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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乌克兰女性讲述她们融入瑞士的生活

Ukraine-Flagge mit einem Pfeil als Wegweise beim Kasernenareal in Zürich
瑞士大张旗鼓地接收了乌克兰难民,但他们能否为社会所接纳,瑞士人的热情好客又能持续多久呢? © Keystone / Michael Buholzer

进入瑞士的乌克兰难民仅有20%找到了工作。他们找工作的困难在哪里,又都遭遇了些什么?我们约访了三名刚到瑞士就接受过我们采访的乌克兰女性,请她们讲述各自的融入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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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移民事务国务秘书处(SEM)的最新数据显示,如今在瑞士登记在册的乌克兰人大约有66’000名,其中近40’000名为劳动适龄人口。虽然他们普遍受过良好教育,但其就业率仅为20%,远低于瑞士70%的平均水平。

单凭这些数据,人们并不能了解乌克兰难民求职的困难所在。他们都遭遇了些什么?遇到过何种困难?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再次拜访了去年战争爆发后我们曾采访过的5名女性中的3名。

她为世界经济论坛写报告

Larisa Verbitskaya posiert auf einer Brücke
虽然Larisa Verbitskaya全时工作,但其中一半有工资、一半是义工。即便她曾为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WEF)工作过,但瑞士的劳动力市场也并未向她敞开怀抱。 © Larissa Verbitskaya

自2022年3月Larisa Verbitskaya到瑞士后,她就没停止过做义工。甚至在俄罗斯尚未入侵前,她就在顿巴斯帮助过国内的难民。

现在一年半后,这位54岁的、来自哈尔科夫的乌克兰人还在伯尔尼,她没有丧失勇气仍从事着自己最擅长的工作:项目管理。她曾在2个已结束的项目中担任指导教师,帮助其他乌克兰女性走向独立。

她还同其他24位志愿者一起参与过一个项目,向3000 多名乌克兰人分发了衣物和玩具等。

8月24日,在乌克兰独立日当天,她还发起了一个以融入为重点、名为“伯尔尼的乌克兰之家”的项目,旨在为各组织提供活动空间,如双语对话俱乐部、艺术课程及儿童阅读团,以及向老年人提供精神援助的工作坊等。

Larisa Verbitskaya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每周工作40个小时,其中一半的工作是有工资的、另一半则是义务的。

她刚到瑞士就曾作为专家参与过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平等休息室”(Equality Lounge)的工作。第一年她就接受了撰写性别差距报告的任务。今年她为论坛写的报告则与乌克兰移民的现状有关。

她所接受的任务多与移民问题相关。Larisa Verbitskaya还在为某基金会名为“为了乌克兰的和谐发展”国际项目工作,不过该项目尚在筹备阶段。

一个“相当封闭”的劳动力市场

Larisa Verbitskaya通过义务劳动构建了广泛的关系网。但“作为一名难民很难,因为没人会选她,”她说。

“许多乌克兰人到了瑞士都必须从零开始”。

她在求职的过程中感受遇到了这种困难重重、很伤脑筋。“我认为瑞士的劳工市场非常封闭。雇主倾向于选择瑞士人和本地人”。

Larisa Verbitskaya并未掩饰其失望之情,她批评瑞士招工缺乏灵活性,充斥着贸易保护主义。

“我认为瑞士的劳动力市场只会对那些要当清洁工的难民敞开大门。我可以打扫,没问题,我也可以照顾老人。但问题在于我还有其他方面的才干,在其他领域我有经验和能力。所以我对那些瑞士雇主说:请了解一下我的经验。”

身处“错误国家”的女律师

Selfie von Olga Zhu im Grünen vor einer Treppe
Olga Zhuk有放射物理学和法学的双学位,但在瑞士却没找到工作。 © Olga Zhuk

