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二十五年
一弯新月温暖地照耀着北方的荒野，接近子夜之时， 我们终于越过了边境，到达中国。那是在1990 年8 月15 日。次日一早，我从列车的咔哒声中醒来，透过车窗朝着外边的世界极目远眺。
那些挑着扁担摇摇摆摆的农民和沿着乡间小路悠闲骑车的人在我眼前飘过，戏水的孩童们满脸欢笑地向疾驰的火车招手……这一切，与穿越俄罗斯时感到的沉闷和忧伤相比，显得多么轻松欢快啊! 但事实上，我对窗外的这些人又能有几分的了解? 哪能体会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艰辛与快乐？当年才二十一岁的我自小成长在瑞士，一个让你以为这世界安稳无忧的国度。我从十四岁起就对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深陷其中，已有七年之久，因此我初到中国时，中文已相当流利, 能读中国文学原著、拉二胡、写毛笔字，也已读过了几个学期的汉学专业。然而，到达中国的那一刻，我才深深地感悟到，对这个幅员辽阔的文化大国我其实一无所知。于是我便放开心胸，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一切。
林小发(Eva Lüdi Kong)
瑞士人，生于1968年，始读于苏黎世大学汉学系，1996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2004 年浙江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中德艺术研究生院，同时进行自由翻译和文化研究等工作。在中国连续生活25 年，2016 年迁居瑞士。现从事文学翻译、文化研究与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等工作。
火车抵达北京，我走进站台上熙熙攘攘的人群，那时的陌生感夹杂着一种亲切熟悉的印象—终于，所有人都说着“我”的语言！在北京，我和24 岁的哥哥（母亲叫他陪伴我来中国）去拜访了许多朋友，有的是在旅途中结识的，也有些是瑞士的中国朋友推荐的：一位住在北郊小公寓里, 跟老婆孩子挤在一室的大学老师；一位家居四合院， 在德国学戏曲专业的学生；一个刚从波兰留学回国的，同父母住在一座时尚的高层公寓里的女生; 还有我在苏黎世的中文老师的亲戚，活泼热情的陈家，他们简朴的房间竟收集了一大堆西方音乐唱片，让我印象深刻。
走访了南京和上海的另一些朋友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杭州。我在那里的浙江美术学院（如今的中国美术学院）报了一个书法班，准备静心进修一年。我哥哥经过香港和泰国返回瑞士，而我正努力适应着全新的生活环境。让我感到别扭的是, 当时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处处都被分开对待，不仅要住不同的宿舍楼，连食堂也是分开的，有些外国留学生甚至嫌弃中国学生食堂不干净，尽管他们从没在那里吃过饭。我想，同样是学生，怎么能因国籍不同而享受优越的待遇？于是在一位新加坡女同学的帮助下，我弄到了需要的饭菜票，买了一个白色蓝边的搪瓷碗，混进了热闹拥挤的中国学生食堂。在每天排队买饭的时候，我慢慢地跟这些男生女生攀谈起来。这里的气氛活跃，更有朝气，大家无拘无束，让我很舒服。
书法班上的同学都是留学生，分别来自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西班牙和墨西哥。在每天的临摹中，我逐渐体会到了笔画线条的生命力、用笔的强弱和动静；在刘江老师认真用心的指导下，我了解了印章艺术的阴刻与阳刻，汉字结构中的黑白、虚实等关系。有一天，我们班有幸去沙孟海家里看望这位德高望重的书法家。九十高龄的沙老先生沉静寡言、淳朴厚重，让我心生敬佩。而在场的亚洲同学争先恐后与他合影的行为，在我看来，未免有些失敬。
