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员们在发声疾呼，但奥运会会侧耳聆听吗？

在得到了国际奥委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的默许后，德国女子曲棍球队队长尼可·洛伦茨(Nike Lorenz)在本届东京奥运会赛场上在袜子外层系上了一条彩虹色脚踝绑带参赛。 Copyright 2021 The Associated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开始对那些限定他们在奥运会赛场内外能做什么、说什么以及靠什么挣钱谋生的规则与基准畅所欲言，直言不讳地发声。然而，在他们对能影响自身的诸多决策拥有同等发言权之前，依然要面临一段漫长的路途。

或许极少有电视观众会注意到，在本届东京奥运会赛事直播画面中，德国女子曲棍球队队长尼可·洛伦茨(Nike Lorenz)在袜子外层系上了一条彩虹色脚踝绑带参赛。但这一公开支持LGBTQ族群(译者注：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跨性别者Transgender、酷儿Queer和或对自身性别认同感到疑惑的人Questioning)的象征性举动，在奥运会赛场上却成了一件了不得的事。《奥林匹克宪章》(Olympic Charter)第50条明文禁止(运动员)在奥运会赛程期间在任何奥运场馆或其他区域内、或者借助身着服装进行任何形式的示威或“政治、宗教及种族宣传”。

继此前某些运动员以及世界运动员协会(World Players Association)对该条款提出质疑与批评、认为其侵犯运动员言论自由之后，总部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IOC)放宽了限制规则，允许运动员们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区域内进行游行示威活动。洛伦茨也因此获准可穿着带有彩虹图案的脚踝绑带。

无独有偶，1968年墨西哥夏季奥运会田径男子200米决赛环节，非洲裔美国运动员金牌得主汤米·史密斯(Tommie Smith)和铜牌得主约翰·卡洛斯(John Carlos)在领奖台上双双举起戴着黑手套的拳头，向人权致敬，那经典一幕成为了奥运史上运动员政治抗议行为的象征。由于运动员们的强烈抗议与高声疾呼，从而对既有规则做出调整，这无疑是运动员们寻求在全球各大体育机构的决策过程中拥有更多发言权这一更大“运动”不可或缺的环节。

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开始公然对那些在他们看来有失公平的规则或标准提出抗议，或直言不讳地发表反对意见，虽然取得了部分胜利，但迄今为止，在疾呼被大众所关注方面，运动员们还依然面临着巨大的障碍。

“有一种观点认为，运动员们之所以这么做，仅仅只是出于对自身所从事的那项运动的热爱-此类做法对某些运动项目来说或许的确有效。然而，运动员看待自己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劳工组织(ILO)公共与私营服务部门负责人奥利弗·梁(Oliver Liang)介绍称。他在接受瑞士资讯swissinfo.ch采访时表示，(运动员们以及全球各大体育机构)不愿去应对和处理劳资关系的原因，归根结底是源于对“体育活动非职业化”、“体育活动业余化”-也就是是否该把参与体育运动作为兴趣爱好、而非赖以谋生的职业-持有不同看法；而另一原因就在于，绝大多数运动员被归类为“独立承揽人”或曰“合同工”这一事实。

“大多数运动员并不是所谓的由某位雇主长期雇佣、以换取固定报酬的‘雇员’，但从权利的角度来判断，他们依然属于劳工。”梁指出：“他们的全部生计来源都取决于有人明确告诉他们：该干什么，以及在某个特定时间点该出现在哪里。”

权力失衡

世界运动员协会执行董事布伦丹·施瓦布(Brendan Schwab)表示，问题的根源，在于运动员和体坛当权者之间的权力失衡。

国际奥委会、世界性足球管理机构-国际足联(FIFA)以及其他体育管理机构拥有难以估量的巨大权力，它们完全可以取消或全面禁止某位运动员参与某项运动竞技。因此，当运动员们鼓足勇气，对自己认为欠缺公正的规则或做法公然提出异议时，他们就得承担有可能根本无法再参加这项体育竞技项目的风险。而对某些运动员来说，如果他们发声对那些严格控制运动员行为的政府或所在国体育机构进行指责，那么他们还必须得为自己的人身安全而终日担惊受怕。

“我们开始逐渐理解，这种等级制度是一种具有危害性的体系，需要通过在体育管理方式上给予运动员真正的话语权和平等的发言权才能解决这一问题，”施瓦布坦言。回溯过去的几十年，随着越来越多的资金涌入体育界，运动员与体坛当权者之间的权力不平衡、不对等现象变得愈发凸显。

这种权力失衡给运动员造成的窒息、压抑的效应，始终是世界运动员协会想要整顿和纠正的问题。就在该协会于2014年在瑞士城市尼永(Nyon)成立之际，许多来自足球界、橄榄球界以及其他职业体育联盟的成员不约而同地发现，全球性体育会议上曾作出的很多关键决定，此后都对运动员们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然而回首往昔，那些会议召开时并未允许运动员参与决策过程。其中就包括运动员签订的合同中所涵盖的涉及到《奥林匹克宪章》条例的问题，以及《世界反兴奋剂条例》(World Anti-Doping Code)的酝酿出台，和运动员认为欠缺公正性的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ourt of Arbitration in Sport)等多方面问题。

