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密度不該成為新冠疫情的替罪羊”
截至目前，世界上許多最致命、最觸目驚心的疫情都爆發在城市裡，新冠病毒疫情也讓人們開始對城市的未來產生質疑。但瑞士城市規劃研究學者Andri Gerber希望藉助一款網絡遊戲，證明人口稠密的城市可通過重新設計來應對公共健康危機帶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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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估算，截至2050年，全球68%的人口都將居住在城市地區。近年來很多人堅稱，如果我們想要實現城市能源的高效利用，就勢必需要增加人口定居密度。然而，現如今那些人口稠密的城市，卻成了新冠病毒最易傳播、疫情最嚴峻的地區。
由Gerber領導的研究團隊所研發的網絡遊戲“人口密度壓力”(德語名Dichtestress)，讓玩家得以親自探索並了解人口密度與病毒感染風險之間的關係。
蘇黎世應用科學大學建築、設計及土木工程系講師Gerber認為，在當前這個面臨疫情、氣候變化等多方威脅的世界，我們應該思考的核心問題是如何以人口密集、同時又兼顧居民安全的方式來建造我們安居的城市。
玩家可通過第一視角在各城市街頭穿行。遊戲規則是：作為已經感染某種傳染性病毒的“病毒攜帶者”，玩家在街頭遇上路人或集會人群時，與他人保持當前各國衛生部門所推薦的1.5米“安全社交距離”， 並儘快找到通關出口；全程應盡量減少感染其他角色的機率。
設計者從過往500年建築史中選取了6個人口密度水平存在較大差異的城市。其中包括1490年由建築師Francesco di Giorgio Martini打造的“理想城市”模型，已於1995年被拆除的香港九龍城寨-該地曾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2020年位於蘇黎世老城區的尼德多夫住宅區(Niederdorfquartier)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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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資訊swissinfo.ch：您如何看待城市規劃和流行病之間的關係？
Andri Gerber：流行病本質上就和城市有一定的抵觸性，因為城市的集聚性就要求人們群體性聚集並共享空間，但很顯然，這違背了保持社交距離、以預防或遏制傳染病蔓延的原則。只要你把人們聚集到一起，就會有流行病傳播的風險。
我們不妨以蘇黎世為例，在過去數世紀期間，蘇黎世遭遇了太多的流行病疫情，相繼數十萬人在霍亂、傷寒疫情爆發時不幸喪生。然而就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我們似乎已經全然忘記了這段歷史。
自古希臘羅馬時代起，“城市”這一概念就始終是安全和文明的代名詞，似乎和混亂、動盪、岌岌可危毫不沾邊。從傳統意義上，城市就代表著秩序。當你定居和生活在一座城市裡，你就會有一種莫名的安全感和秩序感。我們人類的天性，就是傾向於忘記、或不自覺地迴避去思考近在眼前的潛在威脅，譬如目前的新冠疫情。
因此，整個城市規劃史可以說就是一部流行病史，也是一段不斷探索力求創造更好、更健康的城市空間的歷史。
聽起來似乎我們總是在疫情發生之後，才開始對城市規劃進行重塑。這是否意味著面對疫情危機，城市規劃扮演的角色是補救，而非預防？
答案是，但也不是。即便你看希臘人那個時代，他們當時就已經有意識地選擇疫情風險相對較低的地區作為新城市的選址了。
希臘伯里克利時代享有“古代世界醫學之父”美譽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of Kos)，是首位提出建議在新城邦破土奠基之前，用“肝臟占卜”的方法來評估一個候選地點健康狀況的人-當然，這種方式是非常殘酷的。他們會把動物帶到打算將來在此建造城市的地方放牧。過一段時間，他們會舉辦祭祀宰殺動物的儀式，並現場仔細檢查那些動物的肝臟。如果肝臟出現病變，他們就會進一步確定這些動物是否感染了某種傳染性疾病。一旦推斷出該地區的水源或食物帶原某種傳染病，他們會立即放棄此地，另覓他處建造城邦。我們不難發現，那個年代的人在城市規劃過程中對流行病的警惕程度，不亞於對空氣、陽光、溫度等因素的重視程度。
重要的是我們要記住，一座城市絕不是三、四年就能平地而起、建造完成的，而需要一、兩個世紀。城市規劃，不能快速應對(某種疫情)的設計。
回顧瑞士和其他國家的歷史，在城市規劃方面有沒有採取過一些有效措施來對抗流行病？
