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童工真的罪大恶极吗？
一项关于终止可可行业使用童工的关键协议宣告失败，这使得人们开始对使用童工这一禁忌行为进行反思。如果针对童工的国际规范实际上却导致儿童生活条件的恶化，那该怎么办呢？
11岁的加纳人塞缪尔·奥比尼(根据加纳的非政府组织和观察员的描述、而虚构的人物)在清晨6点被母亲轻轻叫醒。在吃完一小份玉米粥作为早餐后，他就去家里那块面积两英亩的土地上帮忙采摘可可豆荚，因为此时正值收获的高峰期。一年中大约有三个月，奥比尼都不得不休学在家，这样他的家人才能赚到足够的钱来为他支付学费。他的两个哥哥已经离开家到库马西市找工作。他的两个妹妹年纪还太小，无法帮家里干农活，而他的父母没有钱雇人来帮忙。
这项工作必须由人工完成，因为同一棵树上的豆荚成熟的时间不同。奥比尼用一根末端有金属钩的长棍子来采摘豆荚。当天采摘完豆荚后，他用小砍刀将它们切开，并舀出含有可可豆的白色果肉。
虽然奥比尼不是犯罪分子，但他的所作所为却的确触犯了法律。在农场干活的一天里，他从事了至少三种加纳童工活动框架法律所定义的“危险活动”。奥比尼也未达到从事所谓“轻度工作”的最低法定年龄13岁。如果他干活的事儿被有心人发现并举报，那么没有一家瑞士巧克力公司愿意与他刚刚收获的可可豆产生任何关系，否则他们会被指助长童工现象。巧克力行业，切实地受到远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劳工组织(ILO)制定的童工政策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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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成的承诺
日内瓦和国际劳工组织将2021年定为“消除童工现象国际年”。2021年也标志着《哈金-安格议定书》正式到期。该协议在2001年由美国、科特迪瓦和加纳政府、国际劳工组织和巧克力制造商共同签署，旨在消除可可行业中最恶劣形式的童工。
最新数据看起来却并不乐观：经美国劳工部委托制作的一份2020年报告，评估了达成这一目标的近期进展情况。报告显示，根据2018-2019年的调查结果，科特迪瓦和加纳仍有156万儿童从事与可可业有关的工作。其中，95%的儿童参与了危险劳动。
调查还发现，94%从事可可种植的儿童与奥比尼一样，都是在为其父母或其他亲属工作。英国发展研究所的非洲农村青年就业问题专家詹姆斯·萨姆伯格(James Sumberg)认为，不应单纯地将从事农活视作儿童是否受到伤害的评判标准，而应该同时考虑劳动者所处的社会环境。
他表示：“如果孩子处于某种苛刻的计件工作制度下，他就必须得在中午之前劈开1000个可可豆荚，否则就不能吃午饭，那完全是一回事。但如果他只是想作为家庭的一份子，为家庭贡献自己的力量，因而劈开几个豆荚，那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什么是童工？
这是否意味着国际劳工组织的指南过于刻板而无法实施？国际劳工组织将童工广泛地定义为“影响儿童教育或有害儿童健康或身体、心理、精神、道德或社会发展的工作”。
国际劳工组织的童工问题专家本杰明·史密斯(Benjamin Smith)表示：“干家务活不是童工。相反，国际劳工组织关注的是儿童年龄太小，无法胜任相关工作或必须从事危险工作，导致其健康或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最极端、最恶劣的童工形式包括奴役、强迫入伍参加武装冲突、商业性剥削以及贩毒等非法活动。
巴斯大学的童工问题研究员尼尔·霍华德(Neil Howard)认为，童工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问题，政治当局试图保护儿童免受童工侵害的方式更值得质疑。
他说：“童工这一概念主要是由充满善意的西方政治家和国际劳工组织共同提出的，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儿童，但这个过程中却没有去征询儿童本人的意见。”
他表示，针对童工现象所得到的政治回应，主要包括禁止某些类型的工作。他认为这种做法反而让许多儿童的处境变得更糟。在研究人员看来，有必要根据当地情况来权衡政策的利弊。
他说：“诚然，从事像采摘可可豆荚这样的重复性工作可能会有一些不利之处。但是，考虑到很多西非农村贫困儿童的生活环境，这不仅能满足他们经济上的需要，而且实际上是他们谋生的一项重要技能，因为可可种植或许是他们最终要从事的工作。”
史密斯认为，各国可以根据自身国情自由调整国际劳工组织指南的执行方式，由各个政府决定什么是危险工作。但萨姆伯格认为，许多国家的法律几乎逐条对应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的建议，所以立法过程中并未体现这种灵活性。
巧克力公司态度强硬
除了国际劳工组织和各国政府以外，巧克力公司也是影响童工政策实际执行情况的重要一方。
在媒体、非政府组织和消费者的监督下，许多公司选择采取强硬态度。瑞士巧克力公司瑞士莲(Lindt & Sprungli)通过电子邮件告诉瑞士资讯 swissinfo.ch，其供应商受到“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公约和/或国家法律中童工限制条款(以较严格者为准)”的约束。
瑞士大型巧克力制造商百乐嘉利宝(Barry Callebaut)也选择出台最严格的方案，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第138号公约规定将最低就业年龄设定为15岁(对于经济和教育设施不够发达的国家则为14岁)。公司接受当地立法规定的最低年龄的前提条件是它必须高于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
巴斯大学的霍华德表示，公司之所以如此严格，主要是因为“欧洲有钱人在消费巧克力时，他们不愿意联想到有儿童参与巧克力生产”。 他说，这使得可可行业在整顿童工问题的大计划中受到了过多的关注。
事实上，国际劳工组织的最新研究表明，在玉米、大米或木薯等非出口类商品的生产中存在的童工现象比出口类商品生产中的童工现象更严重。前者很少受到监测，而且往往涉及未成年人从事危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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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简单解决办法
巧克力行业一致认为，童工是一个与农村贫困有关的复杂问题，单单禁止儿童工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2019年对瑞士莲公司外展工作的影响评估显示，加纳农民年收入只有约2500美元，仅能勉强维持生计，其中70%的收入来自可可种植。2019年的影响研究还发现，该公司的童工防范培训是造成作物产量下降的部分原因，因为该行动导致农户家庭劳动力减少。
协调大型巧克力公司行动的国际可可行动组织(International Cocoa Initiative)的执行董事尼克·韦瑟里尔(Nick Weatherill)表示：“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相反，我们需要多方协调努力，制定多种解决方案。”
萨姆伯格说得更直白：“对可可行业而言，最有效的策略可能也是最痛苦的策略，即向生产者和供应链上的所有劳动者支付合理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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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英文：中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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