然而问题并不仅限于此。运动员们也在大胆发声，毫无保留地谈论其他议题，譬如他们在赛场上必须依照规定穿什么服装，他们在媒体聚光灯下该呈现出怎样的形象，他们对于心理健康辅导的需求，以及体育界领导层缺乏多样性。德国女子体操队就一改传统，舍弃了需露出腰身的传统连体高衩裤，改穿覆盖大腿并延伸至脚踝的连体紧身体操服现身于此次东京奥运会赛场上，此举一时间引起轰动。运动员们表示，她们之所以会选择这样的着装，就是为了抵制体操运动中的“性化”现象(译者注：即在角色或事物上通过某些行为，借此让人意识到性)。然而就在东京奥运会召开数月之前，挪威女子沙滩手球队因在欧洲锦标赛上身着平角短裤-而非指定的传统比基尼式三角裤，从而被欧洲手球协会作出罚款处分。

运动员们将自己遭受的诸多挫折、不公待遇以及个人观点直接发到了社交媒体上。美国体操运动员及四块奥运金牌得主西蒙·拜尔斯(Simone Biles)在决定从东京奥运会女子体操团体决赛、个人全能赛、以及跳马和高低杠竞技环节中途退赛之前，就通过Instagram发帖表达了奥运会对她个人心理健康造成的严重影响和极大损伤。事后她表示：“我们不只是运动员，我们说到底是人，有些时候你就是不得退后……我不想出去做一些蠢事然后受伤害，我感觉有很多运动员发声，真的很有帮助。”就在几个月之前，多位足球运动员相继加入了“暗黑星期二”(Black Out Tuesday)活动，关闭了个人社交媒体账户，以此声援因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跪压喉部而不幸丧生的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反对种族歧视。

发现他们的声音

全球各大体育机构已经意识到，运动员们需要一条渠道来分享他们的观点、凸显他们关切的问题。继美国、瑞士和其他地区相继曝光体操运动员遭受虐待、毁谤、威胁、性暴力之后，总部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体操联合会(International Gymnastics Federation)特别成立了体操道德基金会(Gymnastics Ethics Foundation)，该基金会以独立机构的身份负责处理体操界滥用职权、侮辱、虐待等案件。其首要任务之一，就是为那些有意举报问题、却担心会遭到报复的运动员或知情人士开通一条匿名热线。

许多全球性体育管理机构-其中绝大多数总部设在瑞士-也已成立了运动员委员会，成员均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其宗旨就是代表运动员群体对各项事务发表意见。国际奥委员也于几年前成立了一家由约20名成员所组成的运动员委员会。委员会主席同时是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国际奥委会的一名媒体发言人告诉瑞士资讯swissinfo.ch：“该举措是为了确保国际奥委会不能在没有运动员参与的情况下单独做出任何决议。”

然而，关于这些运动员委员会是否具有足够的独立性、以及它们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确保尊重人权标准，施瓦布依然心存疑虑。更确切地说，他质疑的是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近期为支持第50条准则和2019冠状病毒病豁免协议而提出的多项建议，其中一项建议就是要求运动员在参加今年夏季奥运会之前签署一份法律豁免协议，协议规定，如果运动员在本届东京奥运会赛程中因2019冠状病毒病而生病或死亡，需自行承担风险和责任。而另一点颇受诟病之处在于，运动员委员会的部分成员，此前是由国际奥委会主席所直接任命的。

形成组织性

种种迹象表明，运动员们希望能在各家体育管理机构的架构之外集合到一起，形成相应的组织。

2021年6月，来自30多个国家逾120名顶级游泳运动员联合创立了国际游泳运动员联盟(International Swimmers’ Alliance)。该联盟在公告中表示，它将成为一个旨在帮助精英竞技游泳运动员就对影响精英运动员群体的各种问题开展讨论并合作解决的平台。不过，它并不是工会性质的，而是主要致力于代表运动员发声的团体。在此之前，田径运动员们也采取过类似的行动。

反观国家层面，德国运动员曾于2017年成立了专属独立运动员组织，借此支持和加强运动员群体的权利保护。2019年，随着一名前美国奥运体操队队医在其任期内利用职务之便对一百余名未成年女性运动员进行性侵虐待的丑闻被媒体披露，美国也由此产生了运动员联合组建团体的势头。

此外还有一些加强运动员权利保护和放大运动员抗议心声的组织萌芽而生，譬如由奥运冠军玛丽·哈维(Mary Harvey)领导的体育与人权中心(Centre for Sport and Human Rights)，以及一项由运动员所主导的、旨在推动体育界变革且目前尚处于启动阶段的运动-全体运动员(Global Athlete)。

“当前我们正见证着运动员组织化的第三波浪潮，”施瓦布介绍称：“这波浪潮尤其令人振奋的一点是，运动员们开始发声谈论超越体育运动本身的深层社会议题。”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兴起的第一波和第二波浪潮中，彼时的运动员们关注的焦点更集中于自身经济权利，譬如转播权收入和薪资。然而这一次，性别平等、种族主义和社会正义等成为了热议的中心议题。

关于第50条准则的决议，或许在未来会被证明是让运动员与体坛当权者之间重新恢复权力平衡状态的关键里程碑。美国非洲裔铅球运动员拉文·桑德斯(Raven Saunders)就成为了本届东京奥运会领奖台上公然提出抗议的第一人：领奖时，她将双臂交叉置于头顶，做出X状手势，以此代表“所有被压迫的人”。截至完稿，国际奥委会还尚未宣布将会如何应对这一涉嫌政治抗议、违反规则的行为。

施瓦布表示，回溯体坛历史，每当运动员在其从事的运动项目决策过程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时，这项运动就会得到蓬勃发展。

“运动员们一直在竭尽所能地去理解：如果我们不把体育运动项目和体育运动的商业运作做强做优，运动员就不会拥有一个稳定且能获得收益的职业发展道路，”施瓦布表示：“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体育运动变得更具包容性、更安全、更受大众欢迎。”

(译自英文：张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