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在瑞士(下篇)

1918年11月7日列宁在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时，在红场讲话。 Laski Diffusion/East News/Getty Images

谨以此文纪念一百年前的俄国十月革命。无论新时代的人们是否关注、以怎样的视角关注，那里发生的事件至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殊不知，当革命大幕拉开的时候，最终的主角却滞留在几千里外的瑞士，从而引出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归途和一则令人唏嘘的故事。

一

1917年4月9日，复活节星期一。

一列普通的瑞士联邦铁路慢车，正沿着丘陵向北驶去。窗外传来阵阵水声，空气中弥漫着一层薄雾。行至莱茵河上，只见桥下急流奔涌，陡然跌入一道150米宽、23米深的悬崖，发出巨大的轰鸣。

车内乘客不多，其中有一群衣装简朴的流亡者。他们想要回家，回到几千里之外的俄罗斯。但是，这趟车只能到达边境。在另一边的德国，战争已持续了三年。就算烟霾遮蔽天空，铁血侵蚀大地，欧洲仍不见和平的曙光。不过，一些微妙的变化正悄悄出现，胜利的天平在渐渐倾斜。

一年来，德意志帝国的坏消息不断。德军在凡尔登、索姆河和北海都没有占得便宜，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接管了最高指挥权。两大盟友中，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病逝，继位的卡尔一世似乎无心恋战；奥斯曼帝国爆发了阿拉伯起义，青年土耳其党的统治已日薄西山。在国内，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和梅林领导的国际派发表《斯巴达克信札》，谴责政府的侵略行径；社民党主席哈阿兹为首的少数派以退党为代价，首次在议会投票中反对战争。1916年冬季，冻馁之患席卷全国，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正在进退维谷之时，传来一项重大利好：敌对的沙俄已经风雨飘摇。

虽然尼古拉二世亲赴前线指挥，但无力挽回俄军节节败退、军心涣散的颓势。国内无人主政，官僚昏庸无能，杜马形同虚设。生产凋敝，路有饿殍，民众对战争深恶痛绝。1916年，俄国城市记有243起政治罢工。到了1917年头两个月，下层民众由于食物短缺和通货膨胀被逼入绝境，罢工数量猛增至一千起以上。尽管惩罚愈加严厉，抗议浪潮却此起彼伏，奉命镇压的士兵开始哗变。甚至谋杀拉斯普京激起的欢呼，也很快消失在一片阴郁而绝望的气氛之中。

由于协约国的工业实力和资源总量远居同盟国之上，战争每迁延一日，德国就输掉一分。既然在正面战场无法速战速决，德军早就打算剑走偏锋，比如重启无限制潜艇战，尽管此举将激怒潜在的强大对手–美国；在战场上投放芥子气，哪怕将背负违反人道的恶名；煽动殖民地、少数族裔和革命分子闹事，从内部瓦解敌人。从俄国的动荡局面中，德国看到了希望：如果能尽快迫使俄国退出战争，就能结束痛苦的两线作战，就能集中兵力给英法决定性一击，就能赶在美国参战前赢得战争的胜利……

德军起初考虑政变，但在俄国内部没有找到足够的支持者，于是寄希望于反对派。除了芬兰、波兰、乌克兰等地的分裂势力，有实力掀起大规模动乱的，首推曾经点燃1905年革命之火的社会主义者。

德意志权贵对社会主义素无好感，对革命更是畏之如虎，驻瑞士公使吉斯贝特·冯·隆贝格也不例外。但他知道，瑞士是俄国政治难民的聚集地(估计有7000人)。多数流亡者能够安分守己，但仍有一小撮极端分子，毫不妥协地反对沙皇和战争。问题是，即使德国愿意冒险支持俄国革命，这些人会无视德军对同胞的杀戮，接受援助吗？