在19世紀中葉以前，我們的祖先在城市規劃方面主要聚焦於建設包括街道、公共交通線路、醫療設施等必要的城市基礎設施。一旦城市裡爆發疫情，他們會簡單地將感染傳染病的患者驅逐出城市。這種措施更多地是著眼於短暫地控制傳染病傳播，而不是通過對城市進行改造來防止或者遏制未來潛在的疫情爆發。如果你根本就不清楚傳染病從何而來，你就無法有效作出反應。
不過流行病傳播分佈圖譜在19世紀取得了重大躍進。 1854年，被譽為“流行病學之父”的英國醫生約翰·斯諾(John Snow)通過首次繪製出一份“倫敦霍亂傳播追踪溯源地圖”，從而確定了疫情的源頭。這完全改變了公共衛生以及城市設計看待流行病學的態度，因為人們開始意識到，他們能夠通過對某些公共設施的重新選址或者調整城市基礎設施來追踪感染源、預防或控制潛在流行病的蔓延。
也是從那時起，瑞士的整個城市基礎設施-尤其是水源和衛生設施的連接-都得到了逐步重建，很多設施或被取代，或完全淘汰。蘇黎世市利馬特河畔修建於中世紀的Ehgraben(古稱為“溝渠”)可以說就是個典型的例子。早在蘇黎世正式大規模修建廁所和地下污水排放系統之前，這種狹窄的溝渠多年來就充當著開放式下水道的角色，當地居民毫無顧忌地把廚房和廁所垃圾都直接倒進去，一旦出現傳染病，這裡就會是傳播的重災區。
武漢作為中國境內新冠疫情爆發的始發地，也是中國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與此同時，美國疫情最嚴重的城市之一-也是該國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就是紐約。我們是否可以據此認為，人口密度大，是疫情爆發的主導乃至決定性原因？
我並不認可這種說法。人口密度本身不該被譴責，也不該成為新冠疫情的替罪羊。核心問題在於，我們該如何以合理的方式去設計和建設一座人口密集的城市。
我們不妨看看紐約。從城市設計的角度來看，它是一座內部功能區域彼此隔離的城市：室外綠地極少，卻有一座龐大的中央公園(Central Park)。看起來挺酷的，但從防疫的角度來評判，這可不是什麼理想的設計。紐約的確需要更多分散性的室外綠色空間。傳統的歐洲城市則擁有更多的室外綠地和多座城市公園，這讓我們在面對疫情時，天然擁有了相對更強大的“抵抗力”。
但毫無疑問的是，以蘇黎世老城區為例，由於該地區居民密度相對較高，目前仍然保留下來的中世紀街道和彼此之間距離極其狹促的老房子，並不利於遏制傳染病的傳播。
很顯然，在當前新冠疫情和城市規劃的關係上，城市人口密度是我們必須去思考的問題。這也是我們在網絡遊戲《人口密度壓力》中試圖解決的問題。在這款遊戲裡，我們設置了不同的人口密度水平、不同的城市建造方式。可以說，這款遊戲帶有很強的政治色彩，目的就是要挑戰當前各界對城市密集化的批評。體驗過這款遊戲你就會明白，即使某座城市人口密集，它也可以為人們創造足夠的空間，讓他們在保持嚴格安全社交距離的同時自由享受戶外活動的樂趣，這才是合情合理的。
根據聯合國對“特大城市”(又名“巨型城市”，megacity)的定義，瑞士其實並沒有所謂的特大城市。這是否意味著瑞士各座城市因人口密度和城市化水平較低，所以對新冠疫情的抵抗力天生就強於其他國家呢？
的確，我們瑞士沒有特大城市，但整個瑞士可以說就是一個事實上的特大城市。
瑞士存在的問題在於，由於高效、鋪設密集的全國公共交通網絡，所有的城市、鄉鎮和村莊彼此之間都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而且全國相當比例的上班族都得依靠公共交通通勤上下班，居民流動性很強，這顯然不利於控制新冠病毒的擴散傳播。
很多研究人員表示，未來的城市需要更加區域化、本地化，尤其是在後疫情時代。澳大利亞墨爾本就提出了“20分鐘生活圈”的概念，也就是幾乎所有我們需要的設施-購物、教育、娛樂和體育設施、醫療機構，都在距離家20分鐘步行或者騎自行車就能抵達的範圍內。這種“自給自足式”的城市小社區，會成為今後預防流行病傳播的有效途徑嗎？
巴黎也在試行“15分鐘城市生活圈”。這種想法絕對是一個鼓舞人心的新概念，不僅在巴黎或墨爾本，即便在瑞士也是熱議的話題。
和其他國家相比，瑞士的城市規模較小，所以很多居民實際上已經生活在“15分鐘生活圈”裡。但在瑞士，我們更多地是從能源永續發展的角度出發來搭建這種模式，而並非把立足點放在公共健康的角度。換而言之，這種概念並不被我們認為是一種有針對性的、有效的預防流行病的方法。
正如很多研究人員所預測的那樣，新冠病毒可能會永遠伴隨我們存活下去，不會被徹底消滅，其他的新型流行疾病也會出現。所以我認為，一座成功的未來理想型城市，應該是能夠適應各種不同威脅的城市-不僅要適應流行病，還要適應戰爭、自然災害、環境危害或其他緊急情況。如果新冠病毒真的會成為我們生活的常態，那麼我們定居的城市就應該更具有彈性和迅速復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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