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女同性恋的一生
她是私生女、寄养儿童和女同性恋。在经历了黑暗的童年之后，莉维亚·特雷施(Livia Tresch)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苏黎世的同性恋圈子中找到了自我--并成为当时那个瑞士平行世界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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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尔维娅(Silvia)非常漂亮，一头乌黑的短发、一双棕色的大眼睛，她整晚都在盯着这个睡在她身边的女人看，用目光抚摸着她。
第二天早上，当西尔维亚醒了以后说：“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同性恋”，说完就起身而去。
现在就连上帝也不管我了，莉维亚生气地说：“我就是个麻风病人、是最差的那一个、是私生女，是笨蛋，现在还成了同性恋。我真想去锡西孔(Sisikon)，从阿克森大街跳进乌尔纳湖里，这样至少不会造成什么不良影响。”
但她连坐车的钱都没有。
那是1955年，当时莉维亚只有22岁，她不知道同性恋是什么。她也不知道“女同性恋”(lesbisch)这个词。她只是听别人说这是“臭猪、肮脏、变态和有病”的意思。
莉维亚也在和西尔维娅过了那一夜之后去找了神父，在上帝面前忏悔，她流下了眼泪并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然后，她找了一位心理医生，想让自己恢复“正常”。
这位心理医生的价格是每小时40瑞郎(约合300元人民币)，整个疗程需要400小时，但几次治疗后，医生告诉她，最好彻底接受这个事实。
同一年，莉维亚去了苏黎世的同性恋俱乐部“蓝色天空”(Blaue Himmel)，现在那里是高塔(Turm)餐厅，当她看到那些男人时，她心想：他们不可能是同性恋，他们是些那么可爱的年轻人，穿着干净得体，看起来彬彬有礼，仪表堂堂。
莉维亚回忆说：“他们不会用不雅的语言骚扰你，也不会像其他男人那样跟你搭讪，他们会直视你的眼睛，和他们你可以正常交谈。”
莉维亚不快乐的童年塑造了她对男人的印象。1933年，她出生在皮拉图斯山脚下一个名叫黑吉斯维尔(Hergiswil)的乡村福利院，她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她的母亲是18孩子中的一个，非常聪明、漂亮、但喜怒无常，经常要为了很少的报酬做很多工作。
因此，在莉维亚出生才一年之后，她就被送到了乌里州一个姓波特曼的寄养家庭中。老波特曼是一个酒鬼，搞女人，他许诺小莉维亚，如果她抓住他两腿之间，并用力揉搓，便会得到五毛钱。
有了这个钱，她就可以从弗吕埃伦(Flüelen)坐火车去阿尔特多夫(Altdorf)，参加女童子军的活动，在那里她还能有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在那里大家都叫她“小喇叭”，因为她总是很活跃也很大声。有一次，她把五毛钱的事告诉了她童子军中最亲密的朋友，而小丽贝丝的反应是：“天啊，我以后再也不敢碰你了！”
从那以后，她就总是避开波特曼。
六岁那年，莉维亚回到了乌里州的古特奈伦(Gurtnellen)的母亲身边，母亲嫁给了一个丧偶的农民布岑塞普(Butzensepp)，婚后他们又有了七个孩子。莉维亚进了学校，接受正常的教育。
外表看来似乎一切正常，她穿着白裙子，头发上系着丝带(“我多么憎恨那条丝带，一切都是谎言，一个虚假的世界“)，而在家里，她不堪重负的母亲却常常对她大打出手。
布岑斯普的一个儿子总是追着小莉维亚，喊着“figge，figge”(瑞士德语，脏话)，但她总能设法躲开他。“然后他就去抓鸡和羊，在农场里就是这样，”莉维亚说：“对我来说，所有男人都是下流胚。”
有一次，她的母亲把她打得几乎失去知觉，莉维亚伤心欲绝，一年后她又回到了波特曼家。在那里，她既没有受到虐待，也没有挨过饿，她和养母睡在一个房间。