我在浙江艺校找到了一位二胡老师，在他的指导之下慢慢体会到了弓法和笔法之间的相似之处。同时，每天清晨我都会跑去“柳浪闻莺公园”，跟当地人练习气功。就这样，我通过许多新体验逐渐摸索到了中国深邃传统文化中的一点点皮毛。回到宿舍里临摹字帖、练习二胡的时候，对面的中国学生宿舍楼里，常常会传来喧闹和歌声， 这些陌生的音符与我的二胡格格不入，却令我莫名地神往。
没过多久，我结识的中国同学带我走进了他们拥挤的宿舍，又一个我未曾见过的“新世界”。他们对西方的艺术和哲学怀有强烈的热情和求知欲，这些都深深地感染了我， 并激发我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观察“西方文明”。中国和西方的差别、艺术中的精神、哲学思想和生活方式等，都是和同学们讨论的热门话题。中国学生给我介绍了西方的观念艺术和行为艺术，阐述了自己作品的想法；我也走进他们的教室，参加一些课程，开始用中文阅读米兰·昆德拉等西方著作，晚间弹吉他唱歌、喝酒猜拳……我不知不觉地全身心投入于一个崭新的文化氛围之中｜｜不再是瑞士文坛上以电影和戏剧表演为主的商业性文化生活，而是朝气蓬勃的文化活力和创造激情。由此而萌生的新的艺术形式， 不久之后便成为在欧洲巡展、风行一时的“中国前卫艺术”。
就这样，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当代艺术几乎同时涌入了我的生活，既丰富了我的思想，又充实了我的人生，但难免也带来了一些内心的冲突和矛盾。我深深地体会到，想要了解中国文化的话，一年的时间远远不够。然而，由于当时在中国的居留时间无法延长，我只好回到瑞士，无所适从地度过一年，一边打工赚钱，一边为即将于1992 年在柏林举办的《中国前卫艺术展》作翻译，也在巴黎等地探访了几位中国艺术家。对今后的学习方向我却犹豫不决，拿不定要学艺术还是要继续读汉学。最终我决定报名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在中国读本科，这样既能学艺术又能深造中国语言和文化。
1992 年夏天，我终于回到杭州，再次走进了中国美术学院。暑假期间的学校显得空荡荡的，以前的朋友或毕业或回家，新学期尚未开始。我独自在教学楼的走廊中徘徊，无意中在版画系遇见了一个面熟的同学，名字叫孔国桥。当时我万万没有预料到这次相遇似乎是命中注定的： 五年之后我们结婚了，十年之后我们的儿子孔祥元出生了。
为期四年的课程，除了绘画、素描、版画技法等专业课之外，还包括各类文化课：西方艺术史和中国艺术史、中国画论、中西文学概论、解剖学、透视学等等，这不仅帮我扩大了知识面，而且大大丰富了我的中文词汇。出于一种强烈的融入欲望，我设法在各个方面与中国同学一模一样，参与所有的学习内容和课目，包括每天的早操，还有英文课和政治课。后者却招来了系里的关注，最终党书记找我说，不允许我参加马列和党史两门课程。
回顾起来这些不无些许滑稽色彩。就艺术方面而论， 那段学习其实没有给我打下很好的基础，绘画技法虽然有所长进，但创造力似乎日益减弱。正中了我一位要好的同学的预言：“你如果学这些，至少要花个十年的功夫。之后，你又得花上十年功夫才能从中摆脱出来！”的确，我之前在艺术中找到的“精神之光”似乎失去了活力，仅仅留下了外在的形式，这也在我当年的作品中明显地反映出来。与此同时，我在中国的第一年接触到的“前卫艺术” 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正在逐渐走上商业化轨道。
除此之外，城市环境也发生了大量的变化。在靠近京杭大运河的住所附近，我们亲眼见证了一栋栋高楼大厦雨后春笋般地拔地而起，每天骑车上学，要经过越来越多的废墟地，这个城市仿佛正处于一场沉默的战争之中。熟悉的环境被逐渐销毁时，我拿起了照相机，开始记录这次历史性的转变，就像是在与熟悉的“旧时代”告别。然而， 大多数当地人似乎并无不舍之意，他们目光对准未来，充满憧憬地期待着“共同创造的美好世界”｜｜ 那将是一个现代化的、与欧美国家平等的新中国。
大片废墟地上慢慢长出了高大的房屋、多车道的高架、新潮商场、高层居民区，混凝土、钢架与玻璃结构的建筑物给人一种既现代化、却又十分陌生的感觉。同时， 城市的人们也由内而外地改变着，日常语言渐渐地参杂了来自港台的新词语── 原来的“结账”改成“买单”，原来的“女同志”变成“小姐”，官方宣传活动推广了礼貌用语（“请说谢谢，请说对不起！”），但大家所关注的话题似乎只剩下了一个字：钱！成功赚钱的有哪些人，股市的行情如何，房价多少钱一平方，新汽车多少钱，艺术品多少钱， 饭菜多少钱……至于房子是否住得舒畅、饭局是否吃得快乐、艺术作品是否能打动人心，大家并不关心。美院一面灰灰的橱窗玻璃被人用手指涂抹了“文化沙漠”四个字。
