)，她找到了一份工廠的工作，時薪32芬尼，她餓得脹肚， 她今天想起來還覺得十分恐怖。
儘管如此，她還是很懷念那段時光，人們對她很好，至少有幾個人對她很好，他們親切地管她叫“matta, pero santa”，一個瘋女人，但是個神聖的瘋女人。
幾年後，莉維亞在蘇黎世的一家照相館找到了一份工作，她消耗很多時間在同性戀酒吧裡，很快就成為了一名場景攝影師。 她是為數不多的記錄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蘇黎世同性戀場景的攝影師之一。 她在那裡感到非常舒服，找到了歸屬感，她跳舞，喝酒。
那些場合，就像是她的另一個家，但那個時候，她不想和哪個女人上床。「每個人都可以和任何人搞在一起，摸了你的胸，就想怎麼樣，這星期還說：「我愛你，下週就說我恨你，然後換一個人。毫無尊重，這讓我很反感。」
1963年-1973年期間，莉維亞拍攝了蘇黎世女同性戀和男同性戀在狂歡節著裝和戴面具時的場景，後來這些作品成為了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獻。這些照片讓人對當年的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的情況有了深入的了解，展現了這兩個群體的相互交融及發展變化。莉維亞留在社會檔案館的這張照片檔案包含6000多張底片。
莉維亞說：可能當一個人總是被排斥，被認為是多麼的骯髒，最後就連自己也會失去對自己的尊重。
酒吧裡大多是男女混雜。有些人坦然自信地過著同性戀的生活，有些人則更願意保持低調。他們都結婚了，但不想被排斥或被敵對。
Blaue Himmel、Älpli-Bar、Musique、Barfüsser都是些酒吧的名字：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蘇黎世是一個真正的同性戀世界，來自鄰國的各類人群也來到這裡。只有在這些 酒吧裡，你才能是真正的自己，這在今天是無法想像的。但當時的社會根本不接受同性戀。我們沒有存在的空間，我們根本不允許存在，我們只能是隱形的。”
特別是對女性來說，除了賢妻良母的資產階級理想形象之外，幾乎沒有選擇其他生活方式的空間。因此隱密性就顯得更加重要，莉維亞就是一位隱密的攝影師。有時會有西服革履、留著小鬍子、戴著帽子的紳士來找她，給她一大筆錢要她的照片，很可能是為了譴責照片中的人。
警察也會出現在她面前，讓她在同性戀登記簿上填寫資訊(這個登記簿直到1978年才被廢除)。但圈子內也會出現閒言碎語，問題往往不是出在外圍社會，而是出在自己的圈子裡，出於怨恨、嫉妒，缺乏相互尊重，這毀了很多東西，莉維亞回憶說。
她的一些女友在政治上非常活躍，她們走上街頭，但莉維亞不想拋頭露面：「當一個女同性戀與政治無關，」她當時這樣認為。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蘇黎世的女同性戀就已經開始組織活動，但直到1970年才形成政治運動。
莉維亞也見證了蘇黎世同性戀女性團體的成立，「對我來說，這些圈子太高冷、太精英化了。說得多，做得少。」
如今，她的看法不同了。「政治過程需要耐心，畢竟，你不能命令樹上的青蘋果從今天起就變成成熟的紅蘋果。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女同性戀者的行動為今天同性戀權利寫入法律做出了巨大貢獻。」
1968年，莉維亞和卡特琳在蘇黎世開設了一家擁有自己暗房的照相館。在此之前幾年，她與這位女士相識並墜入愛河。這段關係持續了二十年，充滿了大奇蹟和小歡喜，後來卡特琳因為另一個女人離她而去。在一起的那些年，她一直不想要性生活，所以出於尊重和愛，莉維亞接受了這個現實。
分開後的日子一度曾經很痛苦。 如今，她們已經和好，每天早上一起喝咖啡。
卡特琳搬走後，莉維亞在自己的公寓裡成立了一個照相館，繼續工作。直到1997年，也就是她64歲的時候，她的右眼患上了血栓，幾乎導致失明。
她不得不放棄攝影和照相館，讓她一下子失去了收入和勇氣。「當時，我又一次陷入了低谷，相機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東西。」
用莉維亞的話來說，她幾乎花了一輩子的時間才找回自己，體認到：否定自己是粉碎自己的根本原因。這聽起來非常可悲，但在放下一切之後，她知道了這一點。
「我與自己和解了，並學會了愛自己。我也不再跟我的對手生氣，我這輩子從不缺對手。」她常把自己比作阿爾卑斯玫瑰(杜鵑花)，是別人眼中的不值錢的東西。「但這一切現在都結束了。我不再把自己當成受害者，不再是需要保護和憐憫的可憐蟲。」
因為疼痛而幾乎無法入睡對她來說是件好事。「我的夜晚是思緒千萬的，我用哲學思想來思考上帝和世界。」九十歲的莉維亞說，她並不害怕死亡，死亡總會降臨的。「我已將我的軀體捐贈給了蘇黎世解剖研究所，而我的靈魂將繼續活著。怎麼活？我不知道。」
有些時候，莉維亞會問自己，她的人生究竟有了什麼成就，她還能做些什麼。 「當然是我的愛，還能是什麼？」她壓低聲音說。 她活得非常真實，按照自己的信念和情感做事，從而認識自己的價值。
莉維亞在談論她的生活時，也談到了麗和維拉的故事，她們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是她的榜樣：兩人都是單身，住在合租公寓裡，她們都有工作 ，一個是護士，一個是辦公室職員，她們獨立、開放、自信，她們那樣地愛著，就像這是世界上最平常的事一樣。
莉維亞常常想：這才是應該有的樣子。
幾年前，她在附近街上偶遇了麗，她說維拉因為另一個女人離開了她，就像卡特琳是為了另一個女人離開莉維亞一樣，二十年之後，就這樣離開了。
「麗很傷心，她是個脆弱的人，」莉維亞說並把桌子上的望遠鏡移到離她更近的地方。她知道，夕陽就會從屋頂轉過去，照到另一邊的馬路上。倦鳥歸巢，鳥兒們焦急地在樹上尋找棲息地。 或許牠們只是在那兒梳理一下羽毛；或許牠們會留在那裡過夜。
(譯自德文：楊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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