二

列宁故居 他山未眠客

越过欧洲最大的瀑布几分钟后，列车到达沙夫豪森站，一些瑞士海关官员登车检查。烽火连年，中立国不免受到冲击，瑞士出现食品和能源短缺。由于出口管制，俄国人携带的干粮在这里和边境小镇塔英根被没收大半，令他们痛惜不已。没等他们缓过神来，列车已经穿过一片路障和哨卡，进入德国领土，缓缓开入底站戈特马丁根。

两名制服笔挺、皮靴锃亮、面无表情的德国军官–由鲁登道夫将军亲自指派的冯·普拉尼茨骑兵上尉和懂俄语的冯·布林中尉在站台上等候。俄国人一下车，便被二人不由分说地领进候车厅，下令按性别分成两排。许多人内心打鼓：德国人想做什么？难道这是个陷阱？在紧张的气氛中，人们将目光投向一位身材矮小、蓄着山羊胡、戴着八角帽的中年男子–列宁(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他们的团长和领袖。

战争爆发以来，列宁已在瑞士客居了两年半。昆塔尔会议召开前的1916年2月，他和妻子克鲁普斯卡娅从“小资产阶级民主的牢笼”伯尔尼移居苏黎世。这里物价略高，但拥有令人心旷神怡的湖景、更大的左派社群和较多的信息渠道，利于开展理论研究和组织建设。

在利马特河右岸不远处的镜巷(Spiegelgasse)14号，列宁在一个鞋匠的两居室公寓里租下了一个面积狭小、窗临烤摊、设施简陋的房间。在这条不起眼的巷子内，瑞士神学家和诗人拉瓦特尔、德国文学家毕希纳曾先后居住在11号和12号。更巧合的是，就在几十米外的镜巷1号，一群反战和叛逆的艺术家在同月开设了“伏尔泰酒馆”(Cabaret Voltaire)。或许在某日晚上，走过巷口的列宁曾注意到玻璃窗内传出的喧嚣，并对台上的古怪表演感到困惑。谁能意料，两场世纪革命–一场艺术的，一场政治的，就这样在这里擦肩而过。

伏尔泰酒馆 他山未眠客

列宁更熟悉六鸣节广场附近的“歌剧院咖啡馆”(Café Odéon)。在那里，他可能遇见过爱因斯坦、詹姆斯·乔伊斯、茨威格、毛姆(英国秘密情报局特工)、雷马克……不同于高谈阔论的其他客人，列宁只是偶尔在此饮茶看报，很少被革命以外的事物吸引注意。

他最常去的地方是图书馆，特别是刚由苏黎世州立和市立图书馆合并成的中央图书馆(Zentralbibliothek)。几乎每天早上9点，他会在开馆时准时到达，中午12至13点闭馆时回家午餐，之后再次前往，直到18点闭馆。日复一日，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着这里的营养，留下了148本书和232篇文章的笔记；夜复一夜，他延续着在齐美瓦尔德和昆塔尔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激情和执着，用利刃般的词句向敌人发起一波波猛攻！

6月，列宁完成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1月，他又写道：“如果帝国主义战争没有转变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战争，就只能通过帝国主义的和约来结束……只有当我们在全世界而不只是在一国内完全征服和战胜资产阶级，才能完全免除战争！”

尽管如此，这位决不妥协、毫无情面的斗士已漂泊异乡十多年，革命的前景却越来越黯淡。战前，布尔什维克是俄国发展较快的政治团体，受到重工业、铁路工人和水兵的欢迎。不料，它在沙俄公共安全与秩序保卫部的渗透下屡遭打击，特别是《真理报》1914年7月被查封，中央委员会12月被集体逮捕。由于战时监管，列宁只能从瑞士报纸上搜寻关于俄国的报导，将自己的撰稿发往国内也愈发困难。他能够直接联系的党员很少，对组织的控制力越来越弱，只好看着国内多数同志的立场向其他派别靠近。

由于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列宁感到健康状况不佳，不得不婉拒了一些演说邀请。他不确定是否还能亲眼看到革命再次发生。1917年1月22日，列宁在瑞士工人青年大会上的讲话结尾时说道：“我们这些老人也许等不到未来这场革命决战了。但我可以充满信心地说……青年人将是幸运的，他们将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中战斗，并将赢得胜利。”