当时给我带来新的精神营养，是孔国桥正在热心探讨的佛教思想。他给我阐发了深奥的哲理和解脱思想，带我去探访各地寺庙和僧人，也教我打坐、拜佛、修行等。这些经历给我指引新的方向，也为我后来对小说《西游记》的兴趣铺开了道路。《西游记》可称为中国儒释道文化的一个重要结晶，其中包含着许多我非常欣赏的中国文化特征，如以大观小的宏观思维、随意自如的滑稽精神、正面向上的生活态度， 还有修德养性和明心见性之旨。
本科毕业后回到瑞士的那段时间，我开始着手《西游记》的翻译工作。书中蕴含的深层文化精神一方面给了我一种宝贵的精神支撑，而另一方面却成为一次挑战｜｜ 要想真正挖掘和理解这些内容的话，我既要深造古文，又要补上有关儒释道的文化知识和经典的阅读积累。为了奠定一个扎实的基础，我报名了浙江大学中文系明清文学专业的硕士课程，又一次回到了杭州，在那里研究学习明清文学和古代文化。
为了确保生活来源，我部分时间还当翻译赚钱，有时在艾烟缭绕的病房中与医生、病人、火罐和针灸针打交道， 边翻译边学习中医的基础知识，有时也在不同企业和大小工厂里翻译，遍观工人们的辛苦生活、工程师们的棘手烦恼、老总们的奢华宴请。到后来也在大学里上课，先是在浙江大学教德语，后来在中国美术学院边当课堂翻译边教文化课。
在中国生活的后期，社会上兴起的复古潮流让我受益匪浅。这在文化风气浓厚的杭州尤为明显，被长期排斥的传统价值观一下子又得到了充分肯定，许多人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新的热情。“国学”成为焦点，古代经典为当下问题提供导向，连执迷股票的人也开始用《周易》推算行情，酒足饭饱的生意人开始渴求精神营养，在寺庙、道观等地四处拜访宗教师父和僧人。民间出了不少文化群体，他们办起了课堂和系列讲坛，邀请许多教授、僧尼、中医等人来传播传统知识、阐明古代经典。
我结识了几位精通古代文化的学者，令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他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懂得将上古智慧运用于自己的生活，充分体现在日常的言行举止之中，这一点对于我是非常宝贵的熏陶和精神导向。这些人与社会上泛滥的物欲、贪婪、自私和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给我带来了新的希望。中国日常的生活现实有时难免让人疑惑： 中国本有的高尚道德标准为什么在社会上体现不出来？难道是因为仁义、中庸等价值观从未得以实施，才需要连续几千年的强调和宣传？当今重新弘扬的传统道德观，是否还能亡羊补牢？不过，中国的社会现实虽然错综复杂，问题也多，但其中也蕴藏着不可估量的宏大潜力。
2016 年的夏天，我离开了中国，返回瑞士生活，并尝试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搭一个桥梁，目前主要是通过有关中国传统思想的讲座和课程，也有一些关于《西游记》的论述和读书会，以及一直延续的古代经典的翻译。今后我也很想举办一些中国文学研读会和翻译工作室，中文水平较高的欧洲人应该也会越来越多，期待和同行们共同阅读、研究探讨。
中国古代文化蕴含的高深智慧，能让我们对世界和生命有更通透地理解，这一点恰恰可以给欧洲人提供鲜活的新思路。实际上，面对当今已成为世界强国的中国，欧洲人也应该尽快加深对中国的认知。在几百年的欧洲中心主义历程之后，这正是一个开阔视野、充实思想的良好机缘。
*本文经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教育处同意，转载自瑞士留华校友纪念册《我们记忆中的中国》第二辑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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