47岁的Olga Zhuk同样颇有学识,甚至有2张学位证,一张放射物理学的、一张法学的。

苏联解体后她的第一个学位变得用处不大,但作为律师她找到了出路,曾在其故乡哈尔科夫担任多年的法律顾问。

但在瑞士的同一领域却很难找到工作,她说:“因为瑞士和乌克兰的法律体系相差很大”。所以她决定换个职业试试。

目前Olga Zhuk还在找工作,“挺难的”。她很明确不是随便什么工作都可以:“我可不想做保洁,因为我一直坐在办公室电脑前工作”。

仅会英语远远不够

所以她尽全力学语言:“我已经面试过几次了,但人们告诉我,没有很好的德语-法语水平会很难,”她解释说。

去年9月她同23岁的女儿和21岁的儿子在Ittigen租了一套宽敞的房子,同住的还有她的朋友-一位乌克兰女士及其未成年的儿子。

“房子相当不错,和我在哈尔科夫住的差不多。能这么舒适地生活,我特别感恩。我们还买了些家具和家用产品。邻居们也非常友善,虽然他们只说德语。英语在这儿用处不大。”她说着笑了。

有段时间Olga Zhuk曾想过是否要回乌克兰,但那里的局势很不好。“电费奇高,此外战争还在继续,很多人失业。”她解释道。

目前她不考虑回去,因为已适应了没有炮火的生活,她说:“我的一些乌克兰朋友,他们在重返祖国后,又再次回到了当初曾避难的国家。”

现在Olga Zhuk正尝试着经济独立,“我不想再依赖社会救济了,”她说,“如果能找到工作,我也可以纳税。”

船用发动机的使用说明

Selbstportrait von Darya Kaysina
Darya Kaysina为温特图尔的WinGD公司写船用发动机的说明书,为此她要每天通勤3小时。 swissinfo.ch

Darya Kaysina已不再领取社会救济。这位年轻的语言学家、翻译在6月初找到了工作。

她于2018年拿到了哈尔科夫国立大学的日耳曼学博士学位,并在其母校晋升为副教授,担任教职直至2022年8月底。

在瑞士安家后她依然从事远程教学,但情况却变得越来越复杂。最后她决定不再续约。

与此同时她还在攻读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技术传播学硕士,这是在战前就已开始的,并于2023年1月成功毕业。

“多亏有这所大学的毕业证我才找到一个职位。”她说。如今Darya Kaysina作为技术传播专家在温特图尔的天然气&柴油S.L.公司(简称:WinGD)工作,它之前是工业巨头苏尔寿(Sulzer)的子公司。

“我负责实时更新船用发动机的技术资料,”她解释说:“这是一家主要针对国外市场的公司。说实话瑞士也不大需要船用发动机。”她开玩笑说。

难以保障的法律地位

28岁的Darya Kaysina已有3个硕士学位,她还学过英语语言学并获得了笔译及口译的毕业证书。

她的求职之路虽然辛苦但持续时间很短,仅3个月。

她也认为求职最大的障碍是当地方言,此外还要适应不同的职场文化。在瑞士人们发出求职信却得不到回答是正常的事。“但许多人都会因得不到回应而不安,因为他们不知道是行还是不行。所以要顽强一点、不停地去争取,这点很重要”。

目前Darya Kaysina和她的妈妈租住在伯尔尼的一个居民区里。

她终于不用去社会福利机构、而是得到了一份无限期的工作合同,这让她更安心。而且她很幸运,其雇主允许她定期远程工作,因为从伯尔尼到温特图尔需要每天坐3个小时的火车通勤。

“我当然想搬到公司附近住,但还有些事要料理,”她说。对难民身份的人来说,从一个州搬往另一个州比较困难,特别当同住的家人还依赖社会救济时。尚受庇护的难民需要州里的许可才能换州。

虽然她很感激自己能够得到庇护,但也有些不安:“目前的法律地位让我心里很不踏实。特别当我看到受庇护的时间那么短,就感觉不太舒服”。

(译自德语: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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