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放棄《日內瓦倡議》，但選擇何種方案替代？
在發起《日內瓦倡議》的20年後，瑞士翻過了這一頁。瑞士方面認為，國際政治環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是時候採取另一種“更為創新且有效”的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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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0月，在瑞士學者亞歷克西斯·凱勒(Alexis Keller)的推動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兩位前任部長共同簽署了《日內瓦倡議》。即便這並非中東衝突的終極解決方案，至少也是尋求全球性解決的第一步。
瑞士資訊swissinfo.ch前駐日內瓦記者穆罕默德·謝里夫(Mohamed Chérif)當時對事件進行了報導，他回憶道：“這是第一個為解決中東衝突提出具體內容的倡議”。
對地區形勢未產生影響
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也是在同一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的聲勢達到了頂峰。這場暴力運動始於2000年《戴維營協議》失敗之後，巴勒斯坦人用石塊和自殺式襲擊的方式對抗以色列士兵。作為報復，以色列轟炸了迦薩和西岸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共計有2000名巴勒斯坦人和1000名以色列人喪生。
凱勒仍記得當時對這項倡議所持的樂觀態度。倡議的構想始於2001年的日內瓦，兩年半後在約旦安曼(Amman)達成。他在接受瑞士資訊採訪時回憶道：“當時雙方之間存在著一種尊重和相互認可的氣氛，最終帶來了真正的喜悅和書寫歷史的感覺。”
然而，在倡議簽署20年後，不得不承認，它並未對地區形勢產生任何影響：以色列定居點規模仍在不斷擴張，兩國依然深陷持續不斷的衝突，幾乎每天都有人喪生。 7月初，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領土上發動軍事進攻，造成8人死亡，50人受傷。
瑞士已宣布2023年後停止對該倡議的資金支持。
對於學者亞歷克西斯·凱勒來說，這個決定令人驚訝，他解釋說：“這項倡議仍然是對這兩個國家來說最為可行的解決方案模型，畢竟瑞士聯邦外交部(DFAE )並未宣布任何具體的替代方案。”
《日內瓦倡議》最早由日內瓦學者亞歷克西斯·凱勒及其父(前外交官和銀行家)發起。從2001年1月起，父子二人以個人名義出資並參與經常在伯恩阿爾卑斯山的家庭木屋中進行的談判進程。
近兩年後，也就是2003年10月12日，這些努力最終形成了一份長達近100 頁的文本，由以巴兩名前部長約西·貝林(Yossi Beilin)和亞西爾·阿比德·拉布(Yasser Abed Rabbo)在約旦簽署。
《日內瓦倡議》要求雙方做出重大讓步，並覆蓋涉及衝突的所有實質性問題：耶路撒冷的地位、巴勒斯坦難民的命運和邊界的劃定。
倡議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間社會成員共同起草。文本也分發給了以巴家庭，並特別得到了聯合國前秘書長科菲·安南(Kofi Annan)和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支持。
以色列政府對倡議表示強烈反對，某些群體指責瑞士“干涉”以色列事務。
非典型倡議
《日內瓦倡議》並不是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領土之間第一個建立和平的嘗試。此前曾有1993年《奧斯陸協議1》、1995年《奧斯陸協議2》、2000年7月《戴維營協定》及時任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於2000年12月提出的和平計畫。
《日內瓦倡議》的不同之處在於希望通過一份文件解決雙方的各個分歧，尤其是耶路撒冷的地位、撤離幾乎整個約旦河西岸的猶太定居者及對巴勒斯坦難民的賠償等問題。
倡議旨在成為促成時任以色列總理阿里埃勒·沙龍(Ariel Sharon)和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亞西爾·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坐到談判桌前的第一步。這份倡議的創新之處在於，它是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間社會成員共同起草的，而不是由國家元首談判達成的。
亞歷克西斯·凱勒在倡議啟動時表示：“倡議直截了當地探討相關問題，隨後將討論結果融入到更廣泛的進程中去。”
注定失敗
然而，事後來看，人們自忖，這是否只是一項注定會失敗的倡議。這份倡議從未像簽署者所期待的那樣引發大規模的民間團結運動。
瑞士外交界並未達成共識，阿里埃勒·沙龍從未打算通過倡議，亞西爾·阿拉法特也只是勉強地表示支持。
亞歷克西斯·凱勒將失敗的原因歸結為三點：“瑞士未能像挪威對待《奧斯陸協議》那樣進行足夠的介入。此外，還有來自以色列方面的強烈反對和缺乏阿拉伯國家的支持”。
從一開始，這項倡議在瑞士就存在著分歧。倡議是由瑞士社會民主黨(左翼政黨)成員、時任聯邦外交部長的米舍利娜·卡爾米-雷伊(Micheline Calmy-Rey)所推動的。而她本人在政府內部遭到孤立，倡議從未得到議會多數的支持。
瑞士方面畏畏縮縮的支持更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愈發減少：資金支持從2009年的100萬瑞郎(約合美金114.06萬元)降至2021年的18萬瑞郎(約合美金20.53萬元)，導致在當地缺乏落實倡議的意願。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與聯邦外交部進行項目合作的專家指出，這項倡議暴露出“瑞士對主導中東的當地形勢天真且無知”。倡議寄望於民間社會，寄望於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公眾輿論的接力，但卻從未能實現。
瑞士的退出
2020年，瑞士方面對倡議進行了一次新的評估，結論是由於倡議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缺乏政治支持，其有效性已降低。 2022年1月，聯邦外交部決定於2023年末從財政層面退出倡議。
聯邦外交部還宣布了一項旨在促進中東和北非和平與發展的新戰略，將於2023年接替倡議。瑞士也在考慮根據以色列方面的要求，將瑞士合作總部從耶路撒冷遷至拉姆安拉。
瑞士方面堅持認為，倡議的徹底結束並不意味著瑞士將不再參與該地區事務。
聯邦外交部發言人安德烈亞斯·海勒(Andreas Heller)認為恰恰相反：“尋求中東衝突的政治解決方案是聯邦委員會2021至2024年中東和北非(MENA)戰略的優先事項”。發言人宣布瑞士每年將投入180萬瑞郎(約合美金205.3萬元)用於“促進和平與人權”。
此外，瑞士方面還設立了一個新職位，以“推動地區尋求具體解決方案”，並任命了一名中東問題特使，且該特使不會取代該區域的大使職位。
瑞士缺席
政策遭到專家和非政府組織的廣泛批評，他們指責瑞士改變了在該地區的外交政策方針。瑞士世界醫生組織(Médecins du monde Suisse)創始人納戈·安貝爾(Nago Humbert)認為，將瑞士合作組織辦事處遷往拉姆安拉的決定“可以理解為瑞士默認以色列吞併東耶路撒冷的行為” 。
時任外交部長伊尼亞齊奧·卡西斯(Ignazio Cassis)在2018年訪問該地區時的發言也表達了類似含義，他向媒體表示：“只要阿拉伯人未做好給予以色列生存權的準備，以色列就會感到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脅，並尋求自衛”。
亞歷克西斯·凱勒認為，瑞士目前的中東政策“掩蓋了瑞士外交政策的不透明性，因為如果瑞士寄望於人道主義和發展援助，那麼實際上就又回到了日內瓦協定之前的做法。在一個一切皆政治的地區，不要玩政治遊戲”。
(閱校：Virginie Mangin，譯自法語：瑞士資訊中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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