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應該怎樣面對那些不義的歷史
五十年前，Paul Grüninger去世。這位警察指揮官在二戰前拯救了數以千計的難民，讓他們免遭被遣送回德國的厄運-為此他受到懲罰並遭解職。直到1995年，他才被平反，這還要歸功於《Grüninger案例》一書，我們採訪了該書作者，歷史學家Stefan Keller，就“瑞士應該如何面對過去”與他展開了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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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90年代，有關協助難民逃亡的一名瑞士人Paul Grüninger的討論在瑞士掀起了一股歷史辯論熱潮，討論的話題繼而延伸到瑞士銀行中失聯人的財產及二戰時期瑞士獨立專家委員會-“Bergier委員會”的作用；今天針對蘇黎世藝術館中Bührle收藏品背後歷史的討論，再次讓那段歷史重現在人們面前，引起人們自發的深省。
與歷史學家和記者Stefan Keller的對話。
瑞士資訊swissinfo.ch：在過去的30年裡，瑞士在面對自己過去的方式上有什麼變化？
Stefan Keller：我不確定是否真的有任何變化。在關於Bührle收藏品的討論中，我們聽到的依然是和以前一樣的論調：否認、淡化外加誹謗。人們仍然持這樣的態度-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到處都很混亂，但瑞士卻在法律和秩序之下，一切井井有條。
然而，20世紀90年代還是出現了一些轉折：1995年，因為您的那本書，Paul Grüninger得到了平反；1998年，刺殺希特勒的莫里斯·巴瓦德(Maurice Bavaud)被昭雪-比德國晚了42年。還是有些事情發生了，為什麼？
隨著冷戰的結束，各條戰線都在某種程度上逐漸解體，人們開始對許多事情進行反思。比如體現在檔案管理上的就很明顯：一直以來，人們普遍認為檔案的存在主要是為了讓國家進行自我保護，因此如果有歷史學家或記者想看一些敏感的東西，檔案管理員會馬上通知政府部門。
直到1997年，日內瓦州檔案館的工作人員還只想給我一份1938年移交給蓋世太保的一名逃犯的檔案摘要，雖然我從這名倖存的逃犯那裡得到了所有必要的合法證明，允許查看他的所有文件。但是，州檔案館工作人員依然拒絕讓我查看這些資料，理由是，這個人可能會提出賠償要求！後來我請了日內瓦的一名律師出面干預，才得到了檔案的副本。
這位檔案員還屬於老一代人，現在新一代的檔案工作者早已不再是這樣，他們將澄清事實視為己任，給予我很大幫助。他們還對檔案瞭如指掌，並希望這些資料能派上用場。
在1938年和1939年間，聖加侖警察指揮官Paul Grüniger曾拯救了幾百名，也許是幾千名猶太和其他難民，根據瑞士法律，他們本應被遣送回德國。 1939年春天，他被立即解職。經過長期調查，1940年底，聖加侖地區法院對他處以罰款懲罰。他從此再也沒有找到過穩定的工作，於1972年在窮困潦倒中去世。離世前，他曾在很多地方受到排斥。
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Paul Grüninger也曾偶爾因為他的事蹟得到過一些讚譽，例如，以色列的紀念館Yad Vashem就曾提到過他。但在瑞士，直到1995年聖加侖地區法院才撤銷了1940年的判決，宣布他無罪。這還要歸功於：Stefan Keller的《Grüninger案例》一書；法學教授Mark Pieth在這本書的基礎上提出的專家意見；聖加侖政治家Paul Rechsteiner也提出過建議；以及一個名為“為Paul Grüninger伸張正義”協會所做的工作。
Grüninger案是瑞士第一例此類平反案。後來，瑞士通過了一項法律，為所有民族社會主義時代遭受懲罰的難民協助者予以平反；之後又有一項法律為被定罪的西班牙戰士平反；羅姆人和曾經的租賃兒童也都受到了至少是象徵性的賠償。
在這裡，你可以觀看Richard Dindo拍攝的紀錄片《Grüningers案例》(Dokumentarfilm “Grüningers Fall”外部链接，德，1997年）。
為什麼需要這麼長時間？
