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院內的殘酷現實：無法逃避的猥褻性騷擾

Westend61 / Oneinchpunch

醫院和醫學院終於開始逐漸接受並願意正視自身存在性騷擾問題的殘酷事實。儘管目前它們已採取了相關措施，但真正的變革還尚待時日。兩位女性向瑞士資訊SWI swissinfo.ch講述了在瑞士學醫期間，因遭無端猥褻，她們的生活經歷了怎樣的分崩離析、顛覆與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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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歲那年，海倫娜*被分配到瑞士一家小型鄉鎮醫院開始她求學以來第一輪臨床實習。為期一個月的實習工作進展得頗為順利……但一切在那一天戛然而止。那是她實習生涯的最後一個週三，她的下班時間比平時要晚了不少。 “我筋疲力盡，只想快點去換身衣服，”她緩緩回憶道。就在前往更衣室的路上，她被一位職位更高的異性同事尾隨了。

那人把她推逼到走廊盡頭，手摸上了她的側腰，並試圖阻止她擺脫自己的控制。所幸海倫娜很快就拼盡全力掙脫了束縛，迅速逃離了那個夢魘之地。

“作為一個年輕的瑞士女孩，在酒吧或者派對上被人騷擾可能在所難免；但發生在工作場所，就太駭人聽聞、太令人恐懼了，因為你會默認為工作場所是安全的，”她在接受瑞士資訊SWI swissinfo.ch採訪時坦言。

性騷擾，醫學院“必修課”？

性騷擾並非某個國家或某類工作場所獨有的“毒瘤”。這一廣泛存在的問題已引起了全球各地學術機構的普遍關注，在瑞士也是如此。各大專院校也已經充分認識到這一問題，正採取各種措施力求解決痼疾。然而統計數據顯示，無論是以培養醫學專業學生的高等教育機構、還是醫院，都當屬性騷擾“重災區”，性騷擾事件的發生概率遠超其他院系和行業。

根據2018年美國的一項調查，45%的在校女性醫學生都曾是性騷擾事件的受害者，這一比例幾乎達到了有相同經歷的其他院系在校生的兩倍。而在英國，48.8%的女性外科實習生均表示自己曾經歷過某種形式的性騷擾，而有同樣遭遇的男性外科實習生也多達18.9%。

瑞士的相關數據寥寥無幾，不過僅有的零星信息表明該國的現狀也大同小異。由洛桑學生社團“打擊醫院環境中性別歧視態度聯盟”(CLASH，Collectif de Lutte contre les Attitudes Sexistes en milieu Hospitalier)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逾半數醫學院校學生在實習期間遭遇過性別歧視。受害者以女性醫學生為主，而作惡的施暴者往往是身居高位的男性。

危險階段

對醫學生來說，最敏感、最易遭遇騷擾和歧視的階段就是求學過程中第四、第五和第六年間的臨床實習期。在此期間，他們通常會被分配到大學校園以外的不同醫院實習，而這一過程需要高度依賴於醫院內經驗豐富的帶教指導老師。

伯恩大學學生雜誌上近期刊登的一篇文章，披露了醫學生在臨床實習期間經歷的各種性騷擾事件，比如“頻繁通過社交媒體發送騷擾簡訊，讓人不舒服且非必要的觸碰，帶有明顯性暗示、性挑逗意味的言論，強人所難的邀請自己陪同對方吃飯、或者在員工休息室一起過夜”。

即使沒有直接遭受過性騷擾，醫學院校學生和醫生們也難以規避在刻板印象和無意識偏見的助長下滋生的、而且每天都會碰到的“微歧視”(microaggression)-或者更確切的說，輕度冒犯。瑞士資訊SWI swissinfo.ch採訪的多位女性提到了對她們而言已經耳熟能詳的微歧視言論：“女人太軟弱了，對從事醫學工作來說還不夠聰明”，又或者“女人就該要麼去兒科、要麼待在廚房，而不適合外科”。

“我們亟需一種基於同意、認可、自願接受和提供安全空間的新文化。比方說，我們的教師應該確保所有學生-無論其性別，在接受體檢時都能在身體、心理或環境方面感到舒適愉悅，”瑞士醫學院學生聯盟(SWIMSA)前任主席、現已成為醫生的比亞·阿爾貝曼(Bea Albermann)說道。

“首先，為了防範這類事件的發生，我們需要對醫學生和教師進行相關訓練，教會他們如何應對無意識偏見。”

性騷擾與微歧視

國際勞工組織(ILO)確認並區分了三種形式的性騷擾：言語性騷擾、非言語性騷擾和肢體性騷擾。言語性騷擾，包括在社交場合和文化意義上使用不恰當、讓人難以接受的性別歧視性言論和評價，持續地發出邀約提議和令人討厭的訴求，或者持續發出私人約會邀請。非語言性騷擾，包括讓人難以接受的姿勢，暗示性肢體語言，不雅或猥褻性暴露生殖器或其他隱私部位，反覆拋媚眼，讓人生厭地展示色情圖片或影像。肢體性騷擾，則涵蓋了從故意觸碰、撫摸、捏掐或擁抱到性侵犯或強暴等多種行為。目前佔據主流地位的文化表述，仍將性騷擾主要聚焦在性侵犯或強暴上。然而在現實生活中發生的絕大多數性騷擾案例，都隸屬於前兩種形式。

