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错误的战争中没有正确的生意
西方企业现在应该中断与俄罗斯的生意往来,几位来自瑞士和奥地利的知名经济伦理学家都这样认为,因为用这样的行动来促进和平,是企业的一份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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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公司中断了与俄罗斯的经济往来,不再订购俄罗斯产品,并关闭当地生产线或分公司,这些公司中包括宜家、苹果、所有大信用卡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然而,也有一些其他公司,如食品公司雀巢或俄罗斯最大的外国银行-瑞福森国际银行(Raiffeisen Bank International),则继续留在俄罗斯营业。
呼吁道德遭嫌弃
这些公司留在俄罗斯的说辞是,他们并非利益至上,而是考虑到一种社会责任,一方面是为自己在俄罗斯的员工负责;另一方面也为俄罗斯民众着想。还有一些第三类公司,他们完全不顾及企业责任。
那么现在应该怎样做?从道德的角度来讲,应该鼓励企业做些什么?
经济学家Milton Friedman在50年前说过这样的话,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利润最大化,其他道德观念则一概免谈。而今天的相关讨论涉及的面要广泛得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操作上都是如此。
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企业责任不仅是Friedman推崇的某种形式的贡献,而更多地在于企业的核心业务能为社会带来些什么,人们所关心的不是企业将利润用于何处,而是他们利润的创造方式。
在一个不良的环境中,企业或许能暂时获利,但却无法在道德立场上洁身自好。
何况如今的企业也被看作是社会上的一个活跃政治角色,长期以来,西方企业都是在良好或不太良好的民主环境下运作的,政界会对违反道德伦理的行为予以监督和制裁。直到柏林墙倒塌,国际化价值观出现之后,那些不考虑道德观念的决策才不再能站得住脚,企业管理者忽然要面向全球公众证明自己决策的合理性。
中立的结束
1995年,尼日利亚的阿巴查政权处决了诗人Ken Saro-Wiwa,因为他针对Shell集团进行了抗议行动,而面对人权活动家们的呼吁,Shell公司的反应只是耸耸肩,并表达出中立的立场。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企业所处的环境不仅仅是运作良好的民主社会,有时也需在强硬的政权下做生意,或遇到过于软弱或无心管理的政府。
现在,很少再有跨国公司敢像Shell公司当年在尼日利亚那样,做出无动于衷的反应并表示保持自身的中立。
在一个不良的环境中,企业或许能暂时获利,但却无法在道德上洁身自好。
公司处于中间位置
而现在因为俄罗斯的侵略战争,我们更明显地感觉到社会对企业的期待,这不仅是希望他们慷慨解囊,更希望企业能有所作为。人们呼吁企业将自己看作重要的政治角色,因此那些现在不离开俄罗斯的企业,面临“不被社会接受”的风险。
无论一个企业愿意与否,它都是社会的一分子并参与其中,因此自然而然会被要求采取行动。在一个破坏国际法的国家,采取袖手旁观或视而不见的态度,一定会被视为“沉默的同谋”。
在这次的战争中,没有什么正确的举止标准,而按照人们对国际法、政治和道德准则的理解,社会已经针对这一标准给出了答案-该标准也适用于企业。
企业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企业被要求,从道德标准出发,本着社会责任心,尽其所能地做些什么,让战争尽快结束,实现和平。对于企业来说,这不再只是社会接受度问题,也不是只需拓展“成本效益思维”和提高声誉能解决的问题,而是要通过采取促进和平的行动来展现企业责任和社会良知。
企业的五点责任义务
遵守制裁规定是理所当然的,除此之外企业还有更多责任义务,包括以下五点:
- 企业责任意味着,积极采取措施,削弱侵略者俄罗斯的经济。
- 因此,一个企业的正常表现应该是中断在/与俄罗斯的所有经济联系,比如:撤销在俄罗斯公司的股份;关闭在俄罗斯的生产线和不购买俄罗斯产品。
- 从道德的角度讲,只有极少的业务可以作为例外,比如:药品的供给或保障民众安全的服务-如核电站的维护。这种情况可能会在未来发生变化,例如,当俄罗斯民众面对大规模的供应短缺时,可能会允许更多例外。然而,目前尚无必要。
- 每个例外都需要做出合理的解释。像保障俄罗斯民众的“供给”或担心俄罗斯分公司员工的失业这样的理由,充其量是些薄弱的理由,没有说服力,因为违反国际法或侵害人类尊严等基本道德规范的行为没有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解释。然而这是些经常可以看到的“借口”。在一场错误的战争中根本就没有正确的生意。
- 企业责任不仅包括配合制裁,还包括公司要采取的相应行动,比如对在俄罗斯被解雇的西方雇员采取社会缓冲措施,这是雇主对员工应尽的义务。
目前,社会期待企业能在更大程度上发挥作为社会政治行为体的重要性,并在实践中尽一份力量,他们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义务协助社会解决紧急问题。在国际政治中,企业也是一个重要角色,在现在这种时刻,正是他们积极参与建设未来的机会。
*Thomas Beschorner是圣加仑大学的商业伦理学教授和商业伦理研究所所长。他与以下几位作者共同撰写了这篇特约文章-Guido Palazzo,洛桑大学的商业伦理学教授;Markus Scholz,维也纳大学的商业道德与公司治理教授;Peter Seele,卢加诺大学商业伦理学教授。这篇文章首先发表在Zeit Online外部链接上。
(译自德文:杨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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