“瑞士憑藉自己的力量驕傲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倖存下來，應該屬於最後的勝利者之一”，這個神話從始至終有些脆弱，而且瑞士人也心知肚明，這並不完全屬實。但它卻一直被頑強地捍衛著，這種跨越所有階級的“精神國防”理念也穩定了戰後的社會秩序。 1989年，在1939年戰爭爆發的週年紀念日，瑞士軍隊舉行了一個名為“鑽石”的大型慶典活動，彷彿那場戰爭有什麼值得慶祝之處。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歐洲猶太人遭到洗劫的這段歷史一直不是一個熱門話題-不僅在瑞士，在國際上也一樣。美國歷史學家Raul Hilberg的著作《歐洲猶太人的滅絕》於1954年出版，最初並未引起關注。
在德國，“大屠殺”一詞在20世紀80年代通過一部美國同名電視連續劇才被人們所熟悉。希伯來語“Shoah”成為滅絕猶太人的同義詞，是從法國電影製片人Claude Lanzmann於1984/85年拍攝的一部以此為題的電影之後才開始在歐洲流行。而滅絕猶太人在人類歷史上帶來了一段文明的斷裂，這樣的認知相對較晚才被人們接受。
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這種觀念並未滲透到主流社會。
那它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被接受的？
Alfred A. Häsler在十年後出版了一本傳奇性的書籍《船已滿》(Das Boot ist voll)。為了寫這本書，他走訪了猶太難民的援助者，並對許多人的個人命運進行了調查。
1973年，瑞士電視台播放了Werner Rings拍攝的多集電影《戰爭中的瑞士》(Die Schweiz im Krieg)，引起了轟動。值得注意的是，Werner Rings本人也曾作為難民在瑞士生活過。後來又出現了一些紀錄片和系列報導，讓人們進一步了解到瑞士在民族社會主義時期的所作所為，在此記者和電影製片人起了重要作用。
在這件事上，新聞業有什麼優勢？
這裡要加一句：學術研究、大學，對這一話題一直避而不談。言歸正傳，作為一名記者，可以快速、不受束縛，也可以無所顧忌地接受口述來源的資料；還懂得如何寫出淺顯易懂、有血有肉的故事。數字經常會很抽象，比如被遣送回去的是25’000人還是30’000人，總歸是些難以想像的數字，然而如果了解到兩三個有名有姓、有家庭住址的具體人物的親身經歷，就能讓人對整個事件有了具體的想像。
當時您不僅為協助難民逃亡的警官Paul Grüninger出了一本書，還與律師一起，再次將他的案例送上了法庭，在重審中，他被宣布無罪。為什麼？對一個死人的平反有任何意義嗎？
這樣做是為了他的家庭；為了那些因為他而死裡逃生的難民，當然，這也是一個政治風向標，我認為正面的標誌很重要。
當我們為Paul Grüninger爭取平反時，最初得到的官方回覆是，平反在聖加侖的法律條款上是陌生的概念。
Stefan Schürer律師說，Grüninger案是一堂“法律與歷史混合”的實踐課，這是首次將歷史置於法律之上的實踐。
但我們靠的是自然法規，因為任何時候，將人送上死亡之路都是不正確的。法律論證由Grüninger後代的律師Paul Rechsteiner和法律教授Mark Pieth一起負責。 Pieth甚至表示，那些當時服從聯邦委員會命令的人或發布命令的人實際上應該受到懲罰，因為將人交給殺人犯的決定在任何時候都是不合法的，必須遭到拒絕。
迴響是什麼？
這當然是一個良好的信號，因為它不僅適用於現在，也適用於將來。法律或法規不能與基本人權相抵觸。在當時，我們認為，為Paul Grüninger平了反，則是為瑞士面對過去的政策開啟了新的篇章。然而我們剛打贏這場官司，就出現了關於瑞士銀行中失聯者帳號的討論，於是又出現了那種抵抗態度：銀行不願意歸還那些被害猶太人的錢。
在商店偷盜的人會被抓捕，但當涉及猶太人的財產時，財產歸屬問題卻被迴避了。我只能把這種無視猶太人要求的行為理解為反猶太主義。這同樣可以解釋目前關於蘇黎世藝術館裡的Bührle收藏品：接受由納粹交易從猶太人手裡買來的畫，這對任何一位正常公民來說都是無法接受的事！但在瑞士，卻允許這樣做，還正在為這些畫建造博物館。
(譯自德文：楊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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