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号的累积和大问号的幻灭

1967年， 瑞士军队在阿尔高州的秋季演习。 Keystone

革命的、沸腾的1968年并非从天而降：这一年代无疑已成为集体记忆中的亮点，代表着太多的破旧立新。瑞士资讯swissinfo.ch《1968年前》这一系列报道讲述的是1945年二战结束后，发生在瑞士的各种变革-破除陈规陋俗、逆主流文化的反从众主义便是其中之一。

战后时期的繁荣仍在继续，但许多人并不为此而欣慰。早在20世纪50年代，瑞士保守派的社会观察家们就担心消费和工作会让人变得刻板化。1956年，前联邦委员Friedrich Traugott Wahlen指出，当时的人们仿佛是没有个性的灵魂，很机械化。由他发起的、著名的《Wahlen计划》倡议在二战期间，利用每一寸土地-甚至是足球场地-来种植作物，以补充国家粮食供给。 在Wahlen记忆中，那段战争岁月也是国民一心的团结年代。

但是在1945年后，瑞士人民开始义无反顾地向世界看齐。人们害怕跟不上世界的潮流。女士们热衷效仿被《Nebelspalter》杂志讽刺嘲笑的美国电影明星。时尚杂志上与现实脱节的女性主题在当时看来虽然似乎很有趣，但也引起很多人的担忧。

1967年：第一家Denner打折超市开在苏黎世Altstetten。 Keystone/Widler

人们脱离现实世界，追求怀旧幻想。全国形成了特殊性和个性化的风气，一个真正的人是什么样的呢？是拿着大镰刀，叼着雪茄的农民，但绝对不是穿着卡其色大衣的美术编辑。以至于当时质疑这种看法的人们反而被看作是不随大流。这些不随大流的人倒应该和Wahlen“英雄所见略同”，都认为人心不古，只是其观点背后的初衷肯定不同于联邦委员Wahlen。正如Paul Nizon后来写到到：在当时那种狭隘、桎梏人的反智社会里，“会思想的人都是叛徒”-1960年，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 在杂志Blick 中重提此言。

渐渐地，”不随大流者”变成了一种荣誉的代名词，但那些曾经以自己独树一帜而自豪的群体始终较为松散。直至1967年，才举行了最初几场正式的“反从众人士聚会”，但此运动并没能最终确立。

在此之后，一些反从众人士的名字出现在中学课本里，如：Peter Bichsel、 Max Frisch、Dürrenmatt、 Otto F. Walter，而其他人如今则无人问津。当时，反从众派的主要报刊媒体是 «Zürcher Woche» 和 «Weltwoche»-直至1967年，由于报社管理层更换以及反从众运动导向发生调整，情况才发生改变。有些人转为写诗，比如最近故去的库尔特·马蒂(Kurt Marti) 或者埃里卡·布克哈特(Erika Burckhardt)： 他们的诗和绘画富有反世俗风采。有些人转行拍了电影、成为哲学家或者选择了完全不同的道路。特立独行的Sergius Golowin写了一些关于神秘主义的书籍，后来又邀请毒品教皇蒂莫西利(Timothy Leary )里来瑞士。还有些人则投身政治，比如Arthur Villard，这位来自比尔的政治家同时也是反权威主义教师及拒服兵役者。

反从众运动主要活跃在瑞士德语区。一位曾经为«Zürcher Woche»撰稿的作者Hans Fleig这样写道：这是因为即使在冷战期间，瑞士法语区在政治上仍然保持着相对灵活性和开放性。

相关运动的专栏记者Fredi Lerch曾经写道，反从众行为者的共通点在于对陈规陋俗的抵抗。冷战令国家僵化。1956年匈牙利革命后，瑞士重新启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精神防御”。这种“精神防御”凝结了人们的自豪之情-令他们感到骄傲的是老联邦以及政府对一切威胁国内平衡的外部危险所做的顽强抵抗。

进入19世纪60年代后，任何对瑞士体系的批评都可以被看作是共产主义的猖獗渗透，而所有持异见者则都可以被视为 “俄国第五纵队”成员。但是反从众人士坚持着他们的质疑：中立和联邦制有用吗？军队是不是只是花拳绣腿而已？他们要重新挑战难以触及的敏感问题重，渴望找到真正的替代方案。在各派政治力量共治的、均衡稳定的民主体制中，他们的期望几乎就是天方夜谭。