波特曼夫妇各自有单独的卧室，每个人都知道这位丈夫常常去找其他女人。但尽管如此，他还是经常来找他的老婆，夜晚他拉开门，大喊“多莉，快点！”然后养母就起身进了他的房间。晚些时候，她又蹑手蹑脚地回到床上，眼睛里含着眼泪。
莉维亚很佩服她的养母，佩服她是如何在一个从来不“闲着”的男人身边生活了这么多年。
她喜欢养母用柔软温暖的手帮她系好衣服后面的扣子；或者用毛巾蘸上肥皂给她擦身子，她很少抚摸她。
“我是私生女，是不诚实的人，不纯洁的人，谁也不想碰我，”温柔，对她来说是来自母亲的慈爱和宽容，但是她没有。
所以女人的身体对莉维亚来说是一种归属感。
她也一直希望自己是个男孩子，十四岁那年，她向克劳斯神祈祷，希望奇迹发生，让她的两腿之间也能长出那样的东西。因为男孩子身上什么都不会发生，他们也不会完全无助的暴露在人前。
莉维亚从小就很壮实，她会摔跤，能和男孩子打架；她帮女孩子背书包；她讨厌穿裙子，喜欢穿长裤，长大以后依然是这样，穿着从曼彻斯特买来的长裤，配上厚毛衣、皮凉鞋和自己织的毛线袜。
也许正因为她这样的打扮，才有传言说她是女同性恋。
那个时候，她16岁，想自杀，想结束一切，但她并不清楚自己是同性恋。“我像一个同性恋一样地活着，但我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我只是感觉到：我内心有一种对亲近的渴望，而只有女人能满足这种需求。”
这与性无关，它只能毁了一切。莉维亚一想到这个，脑海中就浮现出老波特曼那又大又硬又恶心的紫色东西。
后来，莉维亚也会爱抚和宠爱她的女友们，但她从来也不把自己袒露在她们面前，“我一生中只有过一次性高潮，我甚至无法想象我的女友们会喜欢抚摸我。”
情欲，对她来说，就像一种食欲，你要及时满足它，但用不着太过分。“每次出门前，我都会快速地自己解决一下，用不了两分钟，然后就恢复平静了。”
1951年，莉维亚夜里开车去了提契诺州，她必须要离开，她想透透气。在贝林佐纳(Berlinzona)，她找到了一份女佣的工作；在朱比亚斯科(Giubiasco)，她找到了一份工厂的工作，时薪32芬尼，她饿得胀肚，她今天想起来还觉得十分恐怖。
尽管如此，她还是很怀念那段时光，人们对她很好，至少有几个人对她很好，他们亲切地管她叫“matta, pero santa”，一个疯女人，但是个神圣的疯女人。
几年后，莉维亚在苏黎世的一家照相馆找到了一份工作，她消耗很多时间在同性恋酒吧里，很快就成了一名场景摄影师。她是为数不多的记录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苏黎世同性恋场景的摄影师之一。她在那里感到非常舒服，找到了归属感，她跳舞，喝酒。
那些场合，就像是她的另一个家，但是那个时候，她并不想和哪个女人上床。“每个人都可以和任何人搞在一起，摸了你的胸，就想怎么样，这星期还说：‘我爱你’，下星期就说‘我恨你’，然后换一个人。毫无尊重，这让我很反感。”
1963年-1973年期间，莉维亚拍摄了苏黎世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在狂欢节着装和戴面具时的场景，后来这些作品成为了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献。这些照片让人对当年的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情况有了深入的了解，展现了这两个群体的相互交融及发展变化。莉维亚留在社会档案馆的这部照片档案包含6000多张底片。
莉维亚说：“可能当一个人总是被排斥，被认为是多么的肮脏，最后就连自己也会失去对自己的尊重。”
酒吧里大多是男女混杂。有些人坦然自信地过着同性恋的生活，有些人则更愿意保持低调。他们都结婚了，但不想被排斥或被敌对。
“Blaue Himmel、Älpli-Bar、Musique、Barfüsser都是些酒吧的名字：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黎世是一个真正的同性恋世界，来自邻国的各类人群也来到这里。只有在这些酒吧里，你才能是真正的自己，这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但当时的社会根本不接受同性恋。我们没有存在的空间，我们根本不允许存在，我们只能是隐形的。”