微歧視，特指與隸屬於某些特定群體的個人相關的言論，這裡的“特定群體”，通常是少數群體，比如女性、有色人種、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人士、酷兒等等。微歧視言論又被劃分為微攻擊(即明確的貶損性評價，比如辱罵中傷、指責攻訐等)、微侮辱(即輕微地冷落，隱含著貶義的冒犯，譬如對一個女人說“你居然開車開得這麼好，實在太讓我驚訝了”，或者對一名同性戀人士說“聽你的聲音/你看起來不像個同性戀啊”)以及微否定(即蘊含否定、駁斥或無效化他人想法意味的信息，比如“女人就不能當外科醫生”)。

沉默的羔羊

醫療保健在傳統上就是一個由男性占主導地位的學科領域。雖然目前女性在所有醫學專業學生中的份額已高達61%，但身為合格醫師的她們依然難以晉級高升。根據瑞士醫學協會(FMH)於2021年發布的統計數據(德)外部链接，全瑞士主任醫師-即醫院或其他醫療機構中負責管理和指導醫療工作的高階醫生中只有15.3%為女性。英國的情況也大同小異，該國女性科手術高級顧問僅佔13%。

研究(英)外部链接表明，嚴格的等級制度、以男性為主導的環境、以及容忍不端行為和提倡保持沉默的大氛圍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為性騷擾的滋生和肆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然而不幸的是，醫學行業符合上述所有的條件。

“醫院這個工作環境和其他地方截然不同，”伯恩大學醫學院平等委員會(Commission for Equality)的主席布麗塔·恩格爾哈德(Britta Engelhardt)介紹稱。一家醫院必須全日無休、不分晝夜地為病患提供服務，同時還肩負著為醫學生提供臨床實習的教學任務。

在這種情況下，保持緘默往往成了不容置疑、約定俗成的規則。年輕醫生-甚至某些相對而言資歷級別略微高一些的醫生-的個人未來職業生涯，常常取決於資深醫師是否願意對他們的表現和能力給予正面評價。而導致的後果就是，資深醫師針對他們的性騷擾行為，一般會被悄然掩蓋或者壓根不會被上報。

現如今，海倫娜已經26歲了，她在一家瑞士醫院擔任助理醫生的同時，還在伯恩大學繼續著學業深造。然而昔日夢魘再次降臨，這次侵犯她的是一位比她級別高的住院醫師。 “我們曾經一塊兒參加過好幾輪早間例會，可能會議間隙聊過幾次，除此以外沒有其他來往，”她回憶道。關於那場噩夢般的經歷，海倫娜不願再透露更多細節，但她指出，那次事件的餘波給她帶來的衝擊與傷痛，要比經歷本身糟糕得多。

事發當時，她感到難以言喻的羞愧、自責和無能為力。她很憤怒，不理解為什麼就讀的醫學院會把自己分配到一個安全標準很低的地方去實習，要知道，這家醫院甚至連員工更衣室都沒有嚴格區分男女專用。最重要的是，她對於接下來該怎麼做完全沒有頭緒：“我不想告發他，不希望徹底毀了他的事業，但我也不希望這種事情會再次發生在其他人身上。這就是最難的地方，我找不到合適的人去傾訴、去商量。”

彼時，海倫娜實習的那家醫院對於她經歷的性騷擾類事件還未設立正式的接待或投訴部門，她也不想去向外科主任求助，因為在她看來，“他們同樣都是男人，我不覺得他們會站在我這邊兒，他們會相信我的遭遇嗎？會信任我嗎？”

後來，海倫娜選擇向醫院裡另一位女性高階醫生匯報了這件事情的經過，但她也決定就此打住，不再深究，畢竟她的實習期在事發兩天后就結束了。

蹣跚起步

結束實習回到伯恩之後，海倫娜向一位朋友吐露了那段不堪回首的過往，而那位朋友當時正積極致力於收集關於醫學生遭遇性騷擾的匿名證詞，整理後悉數提交給了伯恩大學醫學院。

基於相關匿名證詞，伯恩大學醫學院啟動了內部調查程序，並且切實解決了部分問題。 “我們清楚意識到了問題的存在，而且相繼採取了不少具體行動，”恩格爾哈德表示。自2020年以來，伯恩大學的醫學院在讀生從第四學年開始就必須去參加一個關於性騷擾議題的課程，學習當自己不幸成為受害者時應該如何應對。於此同時，該校還為醫學生們提供了一份各教學醫院和醫學院附屬醫院的投訴聯絡部門名單，以便學生們清楚知曉，在發生性騷擾的情況下該去哪裡匯報、該找誰尋求幫助、該遵循怎樣的程序。瑞士其他大專院校也陸續實施了類似的舉措。