瑞士报刊上的列宁 Schweizer Nationalmuseum

三

什么也没有发生。德国军官也许只是清点人数，或者想给客人们来个下马威。不一会儿，他们将俄国人重新领入站台。

一列蒸汽机车冒着白烟，后面挂着一节绿色木质车厢。车厢内有三间二等座、五间三等座、两间厕所和一间行李房。德方本可以提供高级软卧，但俄国人要求最便宜的座位。列宁及其他携带家眷的乘客得到二等座，多数人只好忍受拥挤的三等座，德国军官则坐在车尾。为了表明不与敌人接触，有人用粉笔在乘客和军官之间的地上画了一道主权分界线，可以越过此线的只有担任中介的瑞士人普拉滕。所有人登车后，站台一侧的四扇门有三扇被反锁，构成了传说中的“封闭”列车。

列车开动了，但它很快就停在辛根，并将在这里过夜。德军看守给客人们买来面包和啤酒，然后下车去了。旅客们有些兴奋，伴随着过路车的嘈杂，一会儿高唱马赛曲，一会儿哄堂大笑。许多人去厕所吞云吐雾，排起的长队阻塞了过道。列宁感到心烦意乱，拟了一份车内纪律，命令众人安静些。他在旅途中顾不得休息，有时奋笔疾书，有时呼唤同志加入讨论。在返回国内之前，他需要根据一个月以来的新形势，继续修改革命理论。

一切改变始于1917年3月15日。那天本是个寻常日子，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正走在前往图书馆的路上。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波兰革命者布隆斯基迎面跑来，手中攥着一份《苏黎世邮报》。他激动地宣布：“经过三日战斗，俄国革命宣告成功！”

列宁仿佛受到了电击。他不敢相信，一把抢过报纸，凝视着那令人震惊的文字。

年初以来，在饥饿的驱使和左派的鼓动下，越来越多的俄国工人起而反抗战争和暴政。3月8日(俄历2月23日)即国际妇女节这天，彼得格勒维堡区纺织女工的游行引发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洪流，成千上万的抗议者涌上街头。3月10日(2月25日)，首都发起总罢工。3月12日(2月27日)，卫戍部队大规模倒戈，示威者占领了国家杜马所在地–塔利夫宫，旧贵族和资产阶级主导的杜马临时委员会及代表工人和士兵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先后在此成立。虽然民众支持苏维埃，但它既没有信心接管权力，也拒绝加入资产阶级政府，导致了政府有名无实、苏维埃有实无名的“双头统治”的出现。3月15日(3月2日)，得到军方和财阀支持的俄国临时政府在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尼古拉二世被迫宣布退位。由于指定的继任者米哈伊尔大公拒绝接受皇位，罗曼诺夫皇朝宣告灭亡，俄罗斯进入共和国时代。

放下报纸，列宁丝毫没有因为沙俄崩溃而感到“漫卷诗书喜欲狂”。相反，他对资产阶级摘取革命果实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控制了苏维埃表现得出离愤怒。列宁脸色苍白，忐忑不安，挥舞双拳，大声叫嚷：“这太意外了！简直难以置信！我们必须回去，但怎么才能回去！不，这确实出乎意料！不可想象！”

3月19日，列宁向本党同志发出指示：“我们的策略是彻底的不信任，不给新政府任何支持。”3月24日，他写道：“我们需要一个国家，但不是资产阶级需要的那种将警察、军队和官僚机构等权力机关与人民分离并与之对立的国家……无产阶级必须打破这一现有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新的，使警察、军队和官僚机构与武装到最后一人的人民融为一体。”

当临时政府宣布大赦政治犯，当苏维埃召集国内外的革命者前往首都，散落各处的流亡者开始寻求回归。3月25日，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回到首都。3月31日，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泽雷特里回归，很快成为苏维埃的实际领袖。

