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會不會讓職場變得更民主？
疫情期間全世界都在為醫護人員、售貨員及其他未歇業人員鼓掌喝彩。但專家認為，他們需要的不僅僅是掌聲，現在正是討論員工“參與權”的最佳時機。但在危機中提這些合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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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疫情當前，瑞士的Globetrotter公司卻意外地衝上了報章頭條：這一總部位於伯恩的連鎖旅行社宣布引入全員參與制。員工們終於可以就重大決策發表意見-例如誰應該在疫情中被辭退離開公司。
Globetrotter所觸及的正是目前國際上的熱點話題：職場民主化。這場危機讓人們意識到：勞動力何其珍貴。如果沒有醫護人員的照料，沒有售貨員出售食品(封鎖期內他們也未停止工作)，沒有物流人員把網購商品如期送到家，我們該怎麼辦？員工對企業來說如此重要，他們為何不被允許參與公司核心問題的決策呢？
所謂的車間民主(Workplace democracy)，或者說職場民主，可以被理解為試圖賦予員工更多參與權的一系列措施和制度，這其中有傳統的工會權益，如員工所享有的罷工、結社和組建委員會的權利等。
不僅如此，還涉及更深入的權利，譬如對工作任務、進程、基層表決和企業策略的直接參與權，以及對企業領導人員進行民主選舉等。
“危機教會我們，員工從來就不只是一種資源。員工為其效力的公司和顧客付出了他們的生命、時間和汗水，”哈佛大學的經濟-社會學教授Julie Battilana在該校網站的一篇社評中寫道。去年5月，Battilana和同在劍橋、麻州任教的Isabelle Ferreras、巴黎第九大學的社會學教授Dominique Méda共同發起了聯署聲明。
此後全球6000多位學者相繼在題為《工作民主化、去商品化、環境修復》(英)外部链接的聲明上簽字。這其中就有瑞士人Rahel Jaeggi，她是柏林洪堡大學的哲學系教授。
危機將問題擺上檯面
危機之時為何要推動民主建設？現在的時機不是很糟糕嗎？員工唯恐丟了工作，企業要面對瞬息萬變的局勢作出反應。 “在危機中人們必須作出抉擇，矛盾被激化、事態加速發展，結局只能是變得更好或更壞，”在與瑞士資訊(SWI swissinfo.ch)對話時Jaeggi這樣解釋道。
新冠疫情只是提供了一次機會、讓很多問題得以暴露：比如醫療行業的工作壓力、外包的問題、德國肉品工廠不穩定的工作條件等。 “這些並不是什麼新問題，但如今被媒體集中報導，並在晚間新聞節目中加以討論，”這位出生於伯恩的女教授說。
疫情帶來很多的可能性，Jaeggi說：“‘不要負債’的信條被打破。突然之間，國家可以對許多事情施以援手，而此前人們對此是不抱任何希望的”。
金融危機後民主狀況惡化
早在金融危機發生時，專家就稱有必要讓職場變得更民主，並認為當時的時機很好。例如澳洲的經濟學教授Russell Lansbury在2009年演講時提到：“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為促進職場民主提供了改革的契機”。讓他如此樂觀的理由之一便是：企業往往會在危機時刻發現，原有的組織架構已不再適合，並開始尋找新的可能性。
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雖然目前並沒有對全球職場的民主化程度進行量化調查，但國際工會聯盟(ITUC)發布的“全球權益指數”便能說明問題，它顯示出了勞工權益在各個國家所受到的限制和傷害程度。在金融危機過去後的幾年內，整體指數變得更低。工會聯盟針對2020年發布的最新報告(英)外部链接指出，去年全球違反勞動法的案例數達到了7年以來的最高。
在國際工會聯盟的《全球權益指數》榜上，12個國家被列為一等，它們是：丹麥、德國、芬蘭、愛爾蘭、冰島、意大利、荷蘭、挪威、奧地利、瑞典、斯洛伐克和烏拉圭。在這些名列前茅的國家中只偶爾會發生違反勞動法的情況。
瑞士和其他26個國家-如西班牙、法國、加拿大、日本、新加坡及納米比亞-一起被列為第二類。雖然瑞士資訊多次追問，但工會聯盟並未就瑞士的排名情況作出解釋。據推斷可能與罷工法有關：雖然瑞士的聯邦憲法保障了該權利，但對之限制頗多，甚至有法律規定“特定行業的員工禁止罷工”。
在經合組織國家中，美國、墨西哥(雙雙位列第4等，屬系統性違反勞動法)，南韓、希臘和土耳其(這幾個位列第5等，無權益保障)表現最差。土耳其甚至被列入最糟糕的10個國家之一。
Jaeggi也不排除這樣的可能性：“當然，這次的希望也可能落空，權益會愈發受到限制而不是重視，”她承認。 “經濟危機可能會讓人們說：’現在形勢如此嚴峻，我有份工作就不錯了，還想什麼職場民主啊。’這削弱了僱員的談判力量”。但值得一提的是，護理人員卻因這場疫情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談判籌碼。
民主智庫Common-Wealth的共同發起人Ferrera表示：“短期來看我並不樂觀”。職場中的民主從來都不會自然而然地發生。正相反：疫情令員工的情況更糟糕。員工要有主動改善不良處境的動力，不過Ferrera相信有了這樣的動力一定能取得成功。
疫情危機並不能讓職場的民主化推進得更容易，正如Globetrotter公司所展現的那樣。當這家旅行社被問及引入新的組織架構後積累了什麼經驗時，其發言人Sandra Studer並未給出直接的答案：“鑑於目前縮短工時和在家工作的情況，我們還難以進行對比，進而得出經驗”。
疫情讓居家辦公成為常態，這種現象會對職場民主造成什麼影響？目前尚未可知。一方面，大部分專家都同意，這為員工提供了新的自由空間。但另一方面，多位專家還是提出了警告：在家工作增加了員工的績效壓力，並導致上司對員工的監督更為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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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家工作優點很多，但也絕不是毫無問題。因為不是所有的職業都適合在家工作，特別是疫情期間屢次登上頭條的那幾個工種，如護理、銷售、物流等，這些行業的員工都是要到現場工作的。似乎越是簡單的工作越不能在家完成。一般來說，那些在職場中本就沒什麼參與權的員工，恰恰是最享受不到在家工作的權利的。哲學教授Rahel Jaeggi 總結得好：“高技術含量的創造性工作與不受保護的服務業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了”。
(译自德语：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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