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屈拉：“审判普京是一种幻想”
弗拉基米尔·普京能否因俄罗斯士兵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行而被绳之以法？日内瓦律师菲利普·屈拉(Philippe Currat)对此表示怀疑。
菲利普·屈拉律师撰有论文《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中的反人类罪》。2005年，受瑞士联邦外交部派遣，他前往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担任检察官高级法律顾问。他曾代表国际刑事律师协会参加国际刑事法院(CPI)缔约国大会，特别是2010年《罗马规约》(Statut de Rome)审查会议，并于2012至2017年担任会议秘书长。他还是国际刑事法院辩护顾问小组成员。
瑞士资讯swissinfo.ch：国家元首的豁免权是否真的适用？
菲利普·屈拉：我们讨论的背景是希望对弗拉基米尔·普京进行审判。我理解，因为他是国家元首，所以他是起诉对象。他掌握决策权，因此被认为应对所有一切负责。然而，这有点像是一种幻想。还有其他更加有效、可以触达的层级。但我们先从这个设想展开讨论。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规定，灭绝种族罪、反人类罪和战争罪不享有豁免权。因此，已签署《罗马规约》的国家同意放弃本国最高权力机构的这项习惯法豁免权。作为一项例外，该规定仅限制性地适用于同意放弃的国家，且每个国家仅能代表本国最高权力机构接受放弃。
国际刑事法院只能对《罗马规约》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提起诉讼。当安理会将某一问题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时，豁免权是否也适用于非成员国的国家元首，仍存在争议。唯一发生过的案例是在苏丹问题上对时任总统奥马尔·贝希尔(Omar el-Bechir)提出起诉。
这是由于安理会针对的是苏丹问题，而未提及对哪些人提起诉讼吗？
事实上，安理会决议针对的不是某个人，而是在达尔富尔(Darfour)犯下的所有行为。安理会既未具体提及个人，也未提及豁免权。豁免权究竟是否适用？在达尔富尔问题上，这个问题将永远是未决的，因为奥马尔·贝希尔在受审前就失去了权力。
只要个人不再担任一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就可以对其提起诉讼，包括对其在任期内实施的行为。因此，现在要对弗拉基米尔·普京，或例如是谢尔盖·拉夫罗夫(其外长)提起诉讼的唯一方法是让他们卸任。
所以普京在不久的将来被绳之以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过去多年来，关于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前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总统)，我们听到的是：“不可能，永远都无法逮捕他”。但有一天，在丧失其个人权力后，他被捕了。他被移交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受审。所以，这是有可能的。
这里必须采取刑事司法专家和刑事调查员的视角，而不是“我要审判普京”这样的政治观点。因为如果聚焦普京，那么之后，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就刑事责任，而非政治或道德责任层面而言，要对他进行何种指控？他本人从未在现场射杀平民、强奸妇女或实施任何行为。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本人从未操作过毒气室。但毫无疑问，他是纳粹大屠杀的核心人物。是否存在高层领导人最终依然幸免于罪的可能性？
希特勒自杀了，也因此逃脱了一切诉讼。这就是国家元首承担的刑事责任形式不同于直接行为人的问题。必须提供若干要素证明，方可对其提出指控，并在必要时进行判决。
正如只审判执行者而让领导人逍遥法外的做法值得商榷一样，只审判领导人而不追究执行者也是存在问题的。至关重要的是要明确事实。一枚落在学校、产科诊所、医院并造成平民死亡的导弹所造成的损失是我们可以记录的，我们必须确认它是从哪里发射出的。基于此，我们可以确定导弹是谁发射的，一旦我们识别责任单位，就能识别其上层的指挥链，判断最终刑事责任上溯源的级别。
这也将取决于证据收集的水平。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灭绝种族罪是极为复杂的罪行。这确实会导致庞大的受害群体，但人们往往忽视，这是由大量的人实施大量的行为导致的结果，因此，确定每名潜在犯罪者与相关每个行为、每位受害者的个人刑事责任，存在着复杂性。
究竟什么是种族灭绝？
要构成灭绝种族罪，必须提供意图消灭一个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群体全部或部分的证明。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则无论死亡人数多寡，都不是种族灭绝。
自俄罗斯开始入侵以来，乌克兰一直在呼吁建立一个特别法庭，对俄罗斯的罪行和战争责任人进行审判。这有可能实现吗？
早在2014年，乌克兰就将此案提交给国际刑事法院，并承认其管辖权，只是最近才提出新设机构的要求。就个人而言，我并不赞成设立这样一个机构。我们希望，随着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可以改变方式，以避免在事后继续为某一特定冲突设立特别法庭，这将影响机构的合法性。建立一个新的司法机构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财政问题，因为每次新设一个特定机构，势必要为其提供场地、人员，向其拨付经费，并给予调查和审判的手段，这一切成本极为高昂。除了告示效应外，我不确定各国是否做好了为这样一个机构提供资助的准备。毕竟，已经存在国际刑事法院这样一个常设、普遍管辖的机构，并且已开始着手调查。
而且，从法律上来说，我不知道如何能够在未获取俄罗斯同意的情况下建立一个新的机构来对俄罗斯士兵或特工在乌克兰的行为进行审判。这是一个主权问题。
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个错误的好主意，只会徒增难度。因为我们已经享有非常活跃的乌克兰国家法院的首要管辖、其他任何国家的普遍管辖、国际刑事法院的国际管辖，第三国与乌克兰当局合作设立了一定数量的其他调查机构，这些机构和欧洲检察官组织(Eurojust)等欧洲机构也在进行干预。如果再增加一方介入，可能会出现完全混乱的局面。
俄罗斯方面认为，瑞士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因此未能在此次战争中保持中立。您作何回应？
瑞士的中立性如今依然存在，它秉持着人道主义与和平的方向，服务于维和。中立性不能被理解为在面对如此昭彰的侵犯时，放弃遵守国际法、放弃恢复和平与安全。不在侵犯者和受害者之间站队，就是偏袒侵犯者。支持欧洲机构和联合国在全球范围内对俄罗斯采取的制裁措施，并不是放弃中立，而是表达对和平和法律的支持。说瑞士因此不再是一个中立和公正的对话者，这是一种政治立场、一种姿态，但这不是现实。
*采访以法语进行。
(译自法语：中文部，编辑：Balz Rigend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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