从瑞士返回俄国必须经过北欧，列宁的好友加涅茨基正在瑞典组建政治流亡者遣返委员会。但若想前往北欧，唯一合法而安全的线路需要穿越协约国控制区，即穿过法国到达海岸，然后乘船经英国前往挪威。

列宁立即致信伊涅斯·阿曼德，请她协助与英法当局联络。但是，协约国最害怕俄国退出战争，不可能给反战人士特别是革命派提供任何支持。当身在纽约的托洛茨基企图越洋返国时，就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被当作特务羁押了一个月。因此，同在瑞士的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建议等待临时政府发来正式邀请，并向列宁指出前往协约国的危险。可是，列宁怎愿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只求立刻回国领导革命，拯救被引上歧路的人民！

由于迟迟没有收到答复，列宁急得手足无措：“我无法忍受自己不能去斯堪的纳维亚！我无法原谅自己1915年没有冒险前往！”他给加涅茨基寄了一张照片，要求制作一本假护照，并诉苦道：“您可以想象，在这样的时刻被困在这里对我们有多么痛苦……我们必须想办法启程，哪怕要穿过地狱。”

 四

4月10日清晨，机车再次启动，向斯图加特驶去。山谷变得开阔，露出起伏的原野。俄国人战前熟识的德国不见了：窗外田野荒芜，人群面容悲苦，不时有路人冲着车窗表达怨怒。德国工会代表威廉·扬松不知何时获准登车，但列宁拒绝与其见面。

当晚，列车停在法兰克福，但在次日启程时已经晚点。尽管德国王储的私人列车也为之让道，列车还是没有赶上当天前往瑞典的轮渡，不得不在柏林滞留了20个小时。

4月12日早上，列宁一行完成了在德国境内最后五个小时的旅程。列车首先前往海滨小城施特拉尔松，然后摆渡至吕根岛，最后驶向该岛东北角的萨斯尼茨。在阴冷的海风中，在德国军官的注视下，俄国人告别封闭的列车，登上“维多利亚女王号”汽船。跨越波罗的海的航行需要四个小时，德国外交部已经争取到了瑞典的过境许可。

海浪的颠簸让许多乘客头晕目眩，只有列宁等少数人除外。开船后，他收到一封写给“乌里扬诺夫”的电报：空等了一天的加涅茨基将在对岸迎接他们。

加涅茨基原名雅可布·福斯滕贝格，1879年生于华沙犹太家庭，1896年加入波兰社民党，1907年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在党内，他是列宁的重要支持者，1914年帮助列宁出狱并避难瑞士。加涅茨基长期隐匿身份，在海外为革命筹集资金。他认为，如果无法经过协约国到达北欧，就必须穿过与俄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德国。马尔托夫和拉狄克也向列宁提出了该方案。

取道德国？！乍一听，列宁觉得风险太大：如果没有获得许可，就可能在过境途中被德方作为间谍或革命分子逮捕；如果请求德方给予许可，则可能会在俄国招致广泛非议而葬送政治生命，或在归国后被临时政府以叛国罪处以重刑。毕竟，已有法语媒体转载了临时政府外长米留科夫的声明：将在边境逮捕所有依靠德国帮助返乡的俄国流亡者。

列宁知道，德方一直在寻找使沙俄退出战争的人物。早在1915年，爱沙尼亚民族主义者亚历山大·凯斯库拉就建议德方支持布尔什维克，但他没有赢得列宁的信任。二月革命后，德国原本希望与俄新政府单独媾和，没想到把持临时政府的米留科夫、克伦斯基等都是主战派。于是，德方将希望寄予各路反对派。

1917年之前，柏林高层恐怕还叫不出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名字。不过，列宁作为唯一公开支持立刻结束战争并接受战败的俄国革命者，早就吸引了情报机构的注意。隆贝格3月23日向国内报告：“俄国人想经过德国返乡。”同日，德国外交部国秘齐默尔曼致电德军最高指挥部称：“因为极端派别在俄国得势符合我们的利益，允许他们过境德国似乎是合理的。”军方渴望将俄国拖离战争，开始认识到列宁的价值。