伯恩大學的學生們對這一新辦法深感欣慰。但由於長久以來缺乏信任，他們中的某些人仍然懷疑自己提供的證詞能否保持匿名，投訴能否得到合理的反饋。

不僅如此，有些問題至今還依然沒有答案：在涉及到臨床實習的醫學生所遭遇的性騷擾事件中，其就讀的大學究竟能對外部教學醫院行使多大的權力？今後，涉事醫院會“報復性”地將這所醫學院列入拒收實習生的“黑名單”嗎？三方各自又將付出怎樣的代價？

級別越高，問題越嚴重

性騷擾帶來的威脅並不僅限於醫學院。英國醫學會(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最近進行的一項調查研究(英)外部链接發現，該國91%的女醫生都曾在工作中遭遇過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性別歧視。而在德國，柏林夏里特醫院(Charité hospital)內70%的醫生報告稱曾在職業生涯中遭受過某種形式的騷擾。

2019年針對瑞士法語區1071名醫生的一項調查(英)外部链接顯示，性騷擾事件發生的概率，會隨著職業地位的提升而增加，資深高階醫生便是最大的施暴群體。

外科的情況看似尤其嚴峻。接受瑞士資訊SWI swissinfo.ch採訪的多位醫生都對這一推測表示認可，其中一位不願具名的醫生說：“外科裡 (針對女性醫生)的言論、成見、負面刻板印像多得讓人難以置信。”

影響

性騷擾給受害者的心理健康帶來的影響，是無法估量的，從焦慮指數驟升、抑鬱、創傷後應激障礙、筋疲力竭、精神崩潰，到濫用藥物和酗酒成癮，不一而足。顯而易見的是，這也會影響到身為受害者的醫學生和醫生在工作中的實際表現以及他們對病人的診斷和護理能力。

瑞秋*遭遇的性騷擾貫穿了她在瑞士的整個職業生涯，她的親身經歷表明，性騷擾和微歧視，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摧毀一個人的日常工作和個人生活。 “我曾經預料到多少會遇到性別歧視，但我在瑞士工作的那幾年，堪稱我一生中最黯淡淒慘的時光，”她說。

那時，瑞秋在瑞士一家大學附屬醫院裡擔任外科住院醫師。身為住院醫師，她必須接受為期四年至七年的臨床專科訓練。在此期間，外科住院醫師們需要在執業醫師的指導和監督下開展學習和工作，隨後通過瑞士聯邦級考試，才能最終拿到執業執照，成為合格的執業註冊醫師。

進入醫院擔任住院醫師的第一天，在一眾新人中，瑞秋就被另眼相待，得到了“特殊關注”。她回憶當時一位男同事直言不諱地說：“原來你就是主任說的那個金髮女孩。”

她的照片被他人肆無忌憚地分享到WhatsApp群組裡。 “那是一種巨大的屈辱。當然還有人向我發出性邀請：你想跟我回家嗎？你有興趣背著你的男友跟我偷情嗎？”

起初，瑞秋只盡力說服自己把它當作無傷大雅的玩笑話，並且婉轉地拒絕了那些引誘式的提議，但隨之而來源源不斷的評論和微歧視逐漸給她的精神帶來了負面影響。

慢慢的，她開始改變自己的應對方式。 “我不再迎合他們，對那些所謂的‘玩笑話’強顏歡笑，而且我會當即要求他們立刻停止說這種粗俗的話。但事情也隨即轉變，”她說，但轉變的方向並不如她所願，甚至可以說是急轉直下。 “我就像個陀螺一樣，被安排接連上了一個又一個夜班，而且每個月只給我三天的休息時間。幾乎每個星期天我都得隨時待命，時刻都能被叫回醫院。”

她曾經試圖尋求幫助並且勇敢發聲，但醫院院長給出的解決方案是，要麼她自己去跟直屬上司談談，要麼主動離開醫院，結束訓練。熬了五年後，她最終選擇離開這家醫院和這個國家，而代價是她也離開了她在瑞士建立的家庭。

時過境遷，現如今，她已經在歐洲其他地方重啟了自己的醫師生涯。

但即便是今天，瑞秋還依然在為當年勇於發聲、公開給自己鳴不平的做法付出著代價。 “時至今日，我和家人依然分隔兩地。我感到非常內疚，因為我沒能改變任何事情。而且我不知道未來我的事業能得到多大發展。我們這個圈子其實不大。我的前任上司仍然有足夠的能力來毀掉我的事業。”

就在本文發表時，她的前任上司還照舊在瑞士某醫院擔任著主管職務。

激進的解決方案

研究人員已提供了相關建議，其中就包括連續調查以便判定事件的嚴重性，切實貫徹政策以及對施暴者施以懲戒。

然而，資源的稀缺延宕了上述措施的貫徹實施。 “各大專院校沒有充裕的資金用於預防性騷擾事件。此外，大專院校中負責劃撥預算的，80%都是白人男性，而根據統計，他們是最不可能遭遇性騷擾的人，”阿爾貝曼介紹稱。據此，瑞士醫學院學生聯盟已在其提交的一份意見書中，公開呼籲瑞士聯邦和各州採取更多措施，並積極參與到預防醫學生性騷擾事件中來。

*採訪者出於個人考慮要求匿名

(譯自英文：張櫻，編輯：Virginie Mang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