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槓桿正在向雇員一方傾斜

建築工人經常以遊行的方式來提出薪資調漲的訴求(圖中是2018年10月在日內瓦舉行的罷工)。 © Keystone / Salvatore Di Nolfi

因為通貨膨脹的出現，今秋的勞資談判顯得尤為重要。為了阻止購買力的下降，瑞士工會要求在2023年實現3-5%的加薪。洛桑大學勞動力市場專家Daniel Oesch說，勞動力短缺的現狀可能有利於工薪層實現漲薪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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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因為物價上漲了3%，瑞士雇員的實際薪資水平平均下降了2.2%。由此一來，2021年底達成的“薪資輕微上調”的措施效果被完全抵消。瑞士主要工會組織一致認為，雇員需要被補償，即使是延後的補償，也必不可少。工會已經決定將此議案提到談判桌前，要求2023年薪資實現3%-5%的漲幅。

與此同時，一些行業現狀變得更加艱難。全國各地的磚瓦匠就於11月初上街遊行，以捍衛工作條件，並要求提高薪資。他們反對瑞士承包商協會“將彈性工作時間”納入正在進行中的集體勞動合約(CCT)談判議程。

洛桑大學社會學教授Daniel Oesch對瑞士目前的“勞資談判”進行了解析。

Daniel Oesch認為瑞士的雇主和雇員之間保持著較好的社會夥伴關係。 DR

瑞士資訊swissinfo.ch：許多部門和公司出現人員短缺狀況。這是否會在今年的勞資談判中，給員工一方帶來更多優勢？

Daniel Oesch：勞動力的稀缺是薪資上調的關鍵因素之一- 對薪資的影響遠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要大，因為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高不一定帶來薪資的自動上調。幾十年來，瑞士首次出現國內勞動力市場枯竭，吸引歐洲勞動力也變得更加困難，因為鄰國也同樣面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因此，權力槓桿正在向有利於勞方的方向傾斜。

通貨膨脹是目前的另一個關鍵問題。是不是許多行業都像鐘錶製造業那樣，在集體勞動合約(CCT)中對“薪資補償通貨膨脹”做了規定？

不，鐘錶業是個例外，沒有普遍性。在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危機期間，“通貨膨脹補償”條款被從大多數集體勞動合約中刪除。由於20世紀90年代初的高通貨膨脹率(4-5%)，雇主不再希望對通貨膨脹進行自動補償。當時的高失業率和工會力量的削弱加強了雇主在談判中的話語權，這也令新的集體勞動合約更有利於雇主一方的利益。

從那以後，集體勞動合約不再有“對通貨膨脹進行完全補償”的保證。但大多數勞資協議中都將其列為考慮因素，並列於“生產力增長”和“領域或公司經濟狀況”等其他影響薪資水平的要素。

然而，根據瑞士信貸的預測，今年薪資的增長可能無法完全彌補通貨膨脹帶來的購買力下降。在歷來的勞資談判回合中，雇員是不是總是吃虧的一方？

那倒不是。從歷史上看，在瑞士，薪資的增長速度高於通貨膨脹。在過去20年中，薪資平均每年上漲1.2%，而通貨膨脹率僅為0.5%。 2022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因為通貨膨脹率約為3%。不管怎樣，從歐洲標準來看，瑞士的薪資水平依然很高。

實踐中，這些勞資談判在瑞士是如何進行的？

有三種可能的模式。第一種是對整個行業的加薪進行談判，例如建築業或鐘錶業。第二種模式是工會代表和公司管理層之間進行談判，比如連鎖超市Coop集團或瑞士聯邦鐵路公司SBB的情況。

第三種模式則是公司管理層和雇員委員會之間進行的直接談判。機械製造業或製藥業遵循的就是這種模式。但是在這種情況下，談判雙方並非真正處於平等地位，因為一方極其依賴於另一方。

人們普遍認為，瑞士是一個擁有高度發達的經濟社會夥伴關係(譯者註：此處指雇主和雇員為調節勞資關係和利潤分配矛盾而設立的制度)的國家。但在現實中，許多工人被排除在集體勞動合約之外。在這些勞資談判中，情況是否也是如此？

在瑞士的大多數鄰國，如德國、奧地利和意大利，社會夥伴關係確實都更為發達。但在法國，由於“最低薪資政策”的重要地位，那裡的社會夥伴關係調節作用比在瑞士要小。

事實上，一半的瑞士雇員不受集體勞動合約的約束，也因此被排除在勞資談判之外。然而，這些員工通常會從該領域其他企業的談判連鎖效應中受益。

我舉例說明：如果社會夥伴體系同意提高零售業的雇員薪資，那麼並未和雇員簽署集體勞動合約的Aldi和Lidl兩家連鎖超市很可能也會同步實現薪資的上調，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持其作為雇主的吸引力。

在一些行業裡，人們已經習慣於“比腕力”的較量，而這一過程也變得越來越艱難。泥瓦匠行業之前便呼籲從業者在11月7日和8日舉行抗議遊行。在未來的幾個月裡，我們是否會看到更尖銳的對抗？

由於國際形勢演變的不確定性，我們很難做出中期預測。但是，如果通貨膨脹持續下去，勞動力短缺問題也得不到解決，那麼確實可能會出現集體動員的抗議活動。這對工會來說是個好消息，工會可以從中擴大影響力。

近年來，各企業利用雇主方掌握權力槓桿的有利條件，以犧牲集體利益的增長為代價，提升了個人利益增長的份額。而這種不平等的分配，在經由談判而實現的薪資總額增長中往往並不可見。

通過要求為所有人增加同等額度的薪資- 就像建築業工會要求為每位工人每月增加200瑞郎薪金那樣，低薪資人士會得到相應更高的福利。此類需求未來可能變得更加重要。

面對全球職場“優步化”(譯者註：即將現有的工作和服務轉化為相對獨立且分散的任務，並對其進行隨需分配，類似於優步打車服務模式)及社會個性化的趨勢，瑞士的社會夥伴關係將如何發展？

這種關係發展良好。在許多公司，勞資雙方會定期開會，試圖找到建設性的解決方案。社會夥伴關係在其他許多方面也發揮著作用，比如：職業養老金、失業保險、職業培訓和移民事務等。

這種分散的系統運作的還是比較高效的。應該強調的是，這對雇主來說也很有意義，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合法的對話者，這一點在發生危機時很重要。在2020年春天新冠疫情初期，聯邦委員會(瑞士政府)就是通過同社會夥伴關係的談判為受”禁封”影響的公司和雇員制定出了經濟援助計劃。

(編譯自法語：郭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