问题是，列宁虽放弃了求助协约国的希望，但对接受德方的帮助抱有顾虑。有传言称，列宁3月底曾在法国左派记者亨利·吉尔伯的陪同下与德方代表碰面，但可以证实的只有隆贝格4月3日向柏林的报告：尽管他向流亡者发出了愿意合作的信号，但仍没有人和他接触，似乎是因为害怕在彼得格勒丢失颜面。

五

陆地出现在视野中，旅行团将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最南端的特雷勒堡登岸。只见码头上红旗招展，特雷勒堡市长和加涅茨基已等候多时。

简短欢迎过后，列宁一行登上前往马尔默的火车。在那里，加涅茨基在高档的萨伏依酒店为饥困交加的旅行团预订了自助晚餐。当所有人都在大快朵颐，列宁仍废寝忘食地和加涅茨基讨论瑞典政治局势。当晚，他们又马不停蹄地乘车赶赴斯德哥尔摩。

4月13日早上，在抵达瑞典首都之前，有些闻讯而来的记者进入车厢采访，列宁命令大家无视。许多瑞典左派，如斯德哥尔摩市长卡尔·林德哈根、列宁的好友弗雷德里克·施特罗姆和图尔·内尔曼都前来迎接，并为客人们预订了酒店客房。列宁无暇休息，随即参加林德哈根和工会组织的见面会。他试图澄清乘坐德国火车的原委，并请施特罗姆为后半段旅行募捐。在拉狄克陪同下，衣衫老旧的列宁还抽空买了西装和便鞋，但没来得及去狱中探望齐美瓦尔德战友霍格伦。18时37分，一行人手持加涅茨基资助的车票，在《国际歌》的欢送下登上卧铺列车，继续北上。

出发前，考虑到奥匈帝国国籍的拉狄克可能无法进入俄国，列宁让他留在斯德哥尔摩，与加涅茨基合作建设布尔什维克的海外基地。有分析认为，列宁还指派拉狄克与左派活动家帕尔乌斯联系，请求为革命行动提供资助，尽管他在公开场合始终否认与帕尔乌斯存在任何接触。

帕尔乌斯原名拉萨列维奇·格尔方德，1867年生于俄国犹太工人家庭，20岁成为社会主义者，流亡德国后加入社民党。他与考茨基、卢森堡等左派领袖都有来往，曾帮助列宁在德出版《火星报》，启发托洛茨基提出“不断革命论”。1906年，帕尔乌斯被俄国政府逮捕后逃脱，从此以推翻沙俄为己任。他体态臃肿，生活奢靡，既是人脉极广的革命家，也是精明的投机商。在与高尔基就版税问题发生纠纷后，他于1910年移居土耳其，从事军火生意。一战爆发后，帕尔乌斯返德，协助德国政府颠覆沙俄，1915年获得500万帝国马克经费。

为制造叛乱和罢工，帕尔乌斯计划整合俄国左派，并向德国高层推荐布尔什维克。不过，列宁从未掩饰对帕尔乌斯为人和立场的蔑视，双方直接合作的难度很大。

1915年夏季，帕尔乌斯设立了一家外贸公司，先后通过丹麦和瑞典开展德俄之间的黑市交易。有趣的是，公司负责人正是加涅茨基。极有可能，通过加涅茨基和拉狄克的中介，列宁与帕尔乌斯长期保持联系。虽然没有确凿证据显示，帕尔乌斯究竟向布尔什维克提供了多少援助及其资金来源，但他一定是促使德方帮助列宁返俄的幕后人物之一。

另一位重要人物是瑞士左派和齐美瓦尔德运动领袖罗伯特·格里姆。1917年3月29日至4月2日，他作为俄国流亡者的代理人四度与隆贝格会面。但是，格里姆既不想支持列宁的革命行动，也不满于俄国人意见分歧，因此决定退出。幸好，瑞士人弗里茨·普拉滕伸出援手，继续代表列宁与德方斡旋。普拉滕是德国移民之子，对列宁的理论崇拜不已，甚至不惜反对自己所属的瑞士社民党。