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说，除了贤妻良母的资产阶级理想形象之外，几乎没有选择其他生活方式的空间。因此隐秘性就显得更加重要，莉维亚就是一位隐秘的摄影师。有时会有西服革履、留着小胡子、戴着帽子的绅士来找她，给她一大笔钱要她的照片，很可能是为了谴责照片中的人。
警察也会出现在她面前，让她在同性恋登记簿上填写信息(这个登记簿直到1978年才被废除)。但圈子内也会出现闲言碎语，问题往往不是出在外围社会，而是出在自己的圈子里，出于怨恨、嫉妒，缺乏相互尊重，这毁了很多东西，莉维亚回忆说。
她的一些女友在政治上非常活跃，她们走上街头，但莉维亚不想抛头露面：“当一个女同性恋与政治无关，”她当时这样认为。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苏黎世的女同性恋就已经开始组织活动，但直到1970年才形成政治运动。
莉维亚还见证了苏黎世同性恋女性团体的成立，“对我来说，这些圈子太高冷、太精英化了。说得多，做得少。”
如今，她的看法不同了。“政治进程需要耐心，毕竟，你不能命令树上的青苹果从今天起就变成成熟的红苹果。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女同性恋者的行动为今天同性恋权利写入法律做出了巨大贡献。
1968年，莉维亚和卡特琳在苏黎世开办了一家拥有自己实验室的照相馆。在此之前几年，她与这位女士相识并坠入爱河。这段关系持续了二十年，充满了大奇迹和小欢喜，后来卡特琳因为另一个女人离她而去。在一起的那些年，她一直不想要性生活，所以出于尊重和爱，莉维亚接受了这个现实。
分开后的日子一度曾很痛苦。如今，她们已经和好，每天早上一起喝咖啡。
卡特琳搬走后，莉维亚在自己的公寓里成立了一个照相馆，继续工作。直到1997年，也就是她64岁的时候，她的右眼患上了血栓，几乎导致失明。
她不得不放弃摄影和照相馆，这让她一下子失去了收入和勇气。“当时，我又一次陷入了低谷，相机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用莉维亚的话说，她几乎用了一生的时间才找回自己，认识到：否定自己是粉碎自己的根本原因。这听起来非常可悲，但在放下一切之后，她知道了这一点。
“我与自己和解了，并学会了爱自己。我也不再跟我的对手生气，我这辈子从不缺对手。”她经常把自己比作阿尔卑斯玫瑰(杜鹃花)，是别人眼中的不值钱的东西。“但这一切现在都结束了。我不再把自己当成受害者，不再是需要保护和怜悯的可怜虫。”
因为疼痛而几乎无法入睡对她来说是件好事。“我的夜晚是思绪万千的，我用哲学思想来思考上帝和世界。”九十岁的莉维亚说，她并不害怕死亡，死亡总会降临的。“我已将我的躯体捐赠给了苏黎世解剖研究所，而我的灵魂将继续活着。怎么活？我不知道。”
有些时候，莉维亚会问自己，她的一生究竟取得了什么成就，她还能做些什么。“当然是我的爱，还能是什么？”她压低声音说。她活得非常真实，按照自己的信念和情感做事，从而认识到自己的价值。
莉维亚在谈起她的生活时，还谈到了丽和维拉的故事，她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她的榜样：两人都是单身，住在合租公寓里，她们都有工作，一个是护士，一个是办公室职员，她们独立、开放、自信，她们那样地爱着，就像这是世界上最平常的事一样。
莉维亚经常想：这才是应该有的样子。
几年前，她在附近街上偶遇了丽，她说维拉因为另一个女人离开了她，就像卡特琳是为了另一个女人离开莉维亚一样，二十年之后，就这样离开了。
“丽很伤心，她是个脆弱的人，”莉维亚说并把桌子上的望远镜移到离她更近的地方。她知道，夕阳就会从屋顶转过去，照到另一侧的马路上。倦鸟归巢，鸟儿们焦急地在树上寻找着栖息地。或许它们只是在那儿梳理一下羽毛；或许它们会留在那里过夜。
(译自德文：杨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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