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國際斡旋專家

面對國際衝突,瑞士扮演得往往是居中調停的角色,在不少事件中都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化危機為和平,無愧于“斡旋家”的稱號。然而如今的瑞士僅為世界上眾多調停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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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4年西班牙的王位繼承戰爭就是在瑞士的小城巴登結束的,雖然此前在Utrecht和Rastatt已簽署過2份重要協議。為何法國和神聖羅馬帝國會把談判地點放在巴登呢?首先因為它位於中立區,其次這座溫泉城可容納300多位外交官住宿,讓他們整個夏天可以從容地談判、赴宴。

然而最終效果一般:9月7日簽署的條約不過是再次確認了Rastatt的和平協議。但瑞士聯邦願意將此作為“斡旋”歷史的開端,雖然嚴格來講瑞士要再過100多年直至1848年聯邦成立才初具現代外交的雛形。
從調停到積極中立
在巴登,瑞士更像是一個給列強提供舞台的東道主,而並非調解者。進入19世紀後半葉隨著技術的進步、國際交往的密切,現代政治意義上的“斡旋”才真正出現。
瑞士逐步成為諸如國際電報聯盟(1865年)和萬國郵政聯盟(1874年)等國際組織的“家”。 1872年總部位於日內瓦的國際仲裁法庭裁定英國需向美國賠款,因為它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向南部州提供了戰艦。
在這個名為阿拉巴馬(Alabama)的仲裁案中,瑞士首次扮演了具有現代意義的“調停者”角色,並幫助兩個國家用法律的手段解決了衝突。隨後幾年瑞士在國際仲裁討論中一直起著主導作用,直至締結對國際關係來說至關重要的《海牙公約》。
一戰的爆發終結了這種通過仲裁解決衝突的辦法。戰爭期間在國際聯盟的委託下瑞士曾多次接受複雜的調停任務,例如在Oberschlesien地區和Danzig自由市。
還有多個重要的和平會議在瑞士組織召開,如1925年旨在緩和歐洲各強國戰後關係的洛迦諾會議;還有劃定如今土耳其疆域的洛桑會議(1923年)和規範黑海航行的蒙特勒會議(1936年)等。
從被孤立到Evian神話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令世界重新洗牌:1945年戰爭結束後瑞士因與納粹德國不清不楚的經濟關係而遭到戰勝國的猜忌,此外,瑞士不是聯合國的成員: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國際新秩序的誕生。
不過隨著聯合國在日內瓦成立後,以及新任外交部長Max Petitpierre的努力,瑞士重新活躍起來。這位於1944年上任的聯邦委員力圖將瑞士的中立與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統一起來。

1953年瑞士的軍人及外交人員被派往韓國擔任監察分界線安全區的中立觀察員。任務最初有近百名瑞士士兵及外交人員參加,他們在那個夏天踏上了位於北緯38°分界線的板門店,也由此開啟了瑞士的首次海外軍事維和行動。此外瑞士還是1954年印度支那會議和1955年二戰戰勝國首次領袖會議的東道主。
但真正讓瑞士成為現代“斡旋家”的,無疑還是阿爾及利亞戰爭後期它所擔當的調解角色。
在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的推動及法國的首肯下,伯恩於1960年為參戰雙方建立了溝通管道。隨後瑞士還遵照《Evian協議》在阿爾及利亞參與了停戰談判。談判期間阿爾及利亞代表就住在瑞士,有些與法國展開的談判還是在瑞士的國土上進行的。
在Evian取得的成就幾乎成了瑞士“斡旋”工作的神話。然而此後在阿富汗、南非和英國與阿根廷之間展開的福克蘭群島戰爭的調停工作卻並不成功。但另一方面1985年日內瓦舉辦了有美國總統雷根和蘇聯領袖戈巴契夫參加的領袖會談。
在多邊世界中尋求和平
日內瓦的領袖會談開啟了融化堅冰的第一步。冷戰結束後國際關係進入新時期,多邊委員會在斡旋工作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
與此同時進入90年代後瑞士與歐盟的關係日漸複雜,國際上也掀起了針對瑞士在二戰中所扮演角色的討論。瑞士必須找到新的方向。
伯恩嘗試用積極的外交政策創造更多的行動空間,但這次要在多邊合作的框架下進行。進入新世紀後瑞士在外交領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例如2002年在琉森的Bürgenstock就蘇丹的努巴山區衝突簽署了停火協議。 2009年在瑞士的斡旋下土耳其和亞美尼亞簽署了旨在建立正常外交關係的蘇黎世協定。可惜時至今日這些協議或多或少失效了。
進入21世紀瑞士的和平任務增多,但在尼泊爾、蒲隆地、哥倫比亞和賽普勒斯島的衝突中,瑞士的成績有好有壞。在以巴衝突中,瑞士的努力也並未發揮持久作用,甚至引發了以色列的不滿。
2019年在歷經多年談判後,莫三比克政府與反對派終於簽署了和平協議。
行動中的一員
瑞士的外交家們為斡旋付出相當大的努力,但我們並不能就此誇大瑞士在和平進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現在解決衝突時起決定作用的往往是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和委員會。瑞士僅是眾多行動者之一,雖然有著多語種、經驗豐富的外交團隊和隨機應變的能力,然而也時常要面對國際上的孤立:與從前的“斡旋”相比,如今的緊密聯盟似乎來得更為重要。
(譯自德文: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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