列宁仍在犹豫和权衡。思虑再三后，他反客为主，提出了一份接受合作的条件清单，包括以下内容：

一、此事不得引起公众注意；二、不能产生“乘客是在德国政府授权下从敌对的德国领土上通过”的印象；三、列车必须封闭，并应认为不处于德国境内，而必须享受“治外法权”；四、不得检查乘客护照，德方未经许可不得进入流亡者所在的车厢，由普拉滕担任乘客和看守之间的中间人；五、列车应尽可能少停留，不得强迫乘客离车；六、不得由于政府主张而歧视潜在的旅客。这些要求不仅着眼于保证乘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也是为未来的自我辩护做准备。作为交换，流亡者回国后，必须促使俄方尽快释放羁押的同盟国战俘。4月5日，隆贝格向柏林报告了上述条件。

列宁的条件无疑有些苛刻，但留给德国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由于“齐默尔曼电报”事件，美国于4月4日对德宣战。德国的前途越来越渺茫，必须立即结束东线战事，并在美军登陆欧洲前一举击溃英法联军。尽管无法判断将列宁送回俄国的具体后果，德国政府和军方还是同意了这位“政治罪犯”的要求。

谈判结果传开后，列宁被多数流亡者和瑞士左派斥为叛徒。但他不为所动，最后几天在伯尔尼和苏黎世之间奔波。许多报名同行者表示付不起旅费，但列宁拒绝让德方资助。格里姆答应帮助筹措些盘缠，普拉滕则忙着与隆贝格商定行程细节。

4月8日是星期天。上午，次日即将启程的列宁抱着最后的希望，给美国驻瑞使馆打了电话。值班的是年轻的特工艾伦·杜勒斯，也就是三十年后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他似乎听说过列宁的名字，但因为有约在身，所以只是简单地应付道：“请您周一再来电。”如果杜局长的故事不是杜撰，列宁至此才终于下定决心：为了革命赌上一回，不仅将身家性命，也将个人名誉置之度外。

六

这是路途最遥远的一天。4月14日清晨5时30分，列宁一行在布赖克换车。晚上22时许，他们在布登再次换车，驶向北极圈附近的哈帕兰达。

窗外的时光仿佛在倒流，大地回到了银装素裹的冬天。在针叶林海和封冻湖畔，不时有驼鹿、火狐和极地兔出没。在漫长的旅途中，列宁一直专心阅读在瑞典首都找到的俄文报刊。

在彼得格勒，是否继续战争成为最核心的政治话题。4月8日，临时政府向苏维埃执委会提交的政策文件草案主张继续作战，赞成“基于民族自决的和平”，但没有提及“不兼并的和平”。尽管这不符合原则，但苏维埃仅调整了一些表述。4月9日，经它同意的临时政府战争立场文件发布，结束战争被无限制搁置。见此结果，列宁厉声痛骂齐赫泽、泽雷特里等苏维埃领导人。

4月15日(俄历4月2日)早上7时许，列车缓缓驶抵俄瑞边境的哈帕兰达。这里是协约国与俄国之间最后一条陆上通道，宽阔而冰封的托尔讷河分隔了两个世界。大量商旅、间谍、货物、邮包往来于此，有时会进行战俘交换。对岸就是俄属芬兰的托尔尼奥，树林后探出一面象征革命的红旗。

下车前，列宁召集众人，讨论如下事宜：一、在边境如何应对；二、普拉滕若被拒绝入境，当往何处；三、如果到达彼得格勒后受到审讯，应当如何谨慎应对。很多人担心会在入境后被直接处决，列宁则试图平息大家的恐惧。他建议，成立由他为首的五人委员会作为代表，其他人应保持缄默。但现实的问题是，他们是否能够顺利入境？

一行人来到岸边，河上没有桥梁，唯有雪橇作为交通工具。在寒风中，旅客们两人一组，向对岸的边防站滑去。

在帝俄时代，托尔尼奥的边防检查素以严格著称。不过，根据当时一份德方情报，“以前在托尔尼奥有65名边防官员，他们仔细地盘查所有入境者。如今只剩下16名士兵，检查也变得更快。”或许，革命后的形势使检查有所松动？

在本地居民的围观下，一行人手持护照，拖着行李，走进检查哨。不出意料，普拉滕被拒绝入境。但没有想到的是，其他人被分成男女两组，每位入境者都受到一连串仔细而严厉的审问。行李受到严格检查，有些人不得不脱至内衣，让人联想起帝俄时期搜查革命文件的情景。

列宁的书籍和文章也被翻了个底朝天。面对数位边检人员的诘问，他小心翼翼地反复解释说，自己只是个想回家的记者。双方对峙着，边防始终没有要松口的意思。几个小时过去了，究竟是怎么回事？或许有人认得列宁，想故意拖延时间？

列宁有些不安，但他在出发前已经破釜沉舟。

那是六天前的4月9日中午。列宁夫妇、阿曼德、季诺维也夫一家、索科利尼科夫等32位成人和2个孩童在苏黎世火车站附近的“策林根府”(Zähringerhof)咖啡馆集合，许多流亡者前来送行。

在“最后的午餐”前，列宁做了一番告别演说。他不是向听众解释与德方合作的原因，而是继续批判格里姆和右倾的社会爱国主义者，预言世界革命“将很快洗净这股国际工人运动的肮脏泡沫”。他强调，返回俄国不是为了和资产阶级谈判或谋求一官半职，而是为了将革命引向第二阶段。“帝国主义战争的客观条件决定了，革命将不会局限于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不会局限于俄国……帝国主义战争向国内战争的转变正开始变成现实。”最后，列宁以全团名义宣读了一份声明：尽管米留科夫威胁将他们扔进监狱，他们还是决定回国。每位旅客都在声明上签了字。

在夹杂着不少嘘声的送别声中，一行人走进苏黎世火车站，踏上瑞士境内的第一段旅程。普拉滕比喻说，他们仿佛是一群角斗士，正走向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场比赛。

15时20分，哨声响了。历史的车轮开始转动，牵引世界上最危险的革命家离开瑞士这片革命的温床，消失在遥远的北方。

再见，列宁！

七

如今，后人已无法确切地知道，当列宁在边防站等待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据说，协约国有情报人员参与了盘问，但没有找到阻止列宁入境的合理借口；据说，边防站曾向首都发出请示，但克伦斯基的司法部答复称，民主的俄罗斯不拒绝本国公民入境；据说，米留科夫曾获得一份旅客信息，但出于轻视而没有将其写入黑名单。总之，禁入或逮捕的命令都没有到达托尔尼奥。熬到傍晚，那只悬而不决的手终于落下，“梆”地一声，盖戳放行。

带着轻松而喜悦的心情，列宁踏上了芬兰的土地。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前往邮局，向彼得格勒的亲人通报消息：“(将于)周一23点抵达。告知真理报。乌里扬诺夫。”第二件事是采购报纸。他搜罗到几份革命后复刊的《真理报》，如获至宝。

4月16日(俄历4月3日)是俄历的复活节星期一，南下的火车将归心似箭的乘客们带回了春天。快到赫尔辛基时，众人换车东行，在泽列诺戈尔斯克再次转车。

在简陋的宽轨车厢里，列宁继续埋头读报。他曾给柯伦泰寄去两篇《远方来信》，但《真理报》只刊登了一篇，号召抵制资产阶级政府的段落也被删去了。看来，党报的立场和他有很大出入。列宁决意发挥自己的鼓动天才，将赞成“革命护国”的加米涅夫、斯大林及其他摇摆不定者重新争取过来。

天黑时分，列车在雨中抵达芬兰与俄国本土的边界–距离彼得格勒40千米的小镇别洛斯特罗夫。车站聚集了许多人，不是奉命执行逮捕的警察，而是赶来迎接的加米涅夫、拉斯柯尼科夫和工人代表。没等列车停稳，他们就涌入车厢，把列宁抬上站台。列宁先惊后喜，与身边每一个人拥抱。然后，他在板凳上开始讲话，直到再次登车。

这场超过三千公里的漫长旅途即将接近尾声。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上午才得知列宁即将抵达，什利亚普尼科夫急急忙忙组织欢迎。此刻，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获得英国帮助的普列汉诺夫已于三日前到达，马尔托夫一个月后也将假道德国归来–已是人山人海。站台上红旗招展，标语林立，维堡区的工人、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手捧鲜花的妇女和一支军乐队组成的宏大阵势使人暂时忘记，他们欢迎的对象竟接受了敌人的帮助。

当晚点列车的车灯出现在夜幕中，兴奋的人群开始齐唱《马赛曲》(列宁显然想听《国际歌》)。终于，车门开启，列宁出现在门口，接过一束鲜花。在人群的簇拥下，他走进候车厅，撞见无奈前来的苏维埃主席齐赫泽。后者开始致欢迎词：“我们认为，保卫革命不受内部和外部的袭击，是革命民主的主要任务。为了这一目标，需要的不是分裂，而是团结所有民主力量。”

列宁没有作声。待齐赫泽说完，他转向周围的人群，大声宣布：“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是全欧洲内战的开始。整个欧洲的帝国主义每天都可能崩溃，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你们完成的俄国革命启动了这场崩溃，打开了一个新时代。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万岁！”

这些主张是许多人从未听过的，场面有些尴尬。列宁不以为意，他走出车站，看见几辆作为装饰品的装甲车。他在众人的帮助下登上战车，后者缓缓驶向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原芭蕾演员克舍欣斯卡娅的别墅，数百人浩浩荡荡地步行跟随。列宁居高临下，继续着热情洋溢的演说，仿佛一位凯旋的统帅。

托洛茨基说：“当列宁回到俄国，革命就开始了。”但是， 当列宁第二天在《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四月提纲)》中呼吁“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时，响应者依然寥若晨星。又有谁想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形势将发生怎样的巨变？

临时政府既没有解决社会矛盾，也没有足够的战争资本，错失了重建国家的机会。最终，吸纳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联合政府在七月攻势中兵败山倒，民心大损。此时，唯一的反对派–布尔什维克正在迅速壮大，被低估的列宁已重掌领导地位。

不知是列宁造就了革命，还是革命造就了列宁。他似乎拥有不竭的能量，感染着大批年轻而激进的信徒，冲垮了一个个更强大的对手。他直面广大民众最迫切的需求，给人以简单和美好的想象：一个人人享受“和平、土地、面包”和没有恶性通胀的崭新国家。这个国家，将在不久后“阿芙乐尔号”的炮声中冉冉升起。

故事还没有结束。1918年3月，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与德国及其盟友签署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为保住“十月革命”的成果，尽快退出战争，列宁力主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苏俄失去了30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三分之一的人口。相反，德国在非常有利的条件下结束了东线战事，对俄国革命者的投注获得了超值回报。

没想到，德国机关算尽，最终还是失算了。一鼓作气的西线攻势没有成功，国内反而步俄国后尘，爆发了革命。不到半年功夫，战争以德皇退位、德国无条件投降而结束，前述条约被苏俄单方面废除。德国自以为利用了列宁，最后反被列宁利用了。

当然，以后人观之，列宁也只成功了一半。欧洲革命到底没有实现，他所缔造的苏维埃共和国也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一百年后，芬兰车站前不见了装甲车上的领袖，却留下一尊高大的雕像–那是在列宁逝世两年后铸成的。他的目光犀利，表情坚毅，右手前伸，仿佛在号召人们继续革命，向着那个逼真而残酷的美丽新世界。

*编者：《列宁在瑞士》由他山未眠